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他是邊界問題研究專家，曾在位於巴以邊界地區的耶路撒冷做過15個月的田野調查。】
4月12日，以色列議會選舉結果出爐，69歲的內塔尼亞胡將順利開啟個人的第五個任期，其所在的右翼陣營贏得了議會120個席位中的65席，他也因此超過開國總理本-古裡安，成為以色列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在競選前夕，內塔尼亞胡公開表態“我將擴展（以色列的）主權，並且不會區分連片的定居點和零散的定居點……從我的角度來看，以色列任何一處定居點，作為政府，我們都對其負有責任。”這一番言論無疑起到了助選的作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的定居點建設似乎彰顯了以色列的國力與雄心。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猶太人定居點存在著兩種固化的認知：第一，以色列的定居點建設主要開始於1967年六日戰爭以後，目的是侵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第二，定居點建設是以色列一項有條不紊的軍事-政治行動，因此，定居點也被看作是一類半封閉、準軍事的猶太人社區。
不過，從我自己的見聞和經歷來看，現實遠比這兩種認知要複雜得多。
初到以色列的時候，我住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社區之內。一天傍晚，16歲的亞辛和他的約旦朋友突然跑到我臨時居住的酒店房間，說想帶朋友看一看猶太人在定居點裡幹什麼，我這才意外地發現，原來距離酒店不遠的房屋正是一處定居點，從酒店的陽臺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的日常起居，當晚我甚至和他們一起數了數對面用餐的人數。在此之後，我慢慢發現我所在的東耶路撒冷到處都是定居點，這些房屋嵌入在巴勒斯坦人的社區之內，與周遭的街區毫無違和感，只不過房頂上統一地插著巨大的以色列國旗，以此作辨認。
易卜拉欣是一位住在東耶路撒冷橄欖山地區定居點對面的阿拉伯男子，他曾極為不甘並憤怒地對我說起過這棟房屋是如何變成以色列定居點的故事。
這個三層小樓其貌不揚，門口常有阿拉伯的孩子們在玩耍，樓頂上插著以色列的國旗。2006年，一位從事汽車銷售的阿拉伯商人向房屋的主人出資購買了這棟山頂小樓以作會客之用，房屋成交之後卻通過律師轉手賣給了以色列政府，政府隨即對其進行裝修，派駐安保人員，改建為定居點。儘管本地的阿拉伯家族試圖阻礙這一行動，房屋原先的主人甚至遭到了暗殺，但在合法的房產證書和交易合同面前卻無能為力，橄欖山上由此出現了第一個定居點。
由此可見，定居點的主權確認和實踐遠比人們想象中的複雜，毫不諱言，定居點的故事貫穿著以色列的“建國神話”。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修建定居點的歷史比想象中的早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1882年7月，一批猶太移民在地中海邊的雅法城以南8公里處建立了一個名為“裡雄萊錫安”的農業定居點，意為“聖地中的第一個”。這一定居點的開拓者和贊助者來自歐洲大名鼎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以色列眾多著名的城市皆是由早期的定居點發展而成，例如今天的第四大城市裡雄萊錫安和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
當時定居點建設的方式主要依託於從本地阿拉伯人手中購買土地，進而進行農業拓荒，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批猶太移民憑藉著以“基布茲”為代表的集體主義社會生產模式在地中海東岸興建了大量定居點，並培養出半軍事化的勞動軍，逐步向東擴進；以色列開國總理本-古裡安同樣是在這一浪潮下於1909年來到本地區。
1947年，聯合國通過了第181號決議，即《巴以分治決議》，計劃在本地區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阿拉伯國家”，其中“猶太國家”的領土雛形正是建基於當時的定居點之上，即隨後的以色列，定居點也首次被賦予了國家主權的意義。
以色列建國之後，數次中東戰爭的結果無疑使得以色列進一步擴大了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作為一個特殊的無憲法（只有基本法）、無明確邊界（以色列不願與周邊國家劃定）的民族國家，以色列試圖貪婪地吞併周邊更多的領土，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以色列侵佔了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以及屬於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區和西岸地區，並開始在這些被佔領土上修建定居點。
在這一時期，以色列的定居點建設首先依託於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受制於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以及有限的“消化”能力，儘管以色列的胃口始終無法得到滿足，但也不得不於1982年退出了位於西奈半島的18個定居點，並在巴以和平進程的影響下，於2005年退出了位於加沙地區的全部21個定居點。
看似放緩的定居點建設進程實際上潛伏著一條暗線，以色列的建國思路已逐漸從軍事轉為市政。早期的定居點建設具有極為濃厚的開拓意涵，它們的建設廣泛受到猶太復國主義基金會的支持，並隸屬於農業部門，建設的目的是希望將其作為被佔領土的前哨站，因而多選址在山丘等戰略要地之上，逐步發展出連片的社區，服務於國家的軍事戰略。
但在80年代以後，成熟並日益擴大的市政體系足以將定居點納入其中，並給予以色列強大的信心繼續推進定居點建設，東耶路撒冷及鄰近的西岸地區成了擴張的重點。定居點也由此作為一個個住宅單元的建設項目，等待著批准、審核與驗收，住房（house）而不是定居點（settlement）的字樣開始為人們所熟知。
正是因為軍事力量被置於市政權利之下，橄欖山第一處定居點建成後，政府將其定位為出租房，方便低收入的猶太居民入住，由於生活需要，這些租戶甚至必須與周圍的阿拉伯鄰居來往。
易卜拉欣對我說，有些租戶還是不錯的，他們會到阿拉伯人的婚禮上送禮物，偶爾也會邀請阿拉伯朋友到家做客。為了證明他所言不虛，易卜拉欣拉著我到了定居點門口，告訴樓下的安保人員我們想去拜訪屋內的某某朋友，安保人員幫忙按了一下門鈴，可惜當日沒人在家。
在此前的故事中敲響我房門的亞辛，他的父親曾為另一處大型定居點裝修過房屋，過程極為一致，房屋原屬於阿拉伯人，後來經過交易變成了猶太人的定居點。亞辛的父親至今仍然在從事與定居點居民相關的裝修行業，我曾隨他到訪過一處西岸地區的定居點測量一戶猶太人家櫥櫃的尺寸，回來的路上我問他，為定居點裝修房屋會不會令他感到難堪，他對我說，這些都是生意，而且猶太客戶的付款更加穩定。
在上述的故事中，定居點建設不再是單純通由軍事暴力而完成，一種在現代性維度上更具合法性的司法管理已經替代了直接的身體暴力，但這反而將進一步確立了以色列統治的有效性。在此過程中，以色列從未獲得過巴勒斯坦地區的主權，暴力也並沒有完全消除，而是一種依據法律契約和政治技術實現的暴力，基於這一線索，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歧視和排擠變得更為隱晦，當10000套定居點住房的建築許可通過時，同時期只有不到1%的阿拉伯住房建築申請能夠獲批。
當我們重新反觀內塔尼亞胡所進行的對定居點的主權宣誓時，表面上是針對領土的、有計劃的軍事-政治行動，但當我們試想出依照此主權模式而產生的碎片化的國家地圖，就不難看到在這一圖景之下那些偶然的、非計劃的社會互動過程。簡而言之，主權不再是以色列國家建設的前提，即擁有了完整的領土主權才能施以建設，反而成為了國家建設的內容，即主權轉變為以色列生命政治實踐的結果。
4月10日，阿拉伯評論員曾無奈地寫道：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誰贏了以色列大選都無所謂！正如我們對於定居點的觀察，聚焦政治家們的言論可能並沒有太多的價值，其從前往後的過程已經交代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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