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煙瀰漫的烽火歲月和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在國統區工作的便利條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國際統戰工作，不僅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開展外事工作的先河，還通過艱苦的外事工作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培養和鍛鍊了一批專業人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剛剛籌建的政務院外交部所屬機構的基本骨幹，大多是當年南方局領導的外事組人員。
1943年，王炳南、王安娜夫婦在重慶
王炳南：南方局外事組當家人
王炳南（1909-1988），陝西乾縣人。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解決西安事變中嶄露頭角的王炳南一直跟隨在周恩來身邊，從事國際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1938年4月，駐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了下屬機構——國際宣傳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國際宣傳組，委員會由周恩來、王明、博古、凱豐、吳克堅和王炳南組成。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外事機構。
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後，為進一步打破國民黨外事壟斷，廣泛開展國際統戰工作，於4月專門成立對外宣傳小組。1940年冬，對外宣傳小組改稱外事組，王炳南任組長。作為南方局外事組負責人，王炳南積極協助周恩來領導外事組廣泛加強與各駐華使館、國際組織、國際人士的交往聯繫，積極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開拓了中共外事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稱讚說：“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皖南事變發生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王炳南領導外事組利用自己的住處——良莊等公開合法場所，廣泛接觸各國使館人員和記者，闡明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揭露事件真相。同時，組織外事組編譯大批外文宣傳材料，通過德籍妻子王安娜託國際友人帶到國外。
在南方局外事組的共同努力下，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熱情接待。周恩來極為高興，寫信給王炳南，高度讚揚他的工作成績。王炳南領導外事組在重慶的國際統戰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使蔣介石大為惱火，曾大罵：“堂堂國民黨宣傳部，還不如共產黨一個小組！”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王炳南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負責聯絡安排並協助處理談判期間的工作。重慶談判結束後，王炳南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周恩來與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談判。後又隨周恩來到南京，擔任中共中央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發言人，協助周恩來開展外事活動。國共和談破裂後，王炳南撤回延安，隨後到西柏坡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繼續從事外事和統戰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炳南協助周恩來籌組外交部，並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1955年，王炳南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參加了長達九年的中美會談。後又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職，為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龔澎：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
龔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
1940年9月，年輕的龔澎從太行山前往重慶。那時，龔澎的公開身份是重慶《新華日報》記者，而實際身份是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兼翻譯、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
在重慶，龔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佈來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消息。作為南方局新聞發佈員，龔澎結識了幾乎所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她的優雅大方和超群才智，她的敏銳觀察力和幽默感，以及臨危不懼、忠誠事業的精神和靈活的外交應承，贏得了外國記者們的欽佩，“凡是在那一段時期在重慶待過的外國記者，後來寫書時幾乎都無例外地相當突出地寫到龔澎”。
曾經起草美國外交政策《白皮書》的約翰·麥爾比回憶，當年他在重慶認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的助手龔澎和王炳南，說“龔澎才華出眾，舉止大方而灑脫，和她交談，沒有拘謹之感。龔澎和王炳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對共產黨人原有的印象”。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重慶時期由龔澎教學漢語，回憶龔澎“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產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他甚至認為，重慶時期的龔澎“已經是很受外國記者歡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重慶談判期間，龔澎擔任毛澤東的翻譯。無論會見赫爾利大使還是接見外國記者，或是其他外國朋友，都由龔澎陪同，其才華深受毛澤東的讚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35歲的龔澎擔任外交部情報司（即後來的新聞司）司長，是當時九位司級正職領導中惟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為止擔任司級職位最長的幹部。
喬冠華、龔澎夫婦在重慶
章漢夫：對外宣傳戰線的新華方面軍
章漢夫（1905-1972），江蘇武進人。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章漢夫、潘梓年等在武漢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章漢夫在這一報一刊的籌建、出版發行過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武漢淪陷後，《新華日報》遷至重慶繼續出版發行。從1938年到1945年，章漢夫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使《新華日報》發揮了“抗戰號角、人民喉舌”的作用。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親筆撰寫“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悲憤題詞。章漢夫領導《新華日報》工作人員與國民黨新聞檢察官進行了機智的鬥爭，把印有周恩來題詞的《新華日報》，散發到山城人民手中。
在重慶主持《新華日報》工作期間，章漢夫筆耕不輟，先後發表了各類文章和社論。他的文章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文字簡練、分析透徹，充分顯示出敏捷的才思、廣博的學識、深邃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特別是對國際問題的評述和對國民黨外交政策的剖析，深刻尖銳，鞭辟入裡，深受周恩來的重視和好評。
1945年4月，章漢夫以秘書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聯合國制憲大會。章漢夫協助董必武編寫並印發了用英文寫成的小冊子《中國解放區實錄》，散發給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各國代表、外國記者及美國人士。章漢夫出色的表現給中國代表團成員、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回憶錄中稱，“董必武挑選了一個很好的秘書章漢夫。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傑出人物，為人善良而謙虛，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幹”。
解放戰爭期間，章漢夫前往上海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後又派往香港負責主編《群眾》週刊香港版，從事統戰和宣傳工作，使戰後的香港成為與海內外進行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章漢夫任外交部副部長兼條約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外交部工作23年，是周恩來和陳毅的得力助手。許多外交大事，如清除帝國主義在華殘餘勢力、談判建交、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參加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等等，他都參與其中，並作出了重要貢獻。
喬冠華：以筆為槍的新聞鬥士
喬冠華（1913-1983），江蘇鹽城人。
1937年，喬冠華從德國回到炮火紛飛的中國。抵達香港後，擔任《時事晚報》的主筆，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他撰寫的“喬木時評”論點鮮明、文筆犀利，受到了香港讀者的一致好評。喬冠華的文章不僅幫助讀者瞭解二戰局勢、通曉時局變化，更重要的是能夠鼓舞信心，指明方向。據說，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在讀完喬冠華的一篇國際述評文章後，給予了高度讚譽，說喬的文章可抵戰場上的幾個坦克師。
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和指示，喬冠華幾經輾轉，於1942年秋來到重慶參加《新華日報》編委會，主持國際述評專欄，負責國際新聞和評論工作。1942年11月19日，他以“於懷“為筆名發表了《條條道路通往羅馬、柏林、東京》的國際述評，精闢分析了二戰局勢，並把東條英機在日本議會上的叫囂，比作“一座泰山上生了一個小耗子，費的力氣不小，然而產生的結果，卻極其可憐”。從此，“於懷”這個名字風行山城。而他的國際述評文章《春潮》《形勢比人還強》《人創造了形勢》《迎接人們的春天》《不能再拖》《克里米亞道路》等相繼問世後，轟動一時。石西民後來撰文提及國際評述的影響，“《新華日報》經過整風改版，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多彩了。國民黨當局的重重壓迫也難以遮沒它發出的光彩。《新華日報》的言論，包括國際述評，都引起了各國通訊社的重視”。
重慶時期，喬冠華除了把精力放在《新華日報》的國際述評外，還參加南方局外事組的外事活動，並與外事組的龔澎結為伉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喬冠華歷任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交部部長。在朝鮮戰場、日內瓦會議、聯合國講壇上縱橫捭闔，成為海內外公認的外交才子。
1944年，南方局外事組陳家康（一排左一）、章漢夫（一排右一）等在重慶良莊會見外國記者
陳家康：協助董必武出席聯合國大會
陳家康（1913-1970），湖北廣濟人。
全面抗戰爆發後，陳家康被調入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任周恩來秘書兼英文翻譯，併為對外宣傳組成員。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後，陳家康任外事組副組長兼周恩來秘書，與王炳南一起推動南方局外事工作的開展。
費正清回憶，在抗戰時期的重慶，陳家康這“一位才思敏捷、足智多謀的小個子男士，我和他談論了半個小時的明清史，這比整個冬季我同別的重慶人談得都多”。
皖南事變發生後，陳家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和外事組人員廣泛聯繫中外記者、外國駐華使館人員，揭露事變的真相。1944年6月，在南方局外事組的推動下，包括美、英、蘇等國的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因陳家康精通英語，被調回延安，參加中外記者參觀團及後來的美軍觀察組的接待工作。
抗戰後期，陳家康又以翻譯身份和章漢夫跟隨董必武出席聯合國制憲大會。在美國期間，陳家康以熟練的英語，協助董必武廣泛接觸參會的各國代表和美國各界人士、海外華僑，開展國際統戰工作。
1945年11月，陳家康代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出席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青年大會。回國後，他負責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員會聯絡處的工作，擔任中共代表團上海發言人，常面向中外新聞界發表談話。在延安的毛澤東對中共代表團在南京、上海的鬥爭非常關注，他在一次親筆寫發的電報中，專門提到陳家康在上海的發言：“家康發言很好。”
1947年國共談判破裂，陳家康撤回延安，奉命代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出席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的第一屆世界民主青年大會。會上，他當選為世界青聯執行委員，並留在世界青聯工作。1948年春，他參加了世界青聯派出的代表團，出訪芬蘭、瑞典、挪威、丹麥等國，廣泛向各國青年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家康於1950年調入外交部，先後任亞洲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副部長等職，隨同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等。
章文晉：參與周恩來與馬歇爾談判全過程
章文晉（1914-1991），浙江台州人。
抗戰時期，章文晉留學回國，一方面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方面在西南聯大完成學業。1944年下半年，黨中央決定將一批從西南聯大畢業的青年學生經重慶撤往延安，以便為戰後儲備外語人才。由於南方局外事組急需外語人才，章文晉被留在重慶外事組工作。
在重慶時期，章文晉接替了龔澎的工作，這成為他外交生涯的起點。作為周恩來的翻譯兼秘書，章文晉參加了1945年至1946年周恩來與美國特使馬歇爾談判的全過程。他憑藉流利的英語和紮實的中文功底，陪同周恩來、馬歇爾一起南下北上，調處國共矛盾，圓滿完成了翻譯任務，深受周恩來的讚賞。
章文晉後來回憶，在重慶時，他起草了一篇抨擊國民黨外交政策的發言稿。看了初稿，周恩來不太滿意，對他說，一個射手是好是壞，不在於他一下子打出了多少發子彈，而在於看他是否一槍就命中靶心。章文晉頓時明白，自己的稿子是四面出擊卻沒有擊中要害。根據周恩來的修改意見，章文晉很快改出了第二稿，周恩來看了非常滿意。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會見加拿大駐華大使時，章文晉被選定做翻譯。會談結束後，毛澤東誤以為穿西裝的章文晉是加拿大駐華使館的譯員，還誇讚說：“這位先生翻譯的不錯嘛！”章文晉趕緊解釋，自己是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毛澤東一聽，更高興了。此後，章文晉從重慶、上海、南京到延安，一直跟在周恩來身邊從事翻譯和秘書工作。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章文晉在天津外事處工作，後被周恩來調入外交部，歷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美大使、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傑出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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