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那麼青春
——憶我的母校吳堡中學
高中時代，難得的是讀了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更難忘的是，那些曾經共同奮鬥的師友。
張維迎教授在吳堡中學60週年慶典上發言
馮東旭/攝
01
我是吳堡中學高75屆的學生。之所以能成為吳堡中學的一員，要感謝我的一位小學老師。當時吳堡縣共有三所學校提供高中教育：任家溝中學，宋家川中學，郭家溝中學。宋家川中學俗稱“二中”，無論資歷還是聲望，是名副其實的“第二中學”。
我的第一志願填寫的是任家溝中學，一是想上全縣最好的學校，二是我一位要好的發小已經在任家溝中學讀高中，他比我高一級，我非常希望能和他在一個學校。但我收到的入學通知是到宋家川中學報到。說實話，我當時有些失望。
入學後我才知道，是我一位小學老師“操作”的結果。這位老師名字叫馮德斌，當時在縣政府負責伙食管理工作，教育局的工作人員給新生分配學校時，他正好在場，一看到我的名字，就說這個娃娃我認識，讓他到二中讀吧！這樣，我就被撥拉到宋家川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吳堡中學。
吳堡中學
馮老師的想法，一是，任家溝中學雖然距離我村近，但地處山溝，交通不方便，上學需要步行60華里，宋家川中學距離雖遠一些，但在縣城，可以搭便車；二是，我在縣城讀書，可以見大世面，他還可以照應。
入學報到之後，我一度還曾想轉學到任家溝中學，馮老師說，你別看宋家川中學現在不如任家溝，將來一定超過任家溝，城裡畢竟比農村有吸引力。
順便說一下，馮老師對我印象好，一是，他教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學習成績好，“孺子可教也”；二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曾把撿到的一把裁紙刀交給他，他說這是“拾金不昧”，在全校大會上表揚了我。
“拾金不昧”，是我學到的第一個漢語成語！
02
我們那一屆新生是1974年春天入學，當時鄧小平復出後正在大刀闊斧搞整頓，包括教育界的整頓，“四人幫”卻針鋒相對搞“批林批孔”，反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在我們讀高中的整整兩年期間，“四人幫”壓過了鄧小平，教育界尤其如此。
我們入學不久，教育界就樹起了兩個“反潮流”英雄，一個是北京小學生黃帥，她在日記中表達了對老師的不滿；另一個是遼寧知青張鐵生，他在參加工農兵大學生入學考試時，理化交了白卷。
很快，全國掀起了批判“師道尊嚴”的浪潮，工宣隊進駐學校成為最高決策者，學校實行“開門辦學”，學生有近一半的時間是參加生產勞動。
在這種大環境下，宋家川中學也不可能置之事外。值得慶幸的是，出於對學生的愛和職業精神，我們的絕大部分老師仍然克服困難，堅守教學崗位，兢兢業業地履行著教師的職責，也嚴格地督促學生好好學習。
比如說，先後給我們上數學課的魏光華老師和魏峰老師，完完整整地講完了高中數學課本的全部內容，他們寫滿黑板的數學公式，我至今歷歷在目。
就我所知，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學過完整高中數學課的並不多，我高考時數學能得到較高的分數，後來能用數學方法分析經濟問題，與他們給我打下的良好的數學功底分不開。
給我們上語文課的蔣維禮老師，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又自學函授中文專業，知識面廣，講課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深受同學們喜愛。
1977年秋天恢復高考的消息宣佈後，老師們很快就分頭編寫出了各門課程的高考輔導材料，提供給準備參加高考的同學。我在農村準備高考的時候，魏峰老師從縣城給我郵寄來了一大卷油印的數學輔導材料，這些材料是她自己編寫的。在我上考場的前一天，康毅老師還在他自己家裡幫助我複習地理和歷史。
這些，都讓我終生難忘。
我要特別感謝一下李務滋老師。她是一位充滿母愛的老師，把學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曾兩次犯“政治”錯誤，但每一次，她都說“都是些孩子，私下勸說勸說就可以了”，讓我輕鬆過關。她不僅沒有因此歧視我，而且對我充滿期待，在我畢業的時候送給我一本蘇聯人寫的《政治經濟學》，這是我讀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
在我走上經濟學研究道路之後，她曾為我喜悅過，也曾為我擔憂過，讓我感激不盡，也讓我歉疚不已。
我不得不提到的一點是，在那個年代，或者由於家庭出身的緣故，或者由於個性剛直不阿，我們的老師中的一些人一直揹著沉重的政治枷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被剝奪了人的基本尊嚴。
比如馬志偉老師，1957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被劃為右派，從北京發配到吳堡，先後在棗林峁中學和宋家川中學任教，吃盡了苦頭，直到1980年才調回北京，與妻子和女兒團聚。他桃李滿天下，但2010年離開人世時，沒有享受一個像樣的葬禮，我是唯一一個有機會在醫院太平間向他的遺體鞠躬的弟子，看到他冷凍的遺體，眉毛上還結著冰碴兒，我頓時淚流滿面。
馬老師臨終前，託付他太太把一件半新不舊的綿羊皮外套轉給我，說這是他在宋家川時穿過的，很保暖，或許我還用得著。
03
我們高中二班總共63位同學，其中大約三分之一來自縣城，三分之二來自農村，有幹部子弟，但絕大部分是農民的孩子。家在城裡的同學生活條件相對好些，農村來的同學大部分生活艱苦。但同學們都能平等對待，相互幫助，結成了一生的友情。城裡的同學並不歧視農村來的同學，幹部子弟也沒有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事實上，與我個人關係最要好的同學，有好幾位是城裡富裕家庭的孩子。課餘時間，他們騎著自行車帶我逛街，讓我這個鄉巴佬逐步熟悉了城裡人的生活。週末和節假日，我曾去多個同學家吃飯，有時吃完晚飯就睡在他們家裡，他們的父母對我很熱情，讓我感到非常溫暖。我上大學期間，幾個同學還給過我經濟上的接濟，讓我順利完成了學業。在我母親下葬的時候，好幾位中學同學專程來為她老人家送行，讓我感動不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班上有兩位同學的父親在縣電影院工作，我和他們同桌，關係要好。憑著這層特殊的關係，在高中兩年期間，我沒花一分錢就看過了縣電影院放映過的所有中外電影。
這事在今天看來，確實有些不恰當，但當時不這麼想。如果不這樣，我是沒有可能進電影院的，5分錢一張的電影票，也不是我能負擔得起的。
當然，高中時期交往更多的還是農村來的同學，因為我們都住在學校的窯洞，在一個鍋裡攪稀稠。十幾個青春少年睡在一條炕上，吵吵嚷嚷，打打鬧鬧，自不待言。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同學們之間分享各自從家裡帶來的食品。
那時候，一天兩頓飯，晚飯是高粱米粥，下午四點半就吃過了，到晚上九點的時候，餓得肚子咕咕叫，必須吃點從家裡帶來的乾糧，否則難以入睡。家庭富裕些的，乾糧可能是幹饅頭片或副食店買的糖提子；家庭貧困些的，乾糧是紅薯幹或晾乾的土豆擦擦。泡乾土豆擦擦，就像現在泡方便麵一樣，抓一把放在碗裡，倒些開水，蓋上蓋燜一會就好，吃起來真香。在我的記憶中，比現在的方便麵香。可能是由於土豆便宜，在自己沒有東西可吃時，也總能從別人的袋子裡抓一把，泡著吃，沒有人在意。有時候，富有的同學也會給大家分享自己從家裡帶來的饅頭片。通常是，離家近的給予多，因為他們回家次數多，也覺得自己有責任慷慨一些。
我敢肯定的是，我吃別人的比別人吃我的多，因為我可供分享的東西實在太少了！
有件事說起來讓人難為情。那個時候，男生睡覺一般都不穿睡衣，而我在高中二年級之前，連褲頭也沒有穿過，睡覺時脫光衣服，赤條條躺下蓋上被子。
記得高中二年級下學期我們換了宿舍，我和薛亞平同學挨著睡。他看到我赤條條躺下，就問我怎麼連褲頭也不穿，我說我從來就不穿褲頭，我沒有褲頭。他說，不穿褲頭睡眠不文明。這樣吧，我有兩條，就借給你一條穿吧。這樣，我就穿上了他的褲頭，畢業的時候，又把褲頭還給了他。亞平同學的父親當時是《榆林報》的社長，算個大官，又是文化人，但家在農村，也算不上富有，所以亞平生活很節儉。他因病英年早逝，我沒有機會報答他，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借我褲頭穿。多麼希望他在九泉之下能聽到我在這裡講這個故事！
高中兩年也使我懂得了一個道理：有權的人必須公平！
當時每個班都有一位伙食委員，登記同學們報飯，負責收飯費和糧票，開飯時還要掌勺舀飯。其他班的伙食委員幾乎是一學期換一個，而我這個伙食委員一當就是兩年。究其原因，一是總務長孔令啟老師說我賬目清，現錢糧票從未出過差錯，二是同學們覺得我公平，掌勺時不會偏三向四，也不會給自己碗裡多舀一片肉。
那時候，只有過節的時候菜湯裡才放些肉，平均每人也就兩三片，多得一片就相當於現在拿到一個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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