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本刊記者 盛佳鵬
金立群：亞投行開業三年表現無可爭議
本刊記者/俞嵐 王恩博
本文首發於總第883期《中國新聞週刊》
“我們的表現已經向全世界無可爭議地證明，這是一家實實在在的、切實按國際高標準運行的多邊開發機構。” 作為亞投行醞釀、籌備、運營全過程的親歷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時如是說。
三年前，2016年1月16日，由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開業。無論“中國獨大論”還是“缺乏透明說”，從其建立之初，外界便不乏針對這家新興多邊開發機構的質疑。
事實勝於雄辯，開業近三年來，亞投行的 “朋友圈”不斷擴大。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截至目前，該行成員
從建立之初的57個增加到93個，累計批准項目投資逾75億美元。為亞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
中國新聞週刊：到2019年1月，亞投行開業運營滿三週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你如何闡述亞投行出發的“道”，以及三年來的勃勃成長？
金立群：亞投行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中國達不到今天的國力，更不可能創辦這家銀行。也正是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間積累的發展經驗，豐富了亞投行對推動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建設的一些舉措。
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倡議，到我們兩年籌備、三年經營，亞投行正逐步向前發展。在這期間，我感到有一點非常重要——思路一定要正確，否則就不可能沿著正確軌道發展。亞投行開業運營以來的實踐和成果，可以說很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中國新聞週刊：亞投行的項目遴選和風險評估有哪些特點？
金立群：亞投行有一系列投資政策、指導方針和風險管控計劃。具體來講，在項目選擇時有三個根本要求。
一是財務可持續，即每個項目不能賠錢，只有財務可持續的項目才能真正給借款國帶來好處，也能夠加強銀行本身的財務基礎和能力；二是環境保護，我們做的基礎設施項目應當有利於促進環境改善，而非破壞環境；三是必須得到所在地人民支持擁護，只有當地民眾感到這個項目有利於其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才會支持它、愛護它、呵護它，否則就難以取得成功。
中國新聞週刊：為什麼亞投行在中國落地的首個項目選擇了北京“煤改氣”？
金立群：中國政府一開始就強調，創辦亞投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亞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中國無意創辦一個銀行後自己從中大量借款，但為了與周邊國家實現互聯互通，中國也可以使用一些相關資金。
北京霧霾比較嚴重，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改善北京地區空氣質量，我們就選擇了一個“煤改氣”的項目來支持中國。
今後亞投行對中國的支持還將繼續推進，但我們要挑選好的、關鍵的項目，並將其規模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避免影響對其他國家的借款。
同時，亞投行給中國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實際上也有利於自身發展，因為中國的資產質量絕對是好的，此舉能夠讓評級機構對亞投行的財務可持續性保持信心，從而令我們可以拿出更多資金去支持信用等級較低、風險較高的國家。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亞投行的工作重心仍以促進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未來是否有計劃拓展到其他地區和領域？
金立群：在產業佈局方面，總體而言我們要做到合理平衡，但一定時間內會有所側重。尤其在亞投行開展業務之初，我們將始終以基礎設施為重心，其他生產性領域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因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依然較差，現在就推動其大力發展其他生產性領域比較困難，還需要一個國內技術力量培養的過程。但我們也會傾聽借款國的意見，如果有一定需要，亞投行也可以從事一些其他生產性領域項目。
長期可持續發展是關鍵
中國新聞週刊：作為一家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本質上是市場化、商業化運行的，同時又不以盈利最大化為目標。那麼，如何兼顧投資的價值目標和財務可持續性？
金立群：首先，要看這個項目對於所在國而言，從宏觀上講是否具有影響力，是否能對經濟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同時，由於我們的目標是推動互聯互通，這個項目不僅要有利於所在國，還要惠及其周邊國家。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與項目所在國一同做好前期準備工作，保障項目開工後按期完成。如果一個項目久拖不決，對其所在國是很大損失。
至於財務可持續性，我們有風險管控部門來嚴格計算把關，這一系列措施都建立在公司治理框架基礎之上。
對於亞投行來說，項目的數量重要，但質量更加重要。沒有數量對發展的影響不夠，但如果搞了很多項目都是賠錢的、失敗的，同樣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們始終強調質量第一。
建立運營一家金融機構、開發機構，長期可持續發展是關鍵，這歸根結底在於其從事的投資項目到底好不好。為此，我們吸取了私營部門經驗，吸取了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經驗，然後在總結經驗基礎上，制定出自己的政策和規範。
中國新聞週刊：亞投行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大家庭，其“朋友圈”不斷擴大，關鍵因素是什麼？
金立群：這是國際社會投出的一張信任票。我們創辦之初有57個成員，這些國家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投行，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政府會按照宣佈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來推動機構穩健發展。
近三年來的實踐表明，中國政府言必行、行必果，不直接干預銀行經營，而是通過董事會發揮大股東應有的作用。
我認為，如今亞投行已向全世界無可爭議地證明，這是一家切實按國際高標準運行的多邊金融機構，是一傢俱有21世紀公司治理高標準的開發機構。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有越來越多國家願意加入亞投行。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預測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金立群：儘管日本、美國尚未加入亞投行，但至少在今天來講，這並不表示他們對亞投行的公司治理、透明度管理有任何懷疑。
實際上，美國各階層的智庫、政府部門、信用評級機構等均對亞投行非常肯定，美國許多有知識、有影響的人士也對亞投行給予了非常中肯、客觀、高度的評價。
亞投行跟美國和日本保持著很好的溝通，比如說我們僱傭了美國和日本籍的工作人員，與兩國金融機構也有廣泛接觸。在將來的項目國際招標中，我們也將對美日兩國企業一視同仁，鼓勵他們參與競標。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亞投行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不會關閉。各國加入與否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無論你是不是我們的成員，亞投行都願意與你開展多方面合作。
中國新聞週刊：世界上的多邊金融機構林林總總，與世行、亞行等相比，年輕的亞投行有何獨特性？
金立群：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各有特點，以世界銀行為例，它涉足的範圍有基礎設施、社會發展項目、教育、衛生、扶貧、軟貸款等。但也正是由於其涉及面較廣，所以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也相對有限。
亞投行的特點則在於著眼的領域比較集中。我們參與的項目基本上集中在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目前還沒有考慮過教育、衛生等非物質生產性領域。
如果今後情況有所變化，亞投行也可以在董事會指導下重新思考支持的重點，但這是以後的事情。
中國新聞週刊：隨著規模不斷擴大，人員不斷增多，亞投行如何防止“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式的“大機構病”？
金立群：首先，我們在銀行制度設計、架構上有一些創新，特別是我們採取按業務條線設立部門的方式，從而使每個專業人員都得到充分工作機會，不會出現“一部分人非常忙，一部分人非常閒”的情況。
例如，一個國家可能今年交通項目多一點，能源項目少一點，明年或許還會有農業加工項目，如果把專家限制在一兩個國家之內，必然會有資源浪費。我們現在按任務條線操作，就能使某一方面專家做完一個國家的項目後再做另一個國家，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冗員。
此外，我們在各個成員國沒有設立龐大的代表處，而是在銀行內部成立一個國家規劃部門，對主要國家的借款進行充分規劃和準備，今後我們還會在項目所在國適當僱傭一些諮詢專家進行協調。
我認為亞投行可以做到“精幹”二字，但必須從開頭就設計好，否則一旦形成龐大機構之後再作改變就十分困難。
亞投行是一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機構，因為我們得到了世行、亞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許多老牌多邊金融機構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提供了寶貴經驗，使我們能夠以新的方式創辦一家符合21世紀要求的銀行。
中國新聞週刊：你如何評價今天的亞投行在同行和國際社會眼中的形象和位置？對明天的亞投行有何期許？
金立群：亞投行依然是一家新創辦的機構，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和加強，所以我們要繼續虛心向其他機構學習。但與此同時，世界銀行、亞行和其他一些機構非常願意與亞投行合作，這也是對我們的信任，說明我們達到了與其相當的高標準。
我們將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每走一步路都要踩在實地，站穩了再往前走，不能急躁、不能浮誇，更不能有妄自尊大的心態。一定要記得，亞投行只是眾多國際多邊機構中的一員，它還在成長之中。
既要具有國際性，也要體現中國精神
中國新聞週刊：你是共和國同齡人，完整見證、參與了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征程。在你看來，中國最顯著的變化是什麼？
金立群：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經濟層面上說，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國力增強，人民幸福感極大提高；從政治層面上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更加穩固，中國人民在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等各方面均更加堅定。
與此同時，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政策，推動中國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參與國際經濟合作。
在此過程中，中國也不斷貢獻自己的智慧、方案和力量，並因此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中國新聞週刊：你的工作履歷從財政部，到世行、亞行、中投、中金、亞投行，你對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變化有何體會？亞投行在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方面的角色和作用是什麼？
金立群：中國領導人在很多場合都強調，中國無意將現有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推倒重來。
實際上，中國本身就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比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就說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多邊合作，並努力促使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發揮應有作用。
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當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基本上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建構的，而且是70年以前的遊戲規則。
如今，發展中國家GDP之和已超過全球經濟總量一半，過去30年中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為世界提供了很多寶貴發展經驗，這些經驗也應在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裡得到一定反映。
中國認為，一方面要支持現有體系，但同時也需對其進行改革。所以，亞投行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提供一些資金來彌補基礎設施資金不足，更重要的是體現過去三四十年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使得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機制更加豐富。
中國新聞週刊：你最初的職業抱負是成為英語教授，幾十年後卻成為了一位國際金融家、外交家。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你如何看待外因對“今天的金立群”發揮的作用？
金立群：我本人就是改革開放的產物。1980年，我研究生將畢業之時，是導師許國璋教授留我在北外任教。但當新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代表權，急需年輕員工到世行工作時，又是他推薦我進入財政部，隨後去往世行。
許國璋教授當時對我說，“中國有200名高水平英國文學教授可能就夠了，但從事國際經濟金融方面的人才還嚴重短缺，特別是那些具有較高外語水平的人才。”他還向我保證，“如果你以後想回到母校，我們始終歡迎你，你可以出去試試。”
事實上，在少年時代，我所看到的世界是非常有限的，所能夠設想到今後自己從事的事業領域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看到如今中國廣泛參與世界經濟金融合作，更不可能預計到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而，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影響力逐漸擴大，每個年輕人都應該想一想，自己做什麼事情能為國家帶來更多貢獻。
中國新聞週刊：每個機構或多或少都會打上其領導者的印記，你的氣質如何與亞投行發生“化學反應”，你希望給亞投行打上什麼印記？
金立群：亞投行的文化，既要具有國際性，也要體現中國精神。作為一個國際機構，亞投行現在有來自近50個國家的工作人員，這一數字明年可能還會繼續增加。
這些人擁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他們都帶著自己民族的深刻烙印，要讓他們在一家機構裡為同一個目標努力，就需要文化的融合。
我們中國人注重互相尊重，暢所欲言，我希望這一特點在亞投行中得到體現，所以我尊重所有人，從高管到保潔工作人員均是如此。為了少犯錯，特別是不犯大錯，亞投行每一個決策都要在充分醞釀討論的基礎上民主決策。
此外，廉潔也是我們特別強調的文化之一。中國政府打擊腐敗的力度非常大，作為中國人領銜創辦的機構，也一定要把清正廉潔作為一塊招牌。
我是喜歡讀歷史的人，也從中總結出一個體會：任何個人智慧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發揮集體智慧才能把事情辦好。
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便再一次證明，許多頗具能力的企業領導人在將企業從弱小帶向強大後，亦有可能讓其再從強大走向滅亡，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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