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學系列講座(二):哲學、修辭學、語文學的融合與分野

讲座纪实 | 西方古典学系列讲座(二):哲学、修辞学、语文学的融合与分野

來聽聽吳功青老師講解哲學、修辭學和語文學的關係吧!

西方古典學系列講座(二)

哲學、修辭學、語文學的

融合與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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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0日下午15點,由北京師範大學章黃國學社舉辦的“歷史與展望:西方古典學系列講座第二講”在主樓C5049舉行。本次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明德青年學者,中國古典學會理事吳功青老師主講,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孟琢老師主持。出席本次講座的還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謝琰老師、董婧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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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的主題為“哲學、修辭學、語文學的融合與分野”,吳功青老師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講解:古代和中世紀的修辭學傳統、西方古典學中的哲學VS修辭學、西方古典學中的哲學VS語文學。

第一部分,古代和中世紀的修辭學傳統。吳老師首先介紹了古希臘的修辭學傳統:古希臘修辭學傳統源遠流長,古希臘語精巧細膩,要想掌握好這門語言,必須要學習修辭學,另外,在政治上,雅典等城邦實行民主制,無論是公民大會的選舉、法庭的訴訟,還是家族辯論,都依賴於言說和寫作技巧,因此,掌握修辭學的人在城邦中舉足輕重,在希臘,那些教授修辭學的人被稱為智者,他們教授的目的是讓人在選舉和訴訟中獲勝,但在哲學家看來,智者擁有的不是真智慧,而僅僅是一種用言辭來說服人的技巧,故二者常展開論辯。接著是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儘管哲學一再壓制,修辭學仍然廣泛存在,羅馬時期,修辭學更是被西塞羅發揚光大。然後是中世紀的修辭學: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古典修辭學一度沒落,羅馬的公民生活被專制的政府所取代,修辭學無用武之地,直到11—14世紀,隨著歐洲城市經濟的繁榮,修辭學才重見天日,被置入大學的七藝行列,但地位仍比較低,遠低於邏輯學。最後是文藝復興與修辭學的復興:14—16世紀,歐洲的商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對修辭學的要求越來越高,1333年,彼特拉克發現西塞羅的演講詞,1345年,又發現《致布魯圖斯》等書信,這些發現更新了中世紀對修辭學的認知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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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西方古典學中的哲學VS修辭學。修辭學這個學科從誕生起就有野心並不斷膨脹,到文藝復興時期達到最大值。吳老師以瓦拉為切入口引出了修辭學與古典學的相關性:修辭學的野心不僅關乎文本的鑑賞,而且將古典學導向截然不同的方向,按照瓦拉的修辭學標準,在古典作家中柏拉圖可取,亞里士多德則不可取,修辭學較差的哲學家,不如修辭學家更重要,古典文本的價值,在於修辭而非義理,修辭學的僭越,嚴重拉低了古典學的意義。接著再從“皮科與巴爾巴羅的論戰”看古典學發展的內在危機:這場論戰可謂哲學—修辭學之爭的延續,巴爾巴羅秉承瓦拉的立場,認為修辭學最為重要,皮科則為哲學辯護,認為哲學是古典學的研究中心,這一論辨的中心是“思想VS言辭”,皮科的觀點是哲學和修辭學的目標是不同的,修辭學指向言辭,而哲學指向思想,相比之下,思想比言辭更接近真理,某些哲學可能缺乏雄辯,卻並不缺乏思想,而修辭學家總是用美麗的言辭來裝飾自己,意圖是說服他人,本質是狡計和欺騙。皮科與巴爾巴羅的爭論,不僅關乎中世紀,而且關乎古典學對古代文本的一般理解,他通過訴諸於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學傳統,證實——1)有思想的哲學家比修辭學家更為重要; 2)古典文本的價值,更在於義理而非修辭,此種努力,使古典學始終保持義理的導向,深刻影響著古典學和現代思想的發展。最後是修辭學的意義:皮科在論戰中獲勝,但是他並未完全否定修辭學的意義,在面對古代文本時,皮科堅持哲學的導向,強調文本的內容而弱化文本的修辭屬性,但他在寫作時,始終採用優雅的拉丁文,這表明修辭學在哲學主導下仍有存在價值,其結果是將辭章和義理充分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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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西方古典學中的哲學VS語文學。古典學誕生以後向歐洲一些國家傳播,古典學科慢慢成長起來,其對現代社會的給養一直沒有中斷,但是影響也不是很大,直到18世紀的德國掀起一場新古典主義運動。作為文明後起者,德國人對希臘推崇備至,在古典學家溫克爾曼對希臘文學藝術研究的刺激下,德國人致力於復活希臘精神,從歌德、洪堡、萊辛到海涅,群星璀璨。從德國的例子也能看出,古典語文學與哲學有緊密的關係,古典學不是要研究古代,而是通過對古代的思考,給現代注入活力。接著,吳老師講到“沃爾夫與古典語文學”:沃爾夫遵從其師溫克爾曼的語文學方法,認為所有的考察都是歷史的和校勘的,它不是出於人們希望怎樣,而是基於事實,從此,“永恆的語文學”重新佔據古典學的中心,在沃爾夫的推動下,語文學範式開始更新,新語文學不再滿足於給定的文本,而是將文本的歷史視作最重要的東西,面對不同的抄本,他們1)信任更古老的抄本;2)信任抄本的大多數;3)用譜系學的方法來研究諸抄本的關係,通過將文本複雜化,新語文學贏得了權威。而尼采對古典語文學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題為《荷馬與古典語文學》的就職演說中,針對沃爾夫的古典語文學方法以及後者對《荷馬史詩》的研究結論,嚴厲地批判了古典語文學的痼疾,這篇演說,也可以看作他轉向哲學的分水嶺。尼采的批判指向有三:1)文獻實證主義,新語文學宣稱對古代的研究是純粹的科學,要用歷史的方法理解發生的一切,或者將古代文獻徹底置入語文學規則之下,未經證實的文獻觀念,就是虛幻和錯誤的,尼采認為,文獻實證主義是以科學的派頭來掩蓋自身藝術能力和藝術感受的缺失;2)脫離現實,古典語文學的文獻實證主義本質是對傳統和偶像的否定,這樣的古典研究,註定在現實前無所作為,並將助長現代人所謂的英雄氣概,而理想的古典語文學研究,應在理想的古代和現實的鴻溝之間,搭建起橋樑;3)內部紛爭,文獻實證主義始終是不確定的,很難說,存在一個客觀的、歷史性的文獻,而且,新語文學內部存在許多方法上的疑難,由於對文獻的解讀不一致,意見無法統一。

通過對沃爾夫古典語文學的批判,尼采意欲重新確立古典學中哲學對語文學的統治。尼采主張,曾經是語文學的,變成了哲學,每一種語文學都應該被哲學世界觀所環繞和限制,語文學的工作,要服務於哲學,如此,考據方能克服侷限,與義理融合。然而,尼采的批判並未說服古典語文學界,維拉莫維茨、蒙森紛紛對尼采反戈一擊,繼續推進原有的歷史—實證主義進路。20世紀以來的古典學,進一步擠壓著哲學,專注於語文學、歷史考古、銘文學的努力,在專業化的浪潮中,退回到古典的領地,哲學—語文學、考據—義理的分野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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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吳功青老師對本次講座進行總結:隨著西方古典學的興起,語文學、修辭學和哲學的張力開始浮出水面。文藝復興後期,哲學在與修辭學的論爭中取得優勢,成為研究古典學的主導性進路。與此同時,從文藝復興到18世紀末,語文學和哲學的關係一直相當緊密,在古典學研究中相互配合,有力地促進了新思想的發生。然而,19世紀以後,隨著新語文學的誕生和科學主義的崛起,古典語文學和歷史學中的文獻實證主義日漸坐大,嚴重吞噬了哲學在古典學中的空間,雖經尼采的猛烈批判也未改變。今天的西方古典學,迫切需要走出專業的牢籠,尋求統一性的視野,尋求學術和現實的生命紐帶。

文字整理:茹漂漂

圖片攝影:韓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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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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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功青,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明德青年學者,中國古典學會理事。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教父哲學、文藝復興哲學、近代哲學,為學生開設“西方哲學史”、“柏拉圖的《理想國》”、“但丁的《神曲》”、“中世紀哲學”、“文藝復興哲學”、“希臘語基礎”等課程。著有《上帝與羅馬:奧利金與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6月)、《等待復活》(與徐詩凌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在《北京大學學報》、《世界哲學》、《哲學動態》、《讀書》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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