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失火后，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里有一多半人去过巴黎圣母院，他们纷纷晒出N年前或不久前与这座大教堂的合影。可见，许多人的悲切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跟风，是对亲眼领略过的芳华化为灰烬的痛惜。
大部分人大概像我一样，是由《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才知道巴黎圣母院本尊的。在此之前，不知道巴黎圣母院在中国人中的知晓度如何，不知道在小说的中译本之前，他们是怎样谈论巴黎圣母院的，或是并不谈论。
但是，中国人开始知道巴黎圣母院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么晚近的事。至少早至1722年，就有一个中国人去游览过了。
这个人叫胡若望，中文名不可考，若望是其洗名，他是明末清初的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中的一名。他本是广州天主教圣公会的大院门卫。年庚四十，是个鳏夫。他喜欢被人称有学究气，将门房内每一项需要记录的事项工整地用笔记录下来。广州的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是所有欧洲人生活的中心。外部世界的情况通过来访者源源不断地输进门卫兼管理员胡若望的脑海里。在这种环境下，胡若望的眼界变得开阔了，他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前往罗马，觐见教皇。因为他是一名天主教徒，而且是一名传教士。
1721年，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要转道巴黎去罗马，向教皇汇报天主教各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傅圣泽带回了 11 个大木板箱近 4000 册书籍。他想物色一名识字的中国人随行，为他抄书写字。
胡若望间接听说了傅圣泽的需求，便托人转达了他想接下这份差事的心愿。于是，他们签了劳动合同，胡若望作为抄写员替傅圣泽工作五年，合同期满，傅圣泽允许胡若望回国并负责旅费。
在这个劳动合同期中，胡若望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将胡若望的这次旅行写成一本书《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写其“困惑”，是因为中西文化初期相遇在胡若望身上体现出激烈的对撞。巴黎一站，是史景迁着墨最多的章节之一，其中就提到了巴黎圣母院。比如，在胡若望的下榻处不远，有座人工喷泉，“这个奇迹建于1707年，喷泉的动力来自塞纳河圣母院（Notre Dame）大桥附近的强力唧筒。”
想必胡若望每天抬头就能望见圣母院的塔尖，更何况他很喜欢在巴黎的街头游逛，尤其是沿着塞纳河一带，可惜的是，史景迁没有特意描述胡若望与圣母院的交集，但是，对当时巴黎的描绘也很有趣，可以找来读读。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的不同译本
为飨读者不愿意费力去读原著的读者，我将全书做了一个缩写。便于快速掌握。
1.
胡若望是一个很会搞的人，他与雇主傅圣泽谈定年俸为 20 两白银，傅圣泽还得提供胡若望食物、船票以及旅途各种杂费。合同之外，胡若望还要去了十两半白银作为他和家人目前暂时之需。圣公会还同意为胡若望的儿子在教堂里安排一份工作。傅圣泽还为胡若望买了几套崭新的中式服装和一些旅行需用品，其中有一条质量上乘的棉被，花了 15 钱银。
康熙皇帝为国家安全着想禁止中国人离境。傅圣泽利用私人关系将胡若望送上了康蒂王子（Prince de Conti）号。船员们对傅圣泽和胡若望与他们共度旅途时光表示欢迎，胡若望合身的新衣服和他的那根长长的辫子光彩夺目。
在船上的胡若望与中等阶层一起用餐，他不懂西方餐桌上的规矩，每当食物一上桌，胡若望不管是不是他的份，伸手就取他想吃的东西。他甚至同一名法国水手打了一架，他嫌水手嗓门太大，却被狠揍一顿。一个船员因某种轻罪在舰桥上被当中鞭笞，胡若望混在人群中看着，之后，他安静了许多，似乎担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巴西的众圣徒湾，与葡萄牙总督的海岸巡逻船发生交火，胡若望见众人拿起武器，也顺手抓起了一把短剑，以威吓的姿势将短剑在空中胡乱飞舞，一边抖足精神在甲板上来回跳跃奔跑。
胡若望的晕船症状十分严重，适应之后，瘦了很多，他还梦见天使要他去向中国皇帝传教，在拉科鲁尼亚不允许康蒂王子号靠岸的情况下，他还自告奋勇，要划单人船去说服市长，这一系列事件使傅圣泽怀疑胡若望精神上出了差错。随着船抵欧洲，傅圣泽开始为怎样安排胡若望而担心，胡若望不懂欧洲人的任何风俗礼仪习惯。
胡若望入住的第一个欧洲之家是路易港行政当局的海洋运输仓库采购主任雷诺的宅邸，雷诺是傅圣泽的朋友，24年前一起从路易港出发去印度。胡若望觉得为他预备的屋子通风不畅，床架子也太高，就把室内的两扇窗打开，从来不去关上它们。仆人么见窗开着，就帮他关上了，见床垫子在地上，就抬回原处。胡若望也不吱声，等仆人走后，闷着头再重做一遍。几个回合下来，仆人精疲力竭，从此，胡若望就一直睡在地上。
胡若望还拒绝同女管家同桌用餐，并不让她靠近。每当女管家出现在餐桌前，不是做鬼脸示意她不要靠近，就是自己转身走开，最后，仆人索性让胡若望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胡若望决不允许女管家越进自己的房间半步。
傅圣泽在权贵圈中交际，就必须给胡若望做一套欧式服装。他为胡若望定做的是一套上乘布料的套装，外加一件过膝紧身大衣，这套衣服颜色较深，人们称之为咖啡色，因为当时摩卡咖啡开始在法国流行起来。
胡若望穿着新衣服独自一人在城里转悠，仔细观察每样东西，为自己的传记准备素材。尤其是被庞大的驿马车吸引，这是法国人长途旅行所依赖的公共交通工具，在广场附近绿色树荫下的小旅馆和进城的几个主要入口到处可见，胡若望还画了几幅这种大驿车的图。
1722 年 9 月 2 日，胡若望偷偷牵走了一匹马，绕城奔驰，并在海岸边峻险岩石上的一条羊肠小道之上观赏海岸美景。胡若望被找到后挨了一顿臭骂，但他毫无悔意，还嚷嚷着，为什么马空闲时不能被借用一下，傅圣泽很想立即将胡若望送回广州，但是这个季节东印度公司不发船到中国。路易港城的人从此都把胡若望称为“唐吉坷德”。
傅圣泽的 11 箱书被直接送到位于南特的仓库去，傅圣泽本人也必须亲临南特申报关税。他和胡若望乘坐大驿车去南特。胡若望突然从正在行驶的马车上跳下，沿着道边的灌木丛奔跑起来，看见不知名的果子，抓起一把就塞嘴里，然后，他又穿过灌木丛跑到后面的田里。家仆立即策马越过深沟把他带了回来，上车后还没等屁股坐稳的胡若望，忽地又发现了什么，冷不丁地又跳下车，也再一次被家仆揪回来。
2.
在驶近墨叻文紫（Merlevenez）的时候，傅圣泽大叫着要胡若望回到车上，胡若望则大笑作答。家仆再次驱马上前，想把他拖回来，而胡若望这次干脆就往地上一躺，四肢朝天不再动弹，家仆抡起鞭子抽了下去，这次胡若望爬上了马车，一路不再言笑。
午餐时间，一行人在一个小旅馆打尖儿，一名乞丐凭着直觉径直向胡若望伸手，在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胡若望已经把身上崭新的咖啡色短大衣脱下并送给了乞丐。傅圣泽要仆人赶快夺回，仆人使鞭才把那件新大衣从乞丐手中扯了回来，胡若望却坚持要把大衣送给乞丐，最后，乞丐被允许保留其“中彩大奖”。
傅圣泽请瓦讷耶稣会神学院的一个兄弟为胡若望裁了一套粗制布料的衣服，还是胡若望自己把布片缝好、连缀成衣。为防止胡若望闹腾，将他软禁在耶稣会住宅区的房子和花园内，胡若望开始拒绝在弥撒中做傅圣泽的助手，因为教会里有太多妇女，令胡若望很不自在，广州当地的耶稣会不允许妇女出席教会活动，中国人甚至不允许妇女在街上闲逛。
在南特为 11 箱书籍完税，傅圣泽得去巴黎将书移交给国王图书馆。
旅途中胡若望又开始跳车，当路边出现风车时，他就爬上去细细地研究其结构。车上的旅客和几个路边行人用粗缆绳将胡若望捆起来拴在车后，让他跟着车跑，好一阵后，精疲力尽的胡若望才回到了座位上，在马车到达旅店前，他没再跳下车。
在旅馆中用餐，胡若望不知道厨房“外人莫入”，常常自行闯入，看见桌子上和食橱里有自己喜欢的食物，伸手就拿，还用傲慢的汉语驳斥阻止他的厨子。他们扭打在了一起，胡若望甚至还找来了菜刀。
史景迁。这个名字有“景仰司马迁”之意。
3.
天气渐冷，胡若望穿上了长袜子和两套内裤，占据旅馆内主壁炉的前排，挽起短袍和衬衫的下摆，烘烤后背。
傅圣泽越来越觉得带着频繁出丑的胡若望去巴黎、罗马，将会给他的工作和研究带来危机，于是，他先到奥尔良，在一个夜里不告而别独自去巴黎了。胡若望发觉被丢弃后，大吵大闹，傅圣泽的朋友哥瑞曼神父极力地安抚他。胡若望喜欢上了哥瑞曼和奥尔良这个地方，觉得在这里等傅圣泽也不错。
三个礼拜之后，哥瑞曼将胡若望送上了从奥尔良去巴黎的大驿车。因为胡若望很喜欢巴黎，所以，一路都很安分，一日，他对傅圣泽说：“这里真是个人间天堂。”胡若望平时不这样说话，他说自己喜欢这里大街小巷的繁忙、高耸的建筑和宏伟的教堂、卢浮宫、塞纳河、大桥、公共广场，甚至包括城市的嘈杂声。
胡若望住进了他的欧洲之行的第二套豪宅，房东詹姆斯·白尼斯是被罢黜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所任命的官员。白尼斯为胡若望提供了“一组套房以适合一个绅士的资格”，饮食包括面包、葡萄酒、汤、肉食。他们认为充分的休息和可口的饮食是治愈胡若望不良发作的良方。胡若望仍保持着他把床垫、被单和被子搬到地上并坚持开窗睡的习惯。
傅圣泽每天有很多事要忙，为去罗马觐见教皇准备，没有时间在巴黎为胡若望做导游。法国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奥瑞神父指定了一个秘书带胡若望游览所有外国人可能会感兴趣的巴黎景点。游览日定于1722年11月27日，周五。
秘书一大早就带着胡若望外出了，他们在城西的杜伊勒里宫参观时，人群突发一阵骚动将两人冲散了，秘书再没有找到胡若望。巡逻治安队开始搜寻胡若望，这看起来不难，当时整个巴黎也只有胡若望一个中国人。
翌日凌晨三点，队员们找到了胡若望，他正抱着肩膀坐在匹太特斯·梅森斯医院大门外的石阶上。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决定见见胡若望，以评估其是否已准备好去罗马。
胡若望注意到接见厅里有三把椅子，他认为椅子的排列方式缺少对教皇“钦差”的尊重，他一边大声叫着“大主教”，一边将为大使准备的椅子挪到了室内尽头，那是他认为的尊位，接着，他把傅圣泽的椅子摆在大使的椅子旁边，自己则站在室内的另一头，双手恭谦地低垂着。傅圣泽解释这显示了中国人重视礼仪。大使却觉不爽。
胡若望依然不能融入白尼斯的欧式生活。白尼斯的女儿进他房间打扫，他甚至做出要揍那位小姐的姿势，让她快些出去，对白尼斯太太，也是男女授受不亲之态。胡若望提出想要当乞丐，并靠乞讨走遍法国，并且付诸实施，几次离家出走，沿街乞讨，还真有人给他几个铜板，他用讨来的钱买面包和可以装进口袋的小玩意，他一边咬着手中的罗宋面包，一面悠然自在瞎逛。
胡若望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秘密地制作了一个小鼓，直径约6英寸，还有一面小旗，1英寸长，上书“男女有别”。某个圣日，胡若望将小鼓挂在胸前，高擎小旗，一面敲鼓，一面向圣保罗教堂走去，他的装束与长相吸引了一大群人尾随着他。在教堂的高塔之下，胡若望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向听众布道，听众数量很多，竟然都能用听法语的耳朵去倾心聆听粤语口音的中国话，并不断地为胡若望加油打气。
1725年10月，胡若望致傅圣泽的亲笔信（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4.
2月中旬胡若望又失踪了。一个多星期后，他在奥尔良耶稣会住院的石阶处被发现。大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听懂了“北京”、“罗马”、“教皇”等反复出现的字眼，便揣测他想去罗马，从罗马回北京。
傅圣泽又被送回了巴黎。他住进圣路易教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柳条椅和一个小桌，比白尼斯家差好多，他却非常满意。每日向傅圣泽要了伙食费，就去街上闲逛。胡若望做姿势、摆动作、装小丑、唱异曲，走到哪里，都有大批群众围观，为他叫好。
现在，胡若望已不想去罗马了。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传言或是他自己这么理解别人所说的一句话：傅圣泽是个谋杀者。傅圣泽去罗马的行期不能推迟，考虑到胡若望撒泼耍赖不与其同行，为留在巴黎的胡若望免生事端，建议警局将其收押。胡若望被关在圣凯瑟琳小客栈里。有时还被麻绳绑着，看守人向他的嘴里喂食。
大家认为送胡若望进精神病收容院是最好的选择，待他状况好转，就可送他送到任何一艘去中国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从 1723 年 10 月 21 日至 1725 年 8 月 9 日，胡若望一直被关在沙榔东的精神病收容所，共 658 天，没人确实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疯了。
由于胡若望的治疗费一直没有着落，他实际上形同坐牢，关在 12 英尺深、7-9 英尺宽的单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一个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条质量不错的、暖和的毯子，被他撕成碎片。在胡若望离开的这 4 年多中，他的母亲和兄弟不断地向耶稣会广州住院索钱，戈维理神父只好与他们周旋。1722 年 12 月，康熙驾崩，雍正仇教。1724 年，戈维理离开生活了 23 年的广州，回到法国。
戈维理受命处理胡若望的案子。1725 年 10 月 12 日，他在巴黎近郊的沙榔东收容院见到胡若望时，看见的胡若望套着又脏又破的中国式短衫和衬裤，脚上一双早已不成型的中式袜子紧绷绷地塞在烂了个大破口子的烂布鞋里，肩上还耷拉着半截欧式短外套，一头鸡窝似的长头发则顺着后脑勺乱趴在后肩。他以中国式的礼仪，双手抱拳、低头鞠躬，向几十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神职人员一一地打招呼，最后，在众人的力劝下，他才在一张凳子上弯腰落座。
戈维理与胡若望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问胡若望是否有问题要问他，他道出了两年来的宿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胡若望被释放，巴黎警局的海若特中尉还另请皇家财政部拨款800法郎，用于胡若望的回国旅费。回归自由的胡若望又原形毕露，他不仅拒绝了为他安排的法语老师，并在公寓中搞出太多的节外生枝。
海若特命令将胡若望送到布鲁塞尔，再从奥斯坦德等待东印度公司的船回广州。胡若望两次在马车启程的最后一刻拒绝登车离开巴黎，浪费了两张昂贵的车票，第三次被硬塞进车。
5.
1726 年 11 月上旬，胡若望的双脚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国后的胡若望去了一次圣公会传教所，讨要每年 20 两银子、共 5 年的欠薪。在法国时，傅圣泽因为胡若望只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抄写工作，拒付薪俸。广州传教所为了让胡若望闭嘴，给了他一些东西作为部分付款。
胡若望便在传教所外的空地上发表演说，告诉路人他刚去过欧洲，悲惨地倾诉他在欧洲所受到的粗暴对待，最后连工钱也没有捞着。传教所主管为息事宁人，说服从奥斯坦德来的船长拿出从胡若望的旅费中所得的差额好处。
胡若望用这笔钱为自己何家人添置了新衣服，便回老家探亲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儿子受不了他，远走澳门。他则每日坐在乡里，幽幽地望着远处的山峦。他的乡里没有人像他出过这么远的远门，甚至大部分都没出过省。有时孩子问他：“山的那边是什么样？”胡若望总是先眯眼，顿一会儿，再闭上眼：“嗨，孩子们，那地方和我们这里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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