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因為相信所以敬仰。
海滄人，對信仰的執著和熱情，從來都是開放的，每年的整個正月，白日鑼鼓喧天，黑夜煙花絢麗，祥和而熱烈的氣氛，籠罩著整個海滄半島。
這種熱鬧的現象，並非今日才有。
海滄多元化信仰
或許是因為海滄所處地方，曾經是漳泉交界的同尾海角，山水海交錯其中，野獸出沒、盜賊叢生、地多斥鹵，生活維艱，因此精神方面的寄託便蓬勃而生。
也因此，早在宋代，海滄以大坪山、蔡尖尾山、文圃山為中心，在秀美山林之間架構起一副連綿不絕的信仰畫卷，山稱“佛國”，居號“僧鄉”，名僧神仙接踵而生，可謂盛極一時。
而隨著朱熹理學的浸潤，海滄忠孝治家的儒家思想後來居上，加上出洋貿易的抬頭，以宗族聚居自治的生存方式開始成為當地的主導，於是村神村廟開始成為當地信仰的主流，並延續至今，從此海滄告別了佛國的往事，開啟了百家爭鳴的信仰模式。
而這種信仰模式，也成了海滄文化百花筒的源頭，信仰，也漸漸成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之一。
一、海滄，古稱“佛國”
閩南“佛國”之名，由來久矣。
泉州開元寺至今仍掛著朱熹的楹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晉江南山寺石壁上也留有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的石刻“泉南佛國”，正是如此雅號及理學大師的加持助力，“佛國”的名號在泉州內外才能這般如雷貫耳。
泉州開元寺
泉州如此，漳州亦然。
明萬曆癸酉《漳州府志》載，“漳州古稱佛國，自唐以至元，境內寺院至六百餘所”，至於其中是否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身影，我們已難以追溯，畢竟就連曾經大名鼎鼎的漳州開元寺也已消失。
作為漳州曾經的一份子，海滄，卻也有一處寺廟與漳州同時誕生，那便是位於新陽一側的石室院，始建於唐垂拱二年，其所在的蔡尖尾山，舊稱大巖山，《一統志》載，“巖之下為浮屠宅勝國，以前不知凡幾興廢”，而就在大巖山的山腰上，便留有明代的“佛國”摩崖石刻。
海滄佛國石刻
顯然，海滄古稱“佛國”，絕不是空穴來風。
另據清乾隆《海澄縣誌》載，“凡在村落島嶼之表，非無巖庵寺院之居，漳自古號僧鄉，而名山應多久佔”，至於漳州的名山，海滄地界內的“文圃”、“大巖”、“大觀”諸山自然是榜上有名的，文圃處同安、海澄之間，姑且不必算入，單單大巖山下，“雲泉”、“雲嶠”、“雲嶽”、“雲峰”、“雲塔”等寺院接踵而過，更不論“石峰”、“大巖”、“大觀”等巖延續至今。
如此精彩，誠如縣誌所言，“漳之緇流則澄人為多”，而海滄浮屠之盛，又在海澄之上，故而海滄號“僧鄉”，一點也不為過。
二、三都，“僧鄉”也
海滄所在的海澄縣，成名於“月港，小蘇杭”，然就在海澄成為雅邑之前，卻是“鬥龍之淵，浴鷗之渚，結茅而居者，不過捕魚緯蕭沿作生活”。
如果只是生活簡單，那還不至於對海滄造成任何衝擊，“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為美，而佛之廬幾甲於天下。”
面對生活困頓，反觀寺院卻是另一番極樂天地，於是，海滄人自然而然“迷上了”出家為僧為尼，甚至已經到了極致的境地，“三都新安人，生有數子，或為僧雛”，另據《新江邱曾氏族譜》載，“八世(明嘉靖年間)世亨，文富公次子也，諱道超，為僧於開元，移居大巖，能葬其親厚焉”。
如此這般，全民為僧，從小做起的氛圍，也使得海滄人從唐宋以後，名僧輩出，僅《海澄縣誌》方外卷中記載的八名僧人中，明確為三都人者便有五名。
海滄，當真是僧鄉。
而其中佼佼者當屬青礁人大覺禪師懷璉。
懷璉，俗姓陳，在漳州法華院出家，拜南昌石門澄禪師為師，後至廬山掌居訥禪師書記。皇祐二年，入京住持十萬淨因禪院，宋仁宗聞知大名，召入宮事君，所對皆滿意，賜號“大覺禪師”。
之後懷璉便留京開堂講法，與仁宗唱和良多，仁宗親書頌詩相贈，計有十七篇，儘管期間懷璉多番請求歸隱山林，但仁宗卻都挽留不許，直到英宗朝，才得允准。
臨別前，英宗特賜手詔，“大覺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閒心，凡經過小可庵院，任意住持，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
從手詔看，英宗對懷璉是有感情的，既賦予懷璉無上待遇，於大宋任意庵廟均可隨意駐留，或居或主持，又擔心有些寺院太過熱情，特別加註叢林不得以各種方式邀請停留，也算是給懷璉創造一個安靜的晚年。
寧波阿育王寺
懷璉南下後，並未回到家鄉，而是最終選擇了寧波四明阿育王寺作為晚年修行之所，當地郡守聞知後，立即大張旗鼓迎接，並建有“宸奎閣”供存放懷璉與皇帝往來的詩詞歌賦及各種文書賞賜。
北宋大詩人，懷璉的好友、時任杭州知府的蘇東坡也聞風而至，親作宸奎閣碑記，並向懷璉索要英宗手詔一視，卻遭婉拒，箇中二人典故值得回味，下回分解。
明州阿育王寺宸奎閣碑記
懷璉雖為佛家子弟，但卻是海滄有史以來距離帝國中樞最近的人物，由此可見海滄佛教影響之深。
而懷璉之後，更有保福寺僧清鎔、明代南山寺主持閒寂和尚、清代漳州北大山寺僧凈方、龍山僧性敏等。
三、民間信仰異軍突起
進入明代，海滄的信仰體系開始發生變化，先是成弘之際，九龍江口兩岸百姓興起了風風火火的通番販洋事業，錢多了，路也就寬了。
於是，當地百姓開始不再依賴薄田和泥泊過活，他們還有手工業及航海業可以選擇，久而久之，海滄的民風漸漸由宋代的知書達禮演變成明代的輕生好義。
正是這種社會大環境的轉變，使得海滄的信仰也開始發生變化。
業路寬，民思變，海滄集體性的合作開始萌芽、壯大以至極致，於是，以姓氏為紐帶的宗族聚居開始成了海滄人文社會的主體，而維繫這個宗族的紐帶，便是朱熹的理學思想。
但家族的力量，顯然還不夠大，仍無法支撐耗費巨大、風險極大的對外貿易事業，於是，一種以信仰為紐帶的方式漸漸風行，它不同於佛道有官方的支持背景，這種民間信仰簡單粗暴，講究經濟適用，它們往往有自己的一套複雜禮儀，讓百姓能積極參與其中，讓升官發財的人帶頭示範，如此循環，信仰便不再中斷。
閩南廟會常見儀式：拍胸舞
民間信仰凝聚了不同姓氏的人家於一體，海滄開始以一個整體面世，不管是書院讀書，還是武力抗敵，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這其中，民間信仰的精神支柱以及作為一村一社的議事中心，也起到了約束社會風氣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現如今各地現存的各類示禁、宣導碑記大多列於廟宇內或周邊。
而同時，佛教寺院則在明朝賦稅政策的改變下慢慢退出歷史舞臺，柯挺在《姚侯大巖寺山南北惠民頌德碑》中提到，“大巖(寺)...其剎夙為僧齋居，田園山地凡四頃五十畝有奇，巖山山地計一百五十餘畝也，異時僧於常賦外無他供，歲人稱饒給。萬曆初，軍興，乃以十之六充餉...辛卯倭寇朝鮮...遂於前十之六備餉外加至十之八”。
從此，寺田萎縮，僧人安心悟禪的日子已經不再那麼誘惑，求佛之路漸漸被世人荒廢，海滄諸多寺廟垮矣，而出家子弟也漸漸少了，取而代之的，卻是民間信仰的抬頭。
四、海滄信仰的現狀
但民間信仰，卻並沒能如蓬髮時那般傳世，大明官員對於無官方背景的信仰，仍以“堵”為主要處理手段，特別是在海滄多產通番之人時，更是如此。
海滄代天巡狩廟宇分佈圖
林魁在《安邊館記》中提到，“(三都)適其地淫祠頗熾，公撤之得木材若干...即分署為安邊之館”。但凡有官方力量投放至海滄地方，一切形式的民間信仰，都會在適當時候得到不等同的對待，這種現象在當時，被認為是明智或政績彰顯之舉，故而防亂、去淫祀成了海滄地方官至關重要的兩項工作。
但在民間，信仰的濃烈卻並未因此而發生質的變化，只是順應時代潮流，信仰的載體悄然發生變化。
或許，更主要的原因是，海滄是慈濟信仰的發源地，當官方把保生大帝列入官方信仰體系後，民間對信仰及儀式的期待，開始與慈濟文化結合，於是，在堵與疏的雙重作用下，海滄的民間信仰成型：以保生大帝信仰為主體，結合了各種各樣的儀式，同時使其他神靈成為保生大帝廟宇的配享神靈。
海滄保生大帝分廟進香一覽
從此，蜈蚣棚、宋江陣、舉火炬、跳火堆等等形式的廟會儀式成了公開的節目，不再被官方文人定義為淫祀，而最終成了當地人喜聞樂見的“鬧熱”。
而海滄，也基本上成了慈濟信仰一家獨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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