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確有主張不事稼穡的觀點，但這絕非輕視老百姓，輕視農民，恰恰相反，而是重視農民，保護農民。主張不事稼穡，實質就是主張“不與民爭業（利）”，即政府官員不應該再直接從事包括農業在內的任何產業的經營。
《論語》子路第十三篇第四章：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裡是明確的行業分工思想。孔子認為，自己以及自己的學生與“老農”、“老圃”所從的行業根本不同。對於耕田、種菜園來說，自己是非專業的，而“老農”、“老圃”則是專業的，自己不如他們。孔子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則屬於“政治業”，也是“道義業”，其職責是用道義去教化社會。
我此前已經多次指出，自古至今，中國的行業分工是最健全的。如果以中國為標準，唯有中國存在真正的分工，其他任何文明，包括現代文明都沒有做到真正的分工。
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出現真正分工體系的標準就是，是否出現獨立的政治業，也是獨立的道義業。政治業獨立與否的標準則是，從政人員是否被真正切斷與任何經濟產業的直接聯繫，從政人員是否被禁止從事任何的產業經營。這就是著名的“不與民爭業（利）。”
在中國之外的西方，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則一直沒有出現真正獨立的政治業，因此，也就沒有真正健全的分工體系。
美國的政治體制，在現代文明中被認為是最先進、發達的，但是，美國的政治並沒有做到真正的獨立，真正的專業化，因為美國的政治並沒有做到真正切斷與經濟部門的直接聯繫。他們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府官員，在做官的同時，依然可以繼續擁有經濟產業。譬如美國的現任總統特朗普，原本就是一個地產大亨，直接通過選舉而登上總統之位。
同時，總統的選舉則還可以直接接受來自經濟界的“政治獻金”。而且企業界還可以資助一些所謂的“智囊”、研究機構，去對政府進行遊說和影響。
在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中，不僅官員禁止從事任何產業經營，而且，也禁止政府和官員與任何產業和商人發生任何的直接聯繫，即禁止“官商勾結”，禁止商人干政。美國的官員不僅自己還可以直接擁有和經濟產業，而且，政府和官員還可以與商人發生直接，“官商勾結”、“商人干政”都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
孔子還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是反過來在說明和維護政治業的獨立。
孔子反覆強調的“君子小人”之辯，“義利”之辯，實質上也都有行業分工的意義。君子和小人也是兩個不同的職業群體，前者從事的是“道義業”、“政治業”，後者從事的則是“利益業”、“經濟業”，兩者之間界限清晰，相互獨立。
孟子在這個問題上則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在當時有個“農家”，主張所有的人都應該親自參加農業勞動，自己所吃的糧食必須自己種，否則就是對其他人的剝削。孟子則極力反對。他用社會分工的原理，證明“政治-道義業”，是一個獨立的行業，為社會提供專業的“政治-道義”服務。為更好地履行自己專業職責，這個“政治-道義業”理應不能再參與任何的經濟產業，不能再從事任何追求利益的行為。
最著名的就是“君子”、“小人”與“恆產”、“恆心”的關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這裡的“士”就是君子，也是政治業從業者。“恆產”就是能夠帶來穩定收入的經濟產業。
“士”按照行業分工本來就是“不與民爭業”的，不能擁有和經營任何產業的，本來就是“無恆產”的，他們的收入是來自國家俸祿。因此能夠做到在缺乏“恆產”的情況下，保持“恆心”。
而“民”則是各經濟產業的從業者，他們的收入就是來自他們所經營的產業，一旦沒有“恆產”，就意味著他們將失去生活來源，因此無法保持“恆心”。
這麼解釋絕非在論證“經濟決定論”，而只是說明，“義利”之變並非僅僅停留在空洞的道德說教水平，而是已經深化到行業分工的水平，由行業分工為其支撐。
實際上，是先有的獨立的道義的概念，後有的獨立的政治-道義行業。
《詩經 魏風》中的好幾首詩，也是基於行業分工的，也是意在建立獨立的政治-道義業。最為著名的就是《碩鼠》和《伐檀》。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現代一般認為這兩首詩是諷刺和反對政府高稅收的，事實並非如此。所諷刺和反對的並非政府的高稅收，而是魏國農民對稅收的徹底抵抗。魏國當時所流行的觀念是“農家”的，認為官員們也應該親自勞動。如果自己不參與直接的勞動，而獲得糧食和食物，就是對人民的剝削，無法容忍。也就是說，當時的魏國還接受不了獨立的政治也這樣的理念。
在第三次對漢武帝的回答中，即“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仲舒說：“夫天亦有所分子（公平對待，不讓某個單一物種太強大），予之齒者去其角，傅(附)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農業、工業），不動於末(商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董仲舒還說：“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受祿之家”就是指包括天子皇帝在內的政府官員。政府官員的收入應該全部來自朝廷提供的俸祿薪水，而不能再經營其他任何產業。
然後董仲舒就舉了“拔葵去織”之事例：“故公儀子（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食菜）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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