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行霈在《陶淵明與魏晉風流》中解釋說：“所謂‘魏晉風流’是在魏晉這個特定的時期形成的人物審美的範疇，它伴隨著魏晉玄學而興起，與玄學所倡導的玄遠精神相表裡，是精神上臻於玄遠之境的士人氣質的外觀……更多地表現為言談、舉止、趣味、習尚，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準則。”
提到魏晉文學，自然不能不提“魏晉風流’。簡單地說，“魏晉風流’是指魏晉那一代名士們所追求的一種極具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其形成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本質是追求藝術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的人生。
這種“風流”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也體現出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
魏晉的“風流文人”
魯迅曾經將魏晉風度歸結為藥與酒、姿容、神韻，李澤厚則補充說：“還必須加上華麗好看的文彩詞章。”的確，無論是正始名士，還是竹林七賢等，都是以文才見長，各有其風采。可以說魏晉兩朝期間誕生的文人志士絕對不在少數。
下面我們便來看看這些文人的代表。
建安文學的代表——“建安七子”
建安九年，曹操佔據鄴城（今邯鄲臨漳）後，在中國北部開創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
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
哲學思想的代表——“正始名士”
建安文學主要的內容是對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但是，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到了正始時期（魏廢帝曹芳的年號），許多文人已經很少再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也可以說，這個時候正始文學已經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
“最早裸奔的名人”——“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中國魏晉時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稱，他們的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不同於建安七子，他們大都“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
因為當時社會處於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時期，此刻政局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以此來排遣苦悶的心情。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時常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也因此時常被人笑稱為“最早裸奔的名人”。
魏晉新浪潮捲起的成就有哪些
魏晉時期，不僅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在科學發展和其他文化萬面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而且這些突出的成就促進了魏晉新浪潮的誕生。
首先，從學術成就上來看。
數學上，魏晉時期的劉徽提出了計算圓周率的正確方法，南朝祖沖之算出圓周率的小數點之後七位，這個成就是個世界之最。
農學上，賈思勰寫了《齊民要術》，提出重農抑商，雲：“捨本逐末，賢者所非。日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
地理學上，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通過對自然環境和地理環境的觀察和研究，寫出了我國古代最為完整的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水經注》。這是一部歷史、地理、文學價值都很高的綜合性地理著作。另外，西晉的裴秀也寫出了《禹貢地域圖》。
其次，各民族進一步融合。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分裂割據的狀態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帶有不同的特點，具有明顯的差別，尤其是南北文化差異很大。然而，體現不同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風格的文化和成就卻在此時期慢慢融合在一起。各民族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也為隋唐時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魏晉風流
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獨特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是在魏晉玄學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
構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有：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外在特點為：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物為：陶淵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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