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明理、用學，法理學極為強勢地在一學期的時間裡完成了這三個步驟。與孟德斯鳩、托克維爾、施密特的對話，是將法置於完整的秩序結構之中；與韋伯、恩格斯、柏拉圖的對話，是觸摸人類文明進程的線索；行至終點，這場旅途亦是與自我的對話：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法意導言
向死而生
——我眼中的法理學
十五講縱橫古今的文獻閱讀，十四篇字斟句酌的讀書筆記，八次與同儕各抒己見的激辯，這一學期的法理學課程著實在我的學習經歷中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行至終點，也迎來了待回答的問題：法理學是什麼？如果以簡單的拆文解字來看，法理學應當完成知法、明理、用學三個步驟；於我而言，這每一個步驟都是“向死而生”的過程，既是人類文明的向死而生，也是法理學作為通識教育的向死而生，更是我個人靈魂秩序的向死而生。
法理學必然要先回答“什麼是法”的問題，即“知法”。這學期的學習以“鏡像命題”開篇，歷經了法律實證主義、法律地理觀、國家主權學說、民主政治觀，乃至法與人心——亦即柏拉圖“靈魂秩序”的心靈構造，法的概念似乎湮滅在浩如煙海的名家著作中。然而當拼湊起文獻所讀與課堂所學，便能發現法理學以極為宏大的敘事串聯了兩條線索：一是法內生於社會秩序的線索，二是人類文明背反的線索。
尤記得初讀《論法的精神》時，討論課上同學們無一不覺得孟德斯鳩主張的地理決定論堪稱荒謬，但待到與施密特、托克維爾、柏拉圖隔空對話，法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整套貫穿自然、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終極哲學的秩序結構，此為線索一；其二是法理學以倒敘的敘事，從當前被無限拔高的理性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入手，回溯政治秩序如何一步步走向官僚制，人又是如何一步步在文明演進的過程中自我降格。恩格斯的私有制、韋伯的官僚制、托克維爾對民主的反思無一不透露出巨擘們對人類命運的擔憂：文明時代的到來是人類社會的倒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初探到文明背反這第二條線索是我讀恩格斯《家庭、財產與私有制的起源》的時候。那一瞬間腦內火花四射，人類歷史的恢弘篇章徐徐在眼前展開：文藝復興運動打破了神的權威，啟蒙運動建立了懷疑人性的理性主義。為了實現物質財富的爆炸式增長，人類陷於勞動的囹圄而喪失了自由；為了穩固這種增長，人類建立了官僚制而淪為了體制的工具。這種向文明社會的演進與自由和平等的丟棄便構成一種二律背反：它是人類社會必然要面臨的矛盾，也是人類文明究竟何去何從的終極命題。
那是我領略到法理學魅力的高光時刻。它把一切歷史進程、社會變遷乃至人類命運統統納入並融合為一個全新的世界觀，一個全新的理解人類社會的方式，像是敲碎了我認知範圍的天花板，像是行星脫離了既定軌道駛向浩瀚無垠的宇宙，這種思想飛昇的幸福真正意義上應和了“洞穴之寓”中人從可見世界被拉高到可知世界的幸福，也應和了法理學作為一門通識教育的目標，由此跨越到法理學回應的第二個問題：明理。
明理，即為明白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無論是文獻閱讀、讀書筆記、課前討論還是課堂學習，法理學都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在自我詰問與他人互動中找尋上述“知法”的兩個線索，找尋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答案。從十二講到十五講，托克維爾和亨廷頓樹立了理性法律人的標杆，霍姆斯的法律人與韋伯的職業政治家點燃了理想主義的火焰，柏拉圖的《理想國》清除了洞穴中的柵欄；從初開始的緘默到能為了蘇格拉底如何理解金銀銅的寓言故事而爭論不止，討論課不僅加深了我對文獻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聚集起了一群可愛的、充滿理想與激情的同伴，每週一次與友純粹地浸沒在學術汪洋之中著實撫慰了不少不得不面對功利現實的苦悶。因此越接近課程尾聲，越能聽見我“靈魂慾望”的呼號：不要做官僚制下的螺絲釘，不要有法律實證主義之下的“平庸之惡”，把自己重新懸掛進意義之網，把自己從可見世界拉高到可知世界，去面對和解答人類命運的問題——這恰恰解決人類文明問題的密鑰。
通過樹人的通識教育回應人類文明的倒退，既是法理學作為一門通識教育的向死而生，亦是人類文明的向死而生。
最後一節課上，強老師帶著我們一起讀《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與格勞孔的對話；他讀格勞孔，我們讀蘇格拉底——儘管我們的角色顯然是反過來的。
在成為一個合格的法律人後，面對的便是法理學的第三個問題：用學。你應當構建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對於我個人而言，這個過程實在痛苦，痛在原有政治立場的破碎，痛在感受到靈魂正在扳轉方向而被洞口火光灼傷。作為一個反科層制的、堅信惡法非法的人，作為一個秉持“民主先於秩序”的人，我被迫檢視自高中養成的政治傾向，被迫回憶和反思過去的閱讀。托克維爾讓我不得不承認不是人人得配享有自由，那《1984》是什麼？韋伯讓我不得不承認官僚制是最為理想的大國政制，那《單向度的人》是什麼？恩格斯讓我不得不反思鼓吹平等的私有制是否恰好毀滅了平等，那《通往奴役之路》又是什麼？整個法理學的課程讓我在理性上認可了秩序的重要，然而感情上卻還是一如既往地充滿革命熱情。或者說，我只能做一個內在的理想主義者，而做不到外在的法律實證主義者。這對我個人而言，亦是靈魂秩序的向死而生——只不過我只看見了死路，尚未尋找到生門。
喬治·奧威爾《198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總而言之，法理學是一門回答“法是什麼，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又要塑造什麼樣的世界”的通識教育。這個回答不是平鋪直敘地灌輸，而是在前人波瀾壯闊的文獻中、在與同伴和老師的互動中思考與探索。課程已然結束，但窺探到人類文明宿命的靈光乍現仍記憶猶新。那個震撼人心的，以世界範疇、全體人類和過往一切歷史為半徑的版圖實在太過恢弘和瑰麗，讓人不得不臣服於它的腳下：它是宏大敘事帶來的震撼，是理想主義跨越時空的共鳴，也是反思自我的成長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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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禕佳，本科就讀於廈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現為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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