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五四運動，有很多歷史事實和歷史細節被忽視，即：是誰主導將中國推向了巴黎和會的成員國之一？巴黎和會中國在外交上是否失敗？是何原因導致了巴黎和會中國在山東青島問題上的外交失利？是誰最先將此事報告給國內？又是誰指示國內掀起運動的浪潮？這一連串的問題，在至今的歷史敘事中語焉不詳。事實上，這其中一系列環節的關鍵人物都是梁啟超。
被忽視的事實和細節
1919年7月1日，身在法國參加巴黎和會的梁啟超向國內發回了一封密電，密電內容如下：
汪、林總長請轉南北當局諸公：和約拒署表示國民義憤，差強人意。然外交方益艱鉅，全國一致對外，猶懼不濟。若更擾攘分崩，不亡何待。啟超在歐數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內亂情形相質，則若芒在背，不知所對。外交失敗以來，相愛者感冀我因此刺激，速弭內訌，以圖外競，庶助我者得以張目。今滬議杳無續耗，大局愈趨混沌，循此以往，豈惟今茲所失，規復無期，竊恐有人藉口保安，稱兵相壓，愛我者亦無能為助。中國今日如重洋遇颶，遠援無補，出死入生，純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歸於盡。當此存亡俄頃，有何嫌怨之不可捐，有何權利之後可戀，諸公之明，寧見不及此？伏望本熱誠交讓之精神，快刀斷麻，迅謀統一，合全國智力，謀對外善後，則失馬禍福，蓋未可知。若長此為意氣之爭，結果只同歸於自殺，國家固已矣，諸公亦何樂焉？萬里驚魂，垂涕而道，伏惟矜察，以惠我民。
梁啟超叩。七月一日自倫敦。
這封密電寫於五四運動爆發之後，原件被收錄於丁文江、趙豐田所編《梁啟超年譜長編》，是對五四運動的聲援，儘管只能作為梁啟超發動五四運動的間接證據，然而此前的1919年5月3日，梁啟超還就巴黎和會的相關事宜給汪大燮、林長民發去了數封密電，而密電的內容之一，即是要求國內掀起抗議巴黎和會的國民運動的浪潮，這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總爆發。
關於五四運動，有很多歷史事實和歷史細節被忽視，即：是誰主導將中國推向了巴黎和會的成員國之一？巴黎和會中國在外交上是否失敗？是何原因導致了巴黎和會中國在山東青島問題上的外交失利？是誰最先將此事報告給國內？又是誰指示國內掀起運動的浪潮？這一連串的問題，在至今的歷史敘事中語焉不詳。事實上，這其中一系列環節的關鍵人物都是梁啟超。
梁啟超（1873.2.23-1929.1.19)
護國戰爭之後，梁啟超逐漸淡出政壇，之所以淡出政壇，是因為他意識到，靠政黨政治，無法解決新中國的諸多問題。於是便有了他的歐洲之行。梁啟超的歐洲之行，除了考察歐洲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國民間代表顧問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從而為徹底解決中國青島問題贏得時機。
1919年3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啟超致電國內的汪大燮和林長民，報告巴黎和會上關於青島問題的消息，該年3月24日，《申報》登載了梁啟超的電文：
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秘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超漫遊之身，除襄助鼓吹外，於和會實際進行，未嘗過問，惟既有所聞，不敢不告，以備當軸參考，乞轉呈大總統。
由此電文可知，梁啟超對於北京政府為何與日本換文訂約毫不知情，他表示，如果這樣做，則實際上授人以口實，無異於作繭自縛，故此，他希望政府明察。當然，如果以為梁啟超此信就是針對政府進行譴責，那就錯了。這裡，梁啟超只不過與北京政府進行了默契的合作，即讓事件公開化，也就是說，讓中國政府代表團拒絕在和會上簽字有了公開、合法的理由。而北京政府也默許了梁啟超的此種行為。如果認為梁啟超此信就是針對中國政府對日本的賣國行徑進行批判與抗議，這也是沒有道理的。中國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是出於大國外交戰略的考慮，從整體來說，中國是基本仇日的，或者說與日本的關係是一直很敵對的，但是從具體的階段來考慮，中國與日本又時有合作與友好，這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不存在賣國之分。而且，中國政府在主權問題上的作繭自縛，源於袁世凱政府埋下的禍根。袁世凱出於想稱帝的需要，與日本政府簽訂密約，拒絕中國參加一戰，致使中國在戰勝國國際地位上一直很低，必須要付出許多代價才能挽回此種局面。
1919年4月8日，張謇等國民外交協會成員致書梁啟超，請梁為該會代表，主持向巴黎和會請願各事。
4月30日，梁啟超為青島問題致電國民外交協會，5月4日的《申報》登載了其電文：
對德國事, 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 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 吾若認此, 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晚間送到“研究系”（梁派政治成員的統稱，其前身系梁組建的進步黨）的《晨報》報館，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上。
應該說，林長民此篇短文即是引爆五四運動的直接文字，但林文中明確說到，這是由梁啟超電文證實，而且是梁啟超明確授意。這就為梁啟超引爆五四運動形成了有力的證據。短文中明確說，此次巴黎和會青島問題的受阻，完全是因為1915年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及1918年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換文密約，這是歷史遺留問題。
巴黎和會上的國人身影（前排左二為顧維鈞）
5月2日，蔡元培從汪大燮處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時，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熊希齡、林長民、王寵惠等三十餘人開會，議決諸運動事項。
這樣，五四運動爆發了。
五四“唆使”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梁啟超旅行歐洲、參加巴黎和會、發起五四運動，絕非一時興起，亦非出於偶然，而是早有謀劃，這源於梁啟超的國民運動思想，梁啟超國民運動的內容包括內政運動和外交運動兩大方面。外交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便是國民外交協會的成立。國民外交協會所領導的一個主要運動便是干預巴黎和會、策劃並領導五四運動。故此，五四運動主要是外交運動，而非內政運動。
國民外交協會是國民外交運動的領導機構。國民外交協會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全國性的國民外交團體，其成立之初曾作為政府後援，積極配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努力，後又對五四運動的發生及中國政府拒籤《對德和約》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且為最終在華盛頓會議期間收回山東主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國民外交協會在五四前後發動和領導的國民外交運動無疑是中國近代歷史轉折時刻的輝煌篇章。
那麼國民外交協會的主導人是誰？其緣起有怎樣的背景？
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在熊希齡宅召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範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莊蘊寬十人為理事。其中理事長為林長民。2月21日，該會通電發表七點外交主張：一、促進國際聯盟之實行；二、撤廢勢力範圍並訂定實行方法；三、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秘密締結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五、力爭關稅自由；六、取消庚子賠款餘額；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為公共通商。
這個組織名為民間性組織，但其成員均為當時在朝或在野的第一流政治家，其中大部分均為北洋政府熊希齡“第一流人才內閣”的重要成員。該組織的理事長雖然是林長民，但其第一領袖人物和主導者卻是梁啟超，該組織成員皆為梁派人物，且該組織是在梁的授意下成立的。此時，梁由臺前走向了幕後。
日本原敬內閣1919年9月9日的內閣會議決議事項中的文字亦可以作為梁啟超及其“同黨”乃此次運動核心人物的有力證據：“目前在中國最具勢力的，是由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所組織的所謂學生團體。這些學生多少有些新知識，節操、志向較為純潔，其努力固不可忽視，今後我方亦應需給與相當的考慮。雖然他們的運動‘努力’實基於本身的自動而發，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國人的煽動。”（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5年，上，504—505頁；轉引自《五四研究論文集》，92頁）
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人都是梁啟超的長期政治夥伴，當時與梁同為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還是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日本政府在其內部情況分析中既沒有把國民黨人視為對五四運動有重大影響者，也沒有把陳獨秀等視為五四運動的鼓舞者，唯獨把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人士視為五四的“唆使”者，應當說這要比後來史家的觀點更為貼近事實。
這就說明，五四運動絕非僅僅是由幾個教授、學生領導、發動的學生運動，而是由政治領導人領導的政治性運動。當然，學生群體是運動的主體，但運動的主體不等於運動的政治領導人。討論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問題，並不是為梁啟超翻案，而是領導人問題，實際涉及五四運動的深刻歷史背景及意義。而這，恰恰是今天學界和輿論有所忽略和偏頗的。
被誤讀的梁啟超
在諸多導致“五四”爆發的原因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戰”（也即梁文中提到的歐戰）。需要說明的是，迄今為止，諸多歷史家忽視或不重視“一戰”，認識不到“一戰”之於世界格局及中國國際地位的重大意義。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參加“一戰”，才使得中國改變和提高了國際地位，能有資格作為戰勝國參加巴黎和會並爭得中國國家主權（儘管青島問題沒有解決，但是別的外交權益都藉此得以收回），也才使得中國能夠在“一戰”後和五四運動中真正開始現代化的轉型，也才使得中共能夠在戰後的五四運動中迅速走上歷史舞臺（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中共領袖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然而，在當時紛繁複雜的政局中，幾乎很少有人能意識到“一戰”之於中國及世界的重要性，而唯有梁啟超、蔡鍔、段祺瑞、梁士詒等有卓越政治識見的政治家才極力主張中國參加“一戰”。
巴黎和會對奧合約批准書
梁啟超是當時推動中國參加“一戰”的積極主張者和推動者，而段祺瑞，則是中國參加“一戰”的積極執行者。為了開啟國民意識，梁啟超甚至於1914年還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專門撰寫了一部世界經典歷史著作《歐洲戰役史論》，這部著作只用了十幾天時間即告完結，目的就是為了開啟民智。梁啟超在該書“序言”中指出：“今之戰，殆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與一域中國與國相互之戰既異，與一國中人與人相互之戰更異”。（《梁啟超全集》第九卷《歐洲戰役史論》“序”，北京出版社，第2680頁）梁啟超撰寫此書意在指出，歐洲戰役也即世界戰役，它將世界各國連成了一個整體，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唯有參加此戰役，方能提高其國際地位。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在各大報刊及演講、條陳中，屢次向袁世凱政府建言，力主中國對德宣戰。之所以主張中國對德宣戰，乃是因為梁啟超當時已預料到，德國必敗，協約國必勝，而“以此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藉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權益。然而，由於出於個人權力的考慮，袁世凱不顧眾人反對，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其中即有割讓本屬德國佔領的中國山東青島與日本，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國，袁世凱拒絕中國對德宣戰，使得中國一再喪失參戰的有利時機。直到袁世凱下臺，段祺瑞執政時期，段祺瑞力邀梁啟超入閣，此時，梁啟超本已萌生退意，絕意仕途，然為了使中國參加“一戰”，梁啟超決定再入內閣，這是梁啟超與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決條件。梁啟超入閣之後，即開始力促段祺瑞參加“一戰”。
可以說，在參加“一戰”問題上，段祺瑞與梁啟超可謂高度契合。而段祺瑞一當明確主張參戰的立場，就再也不變，不惜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跟袁世凱鬧翻。當袁世凱與段祺瑞發生嚴重裂痕，也就在北洋系內部埋下了袁世凱最後垮臺的伏筆。這對於中國的民主共和進程來說，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戰”結束後的事實也證明，“一戰”之於中國，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在對德戰爭中，段祺瑞政府還組建了以徐樹錚為將領的邊防軍，一舉收復了被蘇俄掠奪的外蒙古，這在中國領土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如果中國沒有參加“一戰”，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啟超也不可能有和會顧問身份列席會議，甚至今天的中國，也難以成為可以與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國，當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運動的爆發。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戰”、國民運動、五四運動，這之間形成了一個緊密的鏈條。而這些鏈條的最主要聯結者就是梁啟超。梁啟超積極支持中國參加“一戰”，體現了他的世界主義思想與國家主義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說，梁啟超將他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統攝在了他的世界主義思想中。這是梁啟超的偉大之處。現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將梁啟超的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思想對立起來，甚至認為梁啟超的思想前後經歷了由世界主義到國家主義、又由國家主義向世界主義的轉變和反覆，並據此而認為梁啟超是一個“善變者”。事實上這是對梁啟超的誤解。梁啟超一直以來的一個核心思想和立場就是愛國。
某種程度上說，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誤區。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們對五四運動的性質產生了誤判。五四運動是純粹的外交運動，以及由外交運動衍生出來的社會運動，當然，這一運動後來也波及到了文化領域；而新文化運動則純粹是知識分子導演和發起的思想文化領域的運動，運動的主體是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知識分子，當然，也包括梁啟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領導人和運動主體雖有重合，但並不一致。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將梁啟超作為五四運動的核心領導人，並且，將梁視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於，不能對民國時期北洋政府複雜的內政外交問題及文化思想界進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這種誤讀，可能還會延續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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