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軍，是由北洋派大臣張之洞於湖北訓練的“新式”軍隊。清末新軍中除了北洋系剩下的精銳都在湖北新軍裡。 清末面對西方列強的輪番欺壓，清政府開始意識到需要改進提高軍事實力。但剛開始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武器裝備上，在軍隊作戰上毫無進取。甲午戰爭後的清政府終於認識到，舊式八旗兵和綠營兵的無能，如果想要保住江山必須另起爐灶練新兵。
這組照片就是在1900年之後，湖北新軍的訓練照片，這組照片是由斯塔福德·弗朗西斯拍攝的。 張之洞曾經在兩廣地區與法軍交戰，深切地感受到中外軍事上的差距，又經歷了甲午戰爭。之後，他在江蘇南京悉仿德制，聘德國軍官教導並且指揮軍隊，建立“自強軍”。 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向朝廷要來了他在南京“自強軍”中的500人調赴湖北。也就用這500人作為基本班底，編成湖北護軍，也就是湖北新軍。
一定有一些愛“找茬”的人發現，這些清軍沒有辮子。編練新軍摒棄了舊一套，請洋教官，整個學西方，連軍醫、軍樂隊都照搬。從兵源上就與以往差別很大，士兵挑選方面尤為嚴格，除了要求年齡、健康外，更要求文化素養，科舉作廢後更多文化人加入。 新軍訓練武器越複雜，辮子越礙事。這樣的背景下，士兵和軍官們對腦後的辮子越看越不順眼，很多人喝了點酒就把辮子給剪了。清政府那時候已經有心無力了，長官最多懲罰一下，有的懶得罰。
從原來江南的自強軍開始，張之洞就是有意模仿德國軍制編練而成。德國作為當時世界最強的陸軍，對新軍的訓練教導有很大的幫助。膠州灣事件後，德國人的形象在中國人心裡大打折扣。隨後，遠東國際關係格局改變，西方列強虎視眈眈，迫使日本為圖自保而不得不向中國示好。他們表示願意為中國培養留學生，幫助中國興學、練兵。考慮再三，德國軍官的費用和他們囂張跋扈的態度，日本可以接收留學軍事等等優惠條件下。決定向日學習軍事。
時人對兩軍的評價是：北洋新軍“以勇氣勝”，湖北新軍“以學問勝”。這其實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導致這兩支軍隊為什麼一支逐漸走向了革命道路，而另一支則成為“北洋軍人集團”的私兵。 正是因為張之洞身為儒臣與梟雄袁世凱的區別，張之洞把文化素質作為一項重要條件，不僅予以明文規定，而且逐漸提高要求。
北新軍因為文化素養更高。其中不乏軍事留學生，士兵相對質樸，將領比較開明，又加上有相對寬鬆的環境，湖北新軍在清末成為革命黨人開展宣傳與組織活動的良好舞臺。換句話說就是湖北新軍沒有“軍閥”習氣，容易被革命黨人爭取，這也是湖北新軍成為最早覺悟的清朝進步軍人的原因。
武昌起義前，湖北新軍中直接加入革命組織共進會與文學社的人數多達2000多人，受影響的更高達4000多人，站在清政府陣營的不足千人。這也就是成為清王朝打響“第一槍”的首義之師的必要條件。 湖北新軍變成了革命軍，北洋新軍則給了清政府的反戈一擊，數十位將領通電贊成共和。 雖然南北新軍有不同的側重點，但不約而同的脫離了清王朝的忠誠，不同的是一個是自下而上的起義，一個是軍事領導的“叛變”。
清帝退位時，清政府的遺老們也許回想5、6年前的“彰德秋操”，南北新軍還恭順地服從清王朝的指揮。當時的媒體盛讚：“舉數省已編之軍隊，萃集一處而運用之，使皆服從於中央一號令之下，尤為創從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聽。” 這是清朝中央最後一次完美地操控南北新軍。
最後一張照片，我們看到了兩個人黎元洪，張彪。湖北新軍武昌起義之後打跑了張彪，起義軍開會選舉了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這才有了之後的南北議和，清帝退位。 其中，還有唐在禮和齊耀珊，唐在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協約國軍事會議中國代表。 中國也曾計劃派遣遠征軍去歐洲作戰，並任命唐在禮中將為中國遠征軍總司令，差點唐在禮就領導中國軍人在歐洲戰鬥了。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