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魏文侯人用法家人物李悝為國相，魏國率先開始變法，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是為軍功爵制的雛形；到了秦孝公任用法家法治派衛鞅為相，秦國舉國實行著名的“商鞅變法”，在軍中實行軍功封爵。
商鞅變法時規定，凡有軍功者，奴隸脫去奴籍轉為國人，國人得以升遷，後規定去除奴隸籍，奴隸轉為新國人。軍功爵制激起了廣大官兵對爵祿、田宅和稅邑、隸臣等物質利益的巨大貪慾，從而起到增強軍隊戰鬥力的作用。秦國的軍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在各諸侯國中也是最強的。
秦的軍功爵制主要包括兩項內容
其一，"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這就是說凡立有軍功者，不問出身門第、階級和階層，都可以享受爵祿。軍功是接受爵祿賞賜的最必要條件。
其二，"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這是取消宗室貴族所享有的世襲特權，他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憑血緣關係，即"屬籍"，就可以獲得高官厚祿和爵位封邑。
這項規定，造成了戰國時"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的時代特點。軍功爵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顯示了勃勃生機。
秦國施行的軍功爵制，在賞賜爵秩的原則上還有較嚴格的限制。
其原則之一，是"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韓非子·定法》說，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戰士能斬得敵人一顆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及與之相應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斬殺的敵人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斬敵人首級五顆，還可以役使隸臣五家。總之，軍功的大小決定著將士"尊卑爵秩等級"的高低。
其原則之二，是爵位高者賞賜重，爵位低者賞賜輕，對士兵的獎賞低於軍官。依秦制，劃分爵位為二十級，從一級公士到二十級徹侯。軍隊在攻城圍邑時如能斬殺敵人八千以上，野戰時如能斬殺敵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隊，就對全軍進行賞賜，而賞格依五大夫（九級）為分界，劃分為兩類，對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賞賜重，在正常的官爵升遷之外還有"賜邑"、"賜稅"、"稅邑"等。而對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則只賞賜官爵一級，或者最多加賜幾千錢、幾個奴隸而已，沒有"賜稅"、"賜邑"、"稅邑"等重賞。
其原則之三，是賞罰並行，立功有賞，無功者罰，賞罰分明。 秦國軍隊以伍為基本戰鬥單位，據《商君書·境內》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戰死，其餘四人即獲罪；如有二、三人戰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將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殺敵：一人戰死，須殺敵一人。二人戰死，須殺敵二人。所以秦軍戰士要想得到"斬一首爵一級"的獎賞，必須是在斬殺敵人的數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數後，方能獲得。這樣一來，士兵要想獲爵位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交戰雙方的武器裝備相差無幾，又是近身肉搏戰，想要在戰鬥中只斬殺敵人而自己不受損失，幾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軍功爵制是以國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制度，它不同於舊的份地制。舊制度以"份地"的形式來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祿"的形式來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祿"制較之"份地"制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它能激起廣大官兵對爵祿、田宅和稅邑、隸臣等物質利益的巨大貪慾，從而起到增強軍隊戰鬥力的作用。
新的軍功爵製造就了一批爵祿及身而止，不再傳給子孫的新官僚和一批軍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軍事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戰國時期活躍於政治舞臺上的著名將、相，大多已不是出身於舊貴族，而是出身於微賤者了。
如著名軍事家孫臏是刑徒，吳起是遊仕；名將白起、王翦是平民，趙奢是田部吏；名相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蘇秦、張儀、陳軫、范雎、蔡澤等，不是鄙人，就是貧人，從而開了秦漢以後的"布衣將相之局"。這在客觀上，對於舊的"世卿世祿"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閱讀更多 領導者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