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蕭西之水
明治時代重臣大隈重信（左）和伊藤博文（右）在位於神奈川大磯町伊藤博文的別墅中合影
1884年8月7日，日本史上極具喜劇色彩的一幕出現。當天上午，292名受爵者進入皇宮參拜，集體向著“皇祖神靈”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嚴”；到了晚上，263名華族又攜夫人參加了極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與各親王夫婦均出席宴會。兩出風格完全不同的典禮讓整個《華族令》顯得頗為奇怪，卻也找到傳統化與國際化的交匯口，也昭示出明治維新的一個重要方法論：近代化、國際化每走一步，傳統化、皇權化也要更進一步。
在明確了天皇與政府的管轄範圍後，伊藤博文在1885年12月正式啟動近代內閣制度，將原來的最高輔政官職“太政大臣”一分為二，其中政府首腦新設為“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皇室輔佐職能新設為“內大臣”，伊藤博文也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任首相，各部門首腦也從原來的“外務卿”“內務卿”“陸軍卿”轉為“外務大臣”“內務大臣”“陸軍大臣”等，成為天皇直接的輔佐者。
1886年2月，日本內閣進一步確立自身權力細節。2月26日敕令第一號第二條提出“法律敕令於內閣起草”，第三條提出“法律敕令在（天皇）親署後蓋玉璽，由內閣總理大臣副署”。按照這條敕令起草者伊東巳代治所言：“無論國王想發何等法律敕令，臨其時必由大臣贊成其敕令與否便關乎其案成否……雖有王命而無責任大臣之輔弼，便是君主一傢俬言而無法律效力”，這就成為後來《大日本帝國憲法》體系關於“內閣輔弼”原則的肇始：若無內閣動議，天皇不能針對國政進行任何決策。
《樞密院憲法會議》，1926 年，二世五姓田芳柳，壁畫
1886年9月，伊藤博文又與明治天皇達成“機務六條”。其中第一條即規定“內閣會議除非首相邀請，天皇不得參與”，等於是明確了天皇只能聽取彙報，而不能參與內閣討論過程中；第二條規定“天皇若下問國政，只能召見對應的國務大臣及次官”，阻止天皇身邊的“宮中”集團成員介入到國政決策之中；最後一條則規定“大臣若想彙報主管事項，即便天皇生病也可進入內宮拜見”，很明顯是為了防止“森有禮任用事件”裡天皇“閉門不出”的行為再一次發生。
“機務六條”出臺之後，國務大臣在任何條件下有權直接面見天皇，那麼曾經在天皇與大臣之間充當“傳話筒”的“宮中”集團就徹底失去往日作用。
1890年，隨著帝國憲法與國會相繼誕生，日本也進一步發佈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針《教育之相關敕語》，要求“臣民”發揚“國體之精華”，在平常“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在戰時“義勇奉公，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意在為日本帝國培養出“克忠克孝”的人才。
其實縱觀明治時代的民眾態度，大家對於天皇或許尊重，但並沒有頂禮膜拜，畢竟大家剛從江戶幕府統治下走出，都瞭解天皇權力是如何一步步被樹立起來。當時駐日的德國外交官記載，1880年天長節（天皇生日）時，日本民眾甚至是在警察催促下才勉強在自家門口掛上日本國旗。
然而隨著接受江戶幕府教育的老一輩人逐漸離世，也隨著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中相繼取得勝利，在《教育敕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日本人已經對“神州”“皇國”深信不疑，也帶領著日本人逐步走向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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