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擁有自由意志？哲學家為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數千年，卻從來沒有得出一個結論性的答案。到了上世紀80年代，神經科學家鬥志昂揚地進入到這個領域。他們樂觀地以為，他們所擁有的工具能夠揭示出大腦活動的起源。結果30多年過去了，他們得出了與哲學家相同的結論：
自由意志太複雜。為了打破僵局，一項野心勃勃的項目集結了來自17所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和哲學家，並且收到了700多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他們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回答兩個問題：
1. 人們要怎樣才能擁有自由意志？
2. 不論自由意志需要的是什麼，人類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
通過這次合作，他們希望能建立一個新的領域：自由意志神經哲學。
神經科學與自由意志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相遇發生在1983年，當時，生理學家Benjamin Libet作出了一個奇特的發現：在自發行動（比如舉手或自發地敲手指）開始之前，大腦中會出現一種名為準備電位的信號。Libet發現，人們在報告自己意識到了要行動的決定之前，準備電位就開始升高了。許多人認為這是對存在自由意志的挑戰。但後續的一些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存在缺陷的解釋，並且實驗結果也沒能給出什麼與自由意志有關的結論。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Libet的發現開創了從科學角度對“自由意志”的研究。30多年來，科學家基於Libet的發現，在這一領域發表了數千篇的論文。他們試圖解答一些問題，比如大腦活動是不是隻能預測我們什麼時候會移動手？能否通過大腦活動預測我們會移動哪隻手？我們能多早在大腦中探測到這些信號？這些早期的預測信號是否意味著決定是在幾秒鐘之前做出的？還是說這種信號是否是一些會影響決策的大腦活動？
這個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是心理學家與計算神經科學家Uri Maoz說，他認為在過去的30多年裡，科學家在兩個方面取得進展：一是闡明瞭初始論文中的主張；二是現在我們深知自由意志問題的複雜性。
因此，神經科學家與哲學家的合作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哲學家對自由意志的思考已經非常久了。這一次，研究人員希望通過提出更精確的問題和設計更具有哲學依據的實驗，來得出更好的結果。他們計劃研究大腦是如何有意識地控制決策和行為的。
這次並非是哲學與神經科學的首次交流。在此之前，一些課題組的哲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的學術研究雖然是分開進行的，但他們會每年都會碰面，交換彼此的研究成果。但這次的合作研究機會讓他們得以真正的一起工作，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在各自的領域孤軍奮戰。
在這次跨領域合作中，他們計劃每個項目至少要有兩名神經科學家和一名哲學家參與。首先，哲學家要幫助決定，哪些問題是應該被提出來的正確問題，他們要提出一個理論或哲學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接著，如果神經科學家也對這些問題表示認同，就可以著手設計如何用實驗來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當實驗結束之後，哲學家會參與對實驗結果的解讀，最後聯合發表論文。
現在，研究人員試圖超越Libet式的實驗，他們不再直接追問人是否擁有自由意志，而是提出更精妙、更明確的問題。例如，
- 大腦是如何下意識地控制我們的行動和決定的？
- 下意識的意圖是如何導致行動的？
- Libet式的實驗結果（包括舉手或動手指）是否可以推廣到更深思熟慮的決定上？
與第三個問題有關的決定是科學家們最為感興趣的問題，也是哲學家認為與道德和責任更相關的決定。Maoz解釋說，雖然科學可以根據一個人大腦中的對稱性破缺信號來判斷，他是要舉起左手還是右手，但這類問題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然而，如果當一個人面臨道德選擇時，科學還能預測他的行動嗎？
比如說，有一輛車著火了，而車裡面有個嬰兒，你是會冒著車可能爆炸的危險去營救嬰兒，還是選擇站在那裡？這種類型的決定才是科學家感興趣的。Maoz說：“我們不會去製造這些可怕的場景，但我們一直在試圖研究這種類型的決定。”
Maoz認為，這項新的舉措將大大滿足從事基礎科研的研究人員的好奇心，並且有望改變人們在未來對自由意志的研究。當人們問道，對自由意志的研究是否在神經科學和法律上有實際應用時，Maoz說：“研究基礎科學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Maoz認為，雖然神經科學可能無法完全告訴我們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但這種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能更好地讓我們知道大腦中的活動是如何進行的，以及像意志這類事物是如何產生的。這或許可以在將來應用於區分自願和非自願行動之類的法律問題上；還有可能有利於對運動障礙類疾病的研究。Maoz說：“我們對大腦瞭解得越多，在許多領域就能做得越好。”
編譯：糖獸
參考鏈接：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3/philosophers-and-neuroscientists-join-forces-see-whether-science-can-solve-mystery-free
https://braininstitute.us/news/templeton-fe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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