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中谈道义是虚伪的，《钢琴家》是二战片中最残酷的一部，观众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透过钢琴家瓦列·席皮尔曼那双眼睛的真实人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是波兰人，战争的亲历者，且这部影片改编自犹太钢琴家的真实事件，全片的镜头冷静，精确，客观到残忍。每一个镜头都是伤痛的叠加，每一处细节都是显微镜下的大环境。
华沙街头寻找丈夫的失心疯女人、到处贴满禁止犹太人进入的标签、腿脚不好的老人被迫跳舞、钻狗洞被活活弄死的男孩、横尸遍地的华沙街道、连轮椅一起被扔下阳台的残疾老人、趴在泥地上舔食洒落烂粥的穷人、提着空鸟笼哭泣的女孩、闷死了自己孩子的母亲……这一幕幕令人胆战心寒的画面，在细节的处理上可见导演的朴实用心又保持了对镜头的不予干预。波兰斯基要在波兰这个国家建构整个二战的大背景，可以说是以细节取胜。
较之《美丽人生》，它没有那么多亲情爱情的铺垫；较之《辛德勒的名单》，它没有放大个人英雄主义；《钢琴家》想传达给观众的，是直面历史，但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还有在苦难中对人性的揭示窥探。
影片开始，字幕：1939华沙。一个冷冷的，淡漠的开场伴随钢琴家席皮尔曼在华沙电台现场录播的肖邦曲，空灵轻盈又好似幽幽哀鸣，给观众的心打下了冷淡感漠视感的基奠。正当观众沉浸在这曼妙琴音时，空袭的轰炸声连绵不断。在这里，一座城市首先遭到轰炸破坏的，是电台。电台是社会动员的媒介，是战争宣传的鼓架，是通讯的桥梁。一旦没有了电台，就没有了号召没有了支援没有了精神支柱。席皮尔曼在纷乱中，与多萝塔一见钟情，而这份爱情注定是脆弱的无助的无果的。
在这个纳粹肆虐，孤立无援的波兰，每天都有无辜的人被处决，席皮尔曼一家宁愿忍受饥饿，也不愿接受与纳粹勾结的友人的帮助。从犹太人特区刚落下脚跟紧接着又被发配到纳粹的劳动集中营，这一切不过是纳粹为了将犹太人赶尽杀绝冠冕堂皇的借口。
“把他们送去彻底改造”于是50万的犹太居民一天之内变成了6万，没有人能逃得过这劫难，但是席皮尔曼活了下来，被那个勾结纳粹伸出援手遭拒的友人一把拉出了开往死亡的火车，自此，他活的苟且，活得蛇鼠不如，活得虫蚁茔茔。人走地荒的集中营只剩下一具具没有生命的行李箱，5秒钟的固定镜头里，无声，无息，真实，残酷，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向人性发问，惨绝人寰。被救下来的这天，偏偏出了晴，前跟镜头里，精神恍惚的瓦列像失了魂魄一样走在洒了半边阳光的犹太特区，家具橱柜张牙舞爪地横霸马路，破布烂衫堆砌，绒絮灰尘飘飞，瓦列汗湿衣襟，痛失一切的憔悴郁损在他抽泣无泪的脸上显现，人痛苦绝望到了极点，眼泪是哭不出来的。
一个有意思的片段，在劳动营里，一天夜里醉酒的德国军官为了庆祝圣诞节对犹太劳工们抡鞭乱揍，还叫他们唱歌，带头唱的 就是地下党的一员，也是瓦列的救命恩人，“站起来奋战，不共戴天的敌人”这首反抗之歌在圣诞夜响起，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反抗游击，即便寡不敌众，也燃着作为人的尊严的希望之火。没有人也不会有人甘受这来自人性之恶的虐杀。
席皮尔曼，一个钢琴家的灵魂是音乐滋养着，支撑着的，安置在波兰特区时听到隔壁传来的琴声，倚在墙边欣慰地笑出了声，这是他在本片仅有两次之中的第一次展露的笑容，卑微，无奈。几经波折，再次回到已成废墟的犹太荒城，瓦列已经变成了毛发杂乱浓密，蓬头垢面，步履蹒跚的野人模样，曾经那双纤细灵动的手，因为长期的饥饿、窝拘，导致了肌肉的萎缩和无力。那罐唯一可以充饥的黄瓜罐头，都没有办法打开。废墟中一所教堂里他找到了可以开启延续生命的罐头时不慎打翻，流淌的汁水在布满灰尘的地上漫开，此时的音响一直是席皮尔曼的主观感受，食物对他来说是生命，是生存。紧接着主观镜头的呈现，从罐头缓缓上摇，一双皮靴，灰绿色的军服，承载着“荣誉”的肩章，一张干净和蔼毫无愠色的面容，起到了设置悬念又不急于揭示的效果，给观众几度波折的心理过山车。为什么德国军官不如惯例地处决了他，反而平静地问他这这里做什么。其实观众看到这里时内心已然是翻江倒海，而导演却刻意地极尽可能地用最朴实的镜头语言来与剧情的反转产生巨大的反差。所以观众在影片结束，不会产生对哪一方的偏激情感，也不会油然而生对纳粹的控诉愤怒，反而是一种极度的冷静理性。
月光下，瓦列蓬乱的头发镀上了一层银亮的光，冷暗的教堂里传来的即兴之作，低回婉转，声声如哀叹，随之跳跃激进，又骤然停止。大特写惊恐颤抖的脸色惨白，死亡已然是归宿，杂乱毛发中一双曾经是那样清澈的绿色眼眸此刻像是灵魂出窍般枯丧无神，这是一双目睹了死亡、残酷、冰冷人性的眼睛。影片的结尾，崭新的华沙电台，锃亮的玻璃后，瓦列重新与自己流离失所的灵魂相碰，看见相似的友人，展露了第二次笑容，笑地苦涩又欣慰。《钢琴家》是一个人的逃难，也是一个种族的劫后重生，多少人的记忆停留在了那些没有光明的日子里，但是它存在过，就应该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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