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志氣的民族。為了探求救亡圖存的正確道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帶領中國人民始終堅持在苦難和挫折中求索、在風雨飄搖中前進，敢於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表現出了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
存 亡 之 秋
腥風血雨國民革命遭背叛
大浪淘沙共產黨人舉刀兵
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第七個年頭。這一年春夏，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洗禮。他們在悽風苦雨中不忘初心，在前仆後繼中捍衛理想，留下了許多感天動地、啟迪後人的故事。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這樣一個家庭：哥哥劉鎮湘曾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後來是國民黨第64軍軍長，淮海戰役中被俘。弟弟劉鎮原1926年加入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後加入共青團。妹妹劉素貞1939年奔赴延安。小弟劉鎮夏以劉鎮湘的機要秘書的身份長期潛伏在哥哥身邊，犧牲在新中國成立前夕。
一家四兄妹悲喜人生的岔路口，就定格在1927年的那個春天。
站在1927年的那個春天回望，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走到一起的。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國共合作的大革命，目標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在這一共同目標下，國共合作初期比較順利，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等一批共產黨員還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雙方共同鞏固了廣東的革命新局面，國民黨組織得到大發展，促進了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並著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裝，國民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率軍誓師北伐，接連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的部隊。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了武漢。
這年12月，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將懷孕的妻子鄧穎超留在廣州，隻身來到上海。為接應北伐進軍，他受命組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3月21日起義成功後，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成立，北伐軍順利進入了上海。
沒有人會想到，勝利的背後卻醞釀著一場血雨腥風，這時正是蔣介石準備“清黨”的前夜。
其實，蔣介石對蘇維埃制度非常反感。早在1923年8月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聯時，就感到蘇維埃制度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所以，他只考察了3個多月，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在出師北伐前夕，為籌集軍費，他開始與代表英美利益的買辦、江浙財閥虞洽卿等人秘密策劃反共，而英美為了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也拉攏蔣介石作自己的代理人。同時，蔣介石還謀求與日本合作，和各方軍閥代表策劃南北議和。而當北伐軍已打下了中國的半壁江山時，他更覺得有必要把共產黨的力量打下去了。
北伐時投筆從戎的詩人郭沫若，這時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掛中將軍銜。正是他，比較早地發現了蔣介石的叵測居心。在北伐軍中，郭沫若逐漸注意到蔣介石的反共苗頭：蔣介石反對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在南昌又與武漢政府分庭抗禮，連續發表攻擊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的言論。3月31日，他唆使部下殺害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還製造了安慶慘案。面對蔣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郭沫若決心反蔣。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
消息走漏後，郭沫若急忙由水路逃往南昌，借住在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朱德家中。3月31日，他草成《請看今日之蔣介石》，9天后在《中央日報》上公開發表。郭沫若在這篇討蔣檄文中寫道：“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
其實，當時共產黨內的很多有識之士，對國民黨的背叛也有所察覺，並不斷髮出預警。但在國共兩黨之上指導中國革命的蘇聯顧問，不希望國共破裂。在這種壓力下，陳獨秀在山雨欲來之際，又與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公然為蔣介石辯解。
4月4日，郭沫若以詩人的敏銳在日記中寫道：“革命的悲劇，大概是要發生了。”“我好像從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撇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
另一位詩人毛澤東，則徘徊在黃鶴樓前，用詩句表達了內心的憂慮：“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後來，毛澤東曾解釋說：“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
4月，是殘酷的季節。
11日晚上，在上海，聽命於蔣介石的青幫頭子杜月笙邀請工運領袖汪壽華赴宴。明知是一場鴻門宴，汪壽華還是決定冒險前往。他說：為了黨和工人的利益，寧願犧牲一切。進入杜宅後，汪壽華被打昏裝入麻袋，被殘忍地活埋了。汪壽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第一個犧牲的共產黨員，年僅26歲。
汪壽華
第二天，蔣介石開始在上海公開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三個月後，汪精衛在武漢實行分共，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
4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也舉起屠刀。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說：“當時，正趕上七媽鄧穎超難產，孩子生下來被產鉗夾傷了頭，夭折了。16日一早，廣東區委婦委委員陳鐵軍冒險通知七媽轉移。在大夫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的保護下，七媽和她的母親楊振德化裝逃到香港，後來費盡周折來到上海與周恩來相會。這一番磨難，不但使她失去了孩子，而且造成終身不育的嚴重後果。而伯父周恩來，在上海也曾被國民黨扣押，險些出事。”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4月19日的“南京國民政府”第1號通緝令上。
在漢口，由毛澤東做媒、結婚才17個月的共產黨員夏明翰，被國民黨殺害時，寫下了著名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夏明翰
在長沙，共產黨員郭亮被害後，頭顱被國民黨殘忍地高懸在長沙鬧市區司門口示眾。就義前，他給妻子和兒子留下短短的31字遺書：“燦英吾愛：亮東奔西走，無家無國，我事畢矣!望善撫吾兒，以繼餘志。臨死日。郭亮”。
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達31萬多人。
一批大革命中精誠合作的左派朋友，離開了共產黨；
一批曾經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離開了共產黨；
一批黨內貪生怕死的動搖分子，離開了共產黨；
甚至一批早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參加和領導了黨的創建和發展的先驅者，也離開了共產黨。
中共黨員一下子從大革命高潮時的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剩下的被迫轉入地下，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不知道何去何從。
可就在這個時候，偏偏有人主動尋找共產黨，要加入共產黨。
徐特立
徐特立這一年50歲，這位參加過辛亥革命、擔任過湖南臨時議會副議長的國民黨左派教育家，當時是長沙第一女師校長，為人慈愛，被年輕人稱為“徐二外婆”。就在國民黨在長沙大開殺戒、很多人紛紛脫黨的時候，李維漢問他要不要入黨。徐特立表示他非常崇拜共產黨，共產黨人積極，不爭個人權力，完全為社會工作。但他同時擔心共產黨員都是有為的年輕人，能不能要自己這樣的老古董呢？李維漢告訴他，我願意做你的介紹人。就這樣，徐特立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由他過去的學生李維漢介紹，加入了共產黨。
入黨後，徐特立在長沙無法立足，隻身來到武漢找黨。在武漢，他遇到一位教育界的朋友，那人說革命已經失敗，要徐特立儘快離開，另謀出路，並拿出一筆錢給他作旅費。徐特立當場把票子一甩，對那個人說：“革命成功的時候，多一人少一人無所謂；正是因為革命失敗了，我們才得幹，逃跑算什麼？”徐特立終於找到了黨，隨即參加了南昌起義。1927年7月，在黨內被稱為“老頭子”的陳獨秀，無法繼續領導中國共產黨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和李維漢五人組成了新的政治局常委會，他們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應對危機。
緊急會議原定7月28日召開，但直到8月7日，預定出席會議的人仍不能到齊。一個危機時刻的歷史性會議，就這樣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地、有些倉促地召開了。
這次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它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暴動。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秋收暴動非有軍事不可，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後，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問毛澤東是否願意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表示，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他要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其實在“八七會議”6天前就在南昌打響了。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兩萬多人佔領南昌後，按原計劃撤離。
但這支部隊在南下途中很快被打散了。就在這個艱難時刻，起義軍總指揮賀龍卻向周恩來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同意了他的請求。
郭沫若、彭德懷等人也是在這一年入黨的。
艱難時世，嚴峻的考驗同樣擺在了早已是共產黨員的朱德面前。在三河壩，完成阻敵任務的朱德，聽到了不好的消息：起義軍在潮汕失敗了。
有人說，當時朱德完全可以就地解散這支兩千多人的部隊，再去找黨中央彙報情況，這是當時比較普遍的做法，失敗了嘛！但是朱德沒有這麼做。朱德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把革命幹到底。這支隊伍，在朱德領導下，經過艱苦轉戰，最終上了井岡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正是靠徐特立、賀龍和朱德這樣的選擇，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在血泊中站起，才能夠走過崎嶇，走向坦途。
正如毛澤東後來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曾經說過的：我們黨“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這是一大經驗。被人家打了一槍，發了氣，再幹……”
南昌起義失敗後，因為堅持奪取大城市，黨所領導的秋收起義又遭遇嚴重挫折，隨之廣州起義也失敗了。這三次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武裝起義，雖然都因為敵強我弱而失敗，但從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角度來看，仍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失敗的教訓告訴人們，中國革命的希望在農村，在於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後來的勝利正是在汲取前人失敗的教訓中取得的。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1927年的蔣介石春風得意。“四一二”政變前8天，他第一次成為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封面上的蔣介石光著腦殼，眉頭緊鎖，一副威嚴的軍人派頭。關於這期封面人物的介紹，小標題只用了一個詞“征服者”。
1927年的蔣介石志得意滿，他征服了上海，也征服了宋美齡。
1927年底，就在共產黨發動廣州起義的前10天，蔣介石在上海灘迎娶了宋美齡。這是一場盛大的婚禮，分兩場舉行，一場是“基督教式的”，一場是“中國傳統味道的”。蔣介石在當天發表的《我們的今天》一文中說：“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任革命的大任……我們的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蔣宋聯姻，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議論。有的說，此中奧秘比衛理公會派的教義還要多；有的畫漫畫，以一堆槍械伴著一攤金錢，題為“武器和金錢結合”；還有的稱其為“中美合作”“政治結婚”。可謂是風頭出盡，一時無雙。
就在蔣介石舉辦婚禮68天后，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另一場舉世罕見的婚禮在孤獨中舉行。
周文雍 陳鐵軍
周文雍23歲，陳鐵軍24歲。一個是廣州起義行動委員會負責人之一，一個是中共兩廣區委婦女委員。1928年2月6日，他們挽手走向刑場，刑前，陳鐵軍朗聲高呼：“我們要舉行婚禮了，就讓反動派的槍聲，來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這場婚禮，沒有鮮花，沒有祝福，也沒有報道，只有在場的劊子手們投來冰冷的目光。多年以後，人們才瞭解了這個動人的愛情故事。這刑場上孤獨的婚禮，為共產黨人的人生大愛譜寫了一首新曲。
其實他們並不孤獨，這時的毛澤東，已經帶著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點燃了星星之火。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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