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情都要重視把方法搞對頭。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革命史，也要重視把方法搞對頭。
要重視用古今中外法來加強研究
古今中外法是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來的。
所謂古今，是講歷史和今天的關係。一方面，無古不成今，今天是從歷史發展來的。另一方面，研究古是為了今，屁股要坐在今天上面。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而是要以現實為中心，為現實服務。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抗戰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的歷史智慧相融合，為抗戰服務寫出來的。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兵書——《孫子兵法》一個重要的思想是兵貴神速。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強調持久抗戰的。從表面上看兵貴神速與持久抗戰是矛盾的，其實是統一的。《孫子兵法》是從進攻的角度，從以強攻弱的角度講的，所以要越快越好。《論持久戰》是從防禦的角度，從以弱抗強的角度講的，只有持久地拖住敵人，一點一點地消耗敵人，才能達到由弱到強的轉變。《論持久戰》是對《孫子兵法》非常好的古為今用。從戰略上看，由進攻上的兵貴神速化為防禦上的持久抗戰是一個非常好的古為今用。從戰役戰鬥上看，通過進攻上的兵貴神速來保障和實現戰略防禦上的持久抗戰，並最終實現由弱到強的轉變，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古為今用。
我們研究水口連隊建黨，既要搞清楚黨的建設是怎樣一步步發展來的，更要為當前黨的基層建設服務。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提出來，在水口首次實施的。此後，紅軍所以能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困境中，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敵人的圍困，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揭示了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我們現在研究水口連隊建黨的課題，意在加強當前黨的基層建設。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加強黨的基層建設。就農村來說，凡是村黨支部堅強有力的，那個村肯定搞得好；凡是村黨支部軟弱渙散的，那個村肯定搞不好。城鎮社區建設也是一樣。水口連隊建黨與我們今天加強黨的基層建設是相通的。
酃縣紅軍標語：1.紅軍一師教導隊四組書寫打土豪分田地標語；2.將“國民匪黨”設計成狗樣子的標語；3.酃縣赤衛隊總隊士兵委員會書寫反封建的標語；4.紅三軍團第五軍宣傳隊書寫的“國民黨十大罪狀”標語，在結尾處同樣有“完了”二字；5.紅獨一師一團書寫的標語
我們研究酃縣(今炎陵)紅軍標語，不僅僅是要歸納、整理、分析它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為當前的宣傳工作服務。當前宣傳工作面臨的外部形勢是很嚴峻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掌控著國際輿論的話語權，他們或者渲染中國威脅論，或者散佈中國崩潰論，一天也沒有放鬆過抹黑中國的宣傳。我們研究紅軍標語，就要認識到當前宣傳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就要認識到組織群眾，必須做好宣傳工作。紅軍標語是宣傳工作一個好的形式和範例。每到一處就以寫標語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這對當前的宣傳工作是有啟發意義、教育意義的。
炎陵縣的歷史資源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源，即炎帝(神農)資源。炎陵是與黃帝齊名的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的陵地。研究神農可以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在哪裡，是從哪裡一步步走來的。忘記了始祖、忘記了根，就是忘本，是要不得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歷史，二者不能割斷。神農那個時代人類與動物界的區別之一就是能夠運用火。神農被尊稱為炎帝，就是因為他善於運用火為人類服務。而火的運用，吃生食變為吃熟食，提高了人類健康水平；用燒過的草木灰種莊稼，增加了土地肥沃度；他還發明瞭農業生產工具耒耜，這些都使原始農業得到了發展。這又是他被稱為“神農”的原因。他還善於用草藥為人民治病，最後是因為嘗斷腸草丟了性命。他可以說是中醫最早的發明者、實踐者。毛澤東曾為此稱讚他。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沈同回憶：毛主席對我國古代的一些醫藥學家有深刻印象，從上古時代的神農氏，到唐朝的孫思邈、明朝的李時珍等偉大的醫藥學家和他們深山採藥、遍嘗百草、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蹟都瞭如指掌，經常談論他們的巨大功績。北京除了天壇、地壇、日壇、月壇，還有一個先農壇。這個先農壇是祭拜炎帝等農耕文明代表人物的。研究炎帝要從全民族的角度，還要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現實來研究，如胡耀邦追思炎帝發表的《為人民多做好事》的講演，就是古今結合，古為今用的範例。
所謂中外，是講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一方面，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世界潮流的影響。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講中國的發展不可能逆世界潮流而動，而要跟著世界潮流走。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情況如何也影響到外國、影響到世界。我們研究外國，要結合中國的實際，要為中國服務，屁股要坐在中國身上，要洋為中用。
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既很好地處理了古今關係，也很好地處理了中外關係。《論持久戰》研究了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抗擊英國人的辦法。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強美弱，華盛頓躲開與英軍的直接決戰，而採取東打一槍、西打一槍，與英軍兜圈子，持久地拖住英軍的辦法。結果是經過8年鬥爭，最終打敗了英軍。毛澤東針對抗日戰爭敵強我弱的形勢，提出避免與日軍硬對硬的直接的戰略決戰，要求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法消耗日軍。毛澤東在延安曾說：在外國人看來，也許延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落後，就像他們當年也許只看到了華盛頓簡陋的司令部而沒有認識到華盛頓的主張能使他取得勝利一樣。無疑，毛澤東的持久戰從華盛頓持久抗英的戰法中吸取了智慧。《論持久戰》也研究了拿破崙的成功與失誤，研究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從他們的軍事理論和實踐中吸取了智慧。
我們研究紅軍標語，研究水口連隊建黨，也要重視中外聯繫的方法。我們的紅軍為什麼叫紅軍，政權的名稱為什麼叫蘇維埃？這與蘇聯的影響分不開。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抗戰，我們的部隊叫八路軍、新四軍，政權的名稱叫邊區政府。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部隊叫解放軍，我們控制的地方叫解放區。這些名稱的變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關係有了變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越來越重視中國實際，越來越獨立自主了。總的說來，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到遵義會議之前，向蘇聯學習是模仿式的學習。如蘇聯革命是以城市為中心搞成功的。我們開始時也是眼睛看城市的多，看農村的少，重視城市工人運動，要求紅軍打大城市。毛澤東開始時也多少受此影響。但他很快看清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根基不在城市，而是在農村、在農民，走上井岡山，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並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號召農民起來革命。這就走上了既向蘇聯學習又不同於蘇聯的武裝鬥爭道路。水口連隊建黨的實踐，既向蘇聯學習重視黨的建設，又別開生面地走上了從基層抓起的中國式的黨的建設道路。
要重視用個性、共性聯結法來加強研究
事物都是特殊的。從特殊性出發就是從實際出發。但另一方面，個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二者是相互聯結的，絕對孤立的個性、特殊性是不存在的。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中有“特色”二字，突出了中國具體實際的特殊性，立足於這個特殊性，從這個特殊性出發來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這個“特色”絕不是孤立的、絕對的，而是與社會主義的共性、普遍性相聯結的，是包含著普遍性意義的。我們要從特殊性出發來研究問題，但要上升到一般的規律性來認識。
酃縣紅軍標語
研究炎陵紅軍標語也要從特殊性出發。有的標語只有炎陵有，別的地方沒有。有的標語的寫法，如寫在竹片上，也只有炎陵和與炎陵環境相同的地方有，有些地方沒有竹子，哪來竹片上的標語呢。有用血寫成的標語，別的地方也不多見。有的標語的內容反映了毛澤東語言的特點，如：“想當年剝削勞苦工農，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斬殺土豪劣紳，刀上加刀痛不痛”，橫批是“階級鬥爭”。這樣對聯式標語，只有毛澤東去過的地方才出現過。還有炎陵紅軍標語比別的地方多而廣泛，並被當地老百姓採取特殊辦法保護下來了。這些都是炎陵紅軍標語的特殊性、特別有魅力、特別吸引人之處。我們要重視這些特殊性。
但是，我們不能止步於特殊性，眼睛只看到特殊性上，看不到共性、普遍性。我們要將炎陵紅軍標語的特殊性上升到一般規律性的認識，要將炎陵紅軍標語同井岡山地區其他縣的紅軍標語，同贛南閩西的紅軍標語，同各個根據地如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標語，同二萬五千里長徵路上的紅軍標語聯繫起來看。這個聯繫起來看就看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以及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歷來重視標語等宣傳工作，發揮其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的作用。紅軍長征一路上寫了很多的標語。所以，毛澤東說“長征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今天，在新的長征路上，我們同樣需要重視宣傳工作，做好宣傳工作，千萬不要小瞧了宣傳工作。我們要通過宣傳工作讓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裡，這樣才有力量。
炎陵紅軍標語博物館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將共性、個性的關係看成“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我們按辯證法辦事，就要正確處理個性與共性的關係，重視從個性與共性的聯結上去研究問題。
要重視用實事求是法來加強研究
實事求是包含哪些內容？我曾經寫過一篇《毛澤東心目中的實事求是》，歸納了虛懷觀是、和氣察是、去偏歸是、去偽存是、調研得是等五個方面的內容。
要實事求是地研究炎陵黨史、革命史，必須把實際情況搞清楚。首先，要認真學習研究毛澤東在井岡山寫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這兩篇著作。第二，要認真學習研究《毛澤東年譜》，尤其是1927年9月9日至1929年2月10日這部分年譜，要逐條逐條地研究，並以新發現的材料去充實。第三，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和其他當事人對井岡山斗爭的回憶。在此基礎上，還要對地形地貌進行實地考察，對當時敵人兵力的部署進行研究。總之，具體時間、地點、做了什麼事都要搞清楚，要搞得鐵板釘釘。
要實事求是地研究炎陵黨史、革命史，就要認真研究當時酃縣這個局部與井岡山整體的關係。酃縣這個局部有三件事在井岡山斗爭中發揮了創始性的作用：毛澤東是在酃縣水口決策上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鬥爭的；是在酃縣水口進行支部建在連上的實踐的；是在酃縣中村開始插牌分田搞土地革命的。這三件事對井岡山斗爭和後來中國革命道路產生著重大影響。但是，必須看到井岡山斗爭整體的安危，決定著酃縣鬥爭的安危。當時井岡山的鬥爭整體上是“敵軍圍困萬千重”，從地理方位上是湖南的敵人強大於江西的敵人。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酃縣易於受敵人攻擊，井岡山的鬥爭難以向湖南發展，只能從以經營永新為主，最後向贛南、閩西突圍、發展。
要實事求是地研究炎陵黨史、革命史，就要認真研究酃縣發生的重大事件與人物的關係。事是人做的，人是以事為依託的。上面提到的水口、中村的三件事，在聯繫毛澤東進行研究的同時，還要聯繫周裡、李卻非、賴毅等人物進行研究。酃縣東南部成為井岡山邊界的一部分，與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酃縣黨組織的活動形成的群眾基礎分不開。從這方面看，還要加強對何孟雄、張平化、張經武等酃縣本地人物的研究。
要實事求是地研究炎陵黨史、革命史，就要認真研究包括酃縣在內的井岡山斗爭過程和整個中國革命過程。井岡山的鬥爭，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井岡山道路具有開創性，武裝鬥爭、土地革命、黨的建設、搞五湖四海等都有開創性。但不能一上來就將其拔得很高，說得十全十美。毛澤東曾回憶當年燒地主的房子，群眾不支持，後來就改了。從井岡山到長征，可以概括為四次反進剿，三次反會剿，五次反圍剿的過程。在井岡山的四次反進剿，是反江西的敵人。江西的敵人弱，四次都把他打敗了。三次反會剿是反江西和湖南的敵人，兩處敵人合到一起，尤其是湖南的敵人力量強大，所以第三次反會剿毛澤東採取“圍魏救趙”的辦法，下山向贛南閩西發展。五次反圍剿是反蔣介石在全國範圍內調軍隊對中央紅軍的圍剿。前四次反圍剿都成功了，第五次反圍剿左傾教條主義搞以堡壘對堡壘，失敗了。遵義會議以前，整個中國革命是處在“誰主沉浮”“誰持彩練當空舞”的摸索階段，中央層面上是教條主義佔主導地位，這就難以避免遭受重大挫折。遵義會議以後，打破了教條主義的主導地位，“而今邁步從頭越”，中國革命才開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轉折。此後的延安時期才是毛澤東思想成熟並在黨內被確定為指導思想的時期。雖然延安的成熟是從井岡山發展來的，但井岡山時的認識和延安時的認識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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