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難中談道義是虛偽的，《鋼琴家》是二戰片中最殘酷的一部，觀眾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透過鋼琴家瓦列·席皮爾曼那雙眼睛的真實人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是波蘭人，戰爭的親歷者，且這部影片改編自猶太鋼琴家的真實事件，全片的鏡頭冷靜，精確，客觀到殘忍。每一個鏡頭都是傷痛的疊加，每一處細節都是顯微鏡下的大環境。
華沙街頭尋找丈夫的失心瘋女人、到處貼滿禁止猶太人進入的標籤、腿腳不好的老人被迫跳舞、鑽狗洞被活活弄死的男孩、橫屍遍地的華沙街道、連輪椅一起被扔下陽臺的殘疾老人、趴在泥地上舔食灑落爛粥的窮人、提著空鳥籠哭泣的女孩、悶死了自己孩子的母親……這一幕幕令人膽戰心寒的畫面，在細節的處理上可見導演的樸實用心又保持了對鏡頭的不予干預。波蘭斯基要在波蘭這個國家建構整個二戰的大背景，可以說是以細節取勝。
較之《美麗人生》，它沒有那麼多親情愛情的鋪墊；較之《辛德勒的名單》，它沒有放大個人英雄主義；《鋼琴家》想傳達給觀眾的，是直面歷史，但不僅僅侷限於對歷史事件的描述，還有在苦難中對人性的揭示窺探。
影片開始，字幕：1939華沙。一個冷冷的，淡漠的開場伴隨鋼琴家席皮爾曼在華沙電臺現場錄播的肖邦曲，空靈輕盈又好似幽幽哀鳴，給觀眾的心打下了冷淡感漠視感的基奠。正當觀眾沉浸在這曼妙琴音時，空襲的轟炸聲連綿不斷。在這裡，一座城市首先遭到轟炸破壞的，是電臺。電臺是社會動員的媒介，是戰爭宣傳的鼓架，是通訊的橋樑。一旦沒有了電臺，就沒有了號召沒有了支援沒有了精神支柱。席皮爾曼在紛亂中，與多蘿塔一見鍾情，而這份愛情註定是脆弱的無助的無果的。
在這個納粹肆虐，孤立無援的波蘭，每天都有無辜的人被處決，席皮爾曼一家寧願忍受飢餓，也不願接受與納粹勾結的友人的幫助。從猶太人特區剛落下腳跟緊接著又被髮配到納粹的勞動集中營，這一切不過是納粹為了將猶太人趕盡殺絕冠冕堂皇的藉口。
“把他們送去徹底改造”於是50萬的猶太居民一天之內變成了6萬，沒有人能逃得過這劫難，但是席皮爾曼活了下來，被那個勾結納粹伸出援手遭拒的友人一把拉出了開往死亡的火車，自此，他活的苟且，活得蛇鼠不如，活得蟲蟻塋塋。人走地荒的集中營只剩下一具具沒有生命的行李箱，5秒鐘的固定鏡頭裡，無聲，無息，真實，殘酷，彷彿有一個聲音在向人性發問，慘絕人寰。被救下來的這天，偏偏出了晴，前跟鏡頭裡，精神恍惚的瓦列像失了魂魄一樣走在灑了半邊陽光的猶太特區，傢俱櫥櫃張牙舞爪地橫霸馬路，破布爛衫堆砌，絨絮灰塵飄飛，瓦列汗溼衣襟，痛失一切的憔悴鬱損在他抽泣無淚的臉上顯現，人痛苦絕望到了極點，眼淚是哭不出來的。
一個有意思的片段，在勞動營裡，一天夜裡醉酒的德國軍官為了慶祝聖誕節對猶太勞工們掄鞭亂揍，還叫他們唱歌，帶頭唱的 就是地下黨的一員，也是瓦列的救命恩人，“站起來奮戰，不共戴天的敵人”這首反抗之歌在聖誕夜響起，預示了即將到來的反抗遊擊，即便寡不敵眾，也燃著作為人的尊嚴的希望之火。沒有人也不會有人甘受這來自人性之惡的虐殺。
席皮爾曼，一個鋼琴家的靈魂是音樂滋養著，支撐著的，安置在波蘭特區時聽到隔壁傳來的琴聲，倚在牆邊欣慰地笑出了聲，這是他在本片僅有兩次之中的第一次展露的笑容，卑微，無奈。幾經波折，再次回到已成廢墟的猶太荒城，瓦列已經變成了毛髮雜亂濃密，蓬頭垢面，步履蹣跚的野人模樣，曾經那雙纖細靈動的手，因為長期的飢餓、窩拘，導致了肌肉的萎縮和無力。那罐唯一可以充飢的黃瓜罐頭，都沒有辦法打開。廢墟中一所教堂裡他找到了可以開啟延續生命的罐頭時不慎打翻，流淌的汁水在佈滿灰塵的地上漫開，此時的音響一直是席皮爾曼的主觀感受，食物對他來說是生命，是生存。緊接著主觀鏡頭的呈現，從罐頭緩緩上搖，一雙皮靴，灰綠色的軍服，承載著“榮譽”的肩章，一張乾淨和藹毫無慍色的面容，起到了設置懸念又不急於揭示的效果，給觀眾幾度波折的心理過山車。為什麼德國軍官不如慣例地處決了他，反而平靜地問他這這裡做什麼。其實觀眾看到這裡時內心已然是翻江倒海，而導演卻刻意地極儘可能地用最樸實的鏡頭語言來與劇情的反轉產生巨大的反差。所以觀眾在影片結束，不會產生對哪一方的偏激情感，也不會油然而生對納粹的控訴憤怒，反而是一種極度的冷靜理性。
月光下，瓦列蓬亂的頭髮鍍上了一層銀亮的光，冷暗的教堂裡傳來的即興之作，低迴婉轉，聲聲如哀嘆，隨之跳躍激進，又驟然停止。大特寫驚恐顫抖的臉色慘白，死亡已然是歸宿，雜亂毛髮中一雙曾經是那樣清澈的綠色眼眸此刻像是靈魂出竅般枯喪無神，這是一雙目睹了死亡、殘酷、冰冷人性的眼睛。影片的結尾，嶄新的華沙電臺，鋥亮的玻璃後，瓦列重新與自己流離失所的靈魂相碰，看見相似的友人，展露了第二次笑容，笑地苦澀又欣慰。《鋼琴家》是一個人的逃難，也是一個種族的劫後重生，多少人的記憶停留在了那些沒有光明的日子裡，但是它存在過，就應該被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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