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魏玛、经历过德绍、结束在柏林的包豪斯，在3位校长的带领下经历了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格罗皮乌斯的理想主义、迈耶的共产主义和密斯的实用主义的设计教育思想串联起来，使包豪斯兼具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浪漫、乌托邦精神、共产主义的目标、建筑设计的实用主义方向和严谨的工作方法等多种特征，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
“银王子”和《包豪斯宣言》
溯源百年包豪斯之历史，必然从魏玛开始。
“魏玛（Weimar）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安徒生对这座依偎在埃特斯山怀抱、濒临伊尔姆河的童话般美丽的城市早有定论——在德语里，“魏玛”意即“童话里的花园城堡”。这里文化名人济济：歌德、席勒、尼采、赫尔德、李斯特、巴赫家族⋯⋯长久而缓慢的荣光之后，魏玛和全德国一样，遭受了一战的冲击。1918年的战败和十一月革命让德国政局动荡不安，反对君主制、战争、独裁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在文化艺术领域，不少艺术家、设计师和工程师渴望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谋求发展，给战后贫困的社会带来改变。1919年，在魏玛诞生的不仅有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宪法，还有包豪斯。当年4月，36岁的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来到魏玛，“正是因为魏玛举世闻名，我坚信这是一个为知识分子的共和国打下根基的最理想的地方”，他深情地说道。
格罗皮乌斯
迈耶
密斯
这个36岁的瘦高个儿来到魏玛时仪表堂堂，在汤姆·沃尔夫眼中，他“厚厚的黑头发向后梳着，具有女人抗拒不了的漂亮劲儿。他具有古典德国的高雅气质。一战时是骑兵上尉，几乎重伤致死，但这段经历铸就他英勇、平静、坚定的性格，这些确定了他要成为这大动乱漩涡的中心”。曾在包豪斯教课的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赞格罗皮乌斯为“银王子”，因为他虽非贵族出身，却极有贵族气质。
参加过1916年索姆河战役、目睹过战争机器大规模屠杀力量的经历使格罗皮乌斯彻底改变了战前崇拜机械、坚信机器会改变时代的立场，他开始认为机器亦具有消极的一面，产生了通过设计教育实现世界大同的社会乌托邦思想。1918年，格罗皮乌斯曾写信给朋友：“我现在干的事和过去完全不同，这是我一直以来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过的——一座学院！”
几经周折，魏玛政府决定将原魏玛萨克森大公工艺美术学校和原魏玛美术学院合并，成立国立建筑工艺学校。格罗皮乌斯给它造了一个名字：包豪斯（Das Staatliches Bauhaus）——“bau”在德语中是“建造”，“haus”是“房子”，“Bauhaus”即“造房子”。从这个新造词的字面不难看出，格罗皮乌斯试图将建筑艺术与建造技术这两个长期分隔的区域重新结合，即艺术与技术合而为一。
1919年4月，一段新的历史展开了。
“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的⋯⋯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绝对不存在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起极大障碍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栋建筑、雕塑和绘画三位一体的新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它推入云霄，变成一种新的信念的光辉标志。”建校当天，格罗皮乌斯激情饱满地发表了《包豪斯宣言》，昭示学校在造型艺术上的渊源与所持立场。这个宣言使包豪斯本身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思想的源头、一场促进社会更新的艺术运动。
风格迥异的教员
建学校就得有学生，格罗皮乌斯尽量使包豪斯的学生组成趋于大众化。“任何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只要他以前的教育被师傅委员会认为够了，都可以入学，直至容纳不下。”首批招生情况确实如此：新生的年龄从17岁到40岁不等，有转校来的美术生，有追随名师而来的学生，有退役伤残军人，有要求学习纺织的女性，还有将包豪斯看作可以提供免费食宿的流浪汉⋯⋯
包豪斯在早期的艺术教育改革中推行了“基础课程”和“作坊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图为壁画作坊。
格罗皮乌斯聘请的教员比学生更具风采，1919至1924年间，他聘请了8位画家和1位雕塑家，这9位大师或多或少地把自身的艺术血液注入到设计教育中去。譬如，莱昂内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深受立体主义特别是俄耳浦斯主义风格熏染，以建筑绘画见长，虽然只担任少数绘画课程，但似乎是从包豪斯开班一直待到被关闭的唯一一个教员；保罗·克利既是画家又是音乐家，在教学中尽力把艺术发展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相结合，带领学生体验点、线、图形、色彩，分析艺术品；抽象主义大师瓦西里·康定斯基以严格、科学的分析手段来处理色彩、图形与线条，使作品既表达感情又不失理性的控制。
格罗皮乌斯（左七）与包豪斯的大师们
其中，瑞士人约翰尼斯·伊顿（Johannes Itten）相当神奇。一战期间及之后，一些神秘的宗教教义在中西欧的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包豪斯的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奇怪的宗教信仰。伊顿的信仰源于拜火教（Zorastrianism）的一个现代分派马兹达教派（Mazdaznan）。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伊顿长期光头，身披长袍，认为学生的天才只有马兹达神才能启发出来；他劝说学生像他一样吃素食、吃大蒜，甚至劝说包豪斯的餐厅放弃常规烹饪手段，完全采用拜火教的养生食谱；他还说服了20名学生模仿他的衣着习惯和行为举止。在他的影响下，包豪斯蒜味冲天。然而，伊顿并非一个神棍。相反，他是世界设计教育中创造基础课程的第一人。直到1921年4月，他第一次见到荷兰“风格派”大师特奥·凡·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顿感“棋逢对手”：“一个穿着黑色衬衣的人同时也有一个黑色的灵魂”——杜斯伯格黑衣白围巾，或白衣黑围巾。特奥在艺术理论上主张理性表现，在教学上却相当倾向无政府主义——上课时，他大吵大嚷，在高声叫喊构成主义口号的同时，他的夫人奈丽则在钢琴上演奏构成主义的无调性音乐。
包豪斯早期的杰出教育家之一约翰尼斯·伊顿
克利之类的教员则进行前卫而时髦的实验，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的图解法则受到构成主义的影响，光头的奥斯卡·施莱默大讲社会学，当然还有“银王子”格罗皮乌斯整天对学生们耳提面命：“从零开始”——总有一种使命感促使他们投身伟大的事业，学校里充满了争论，弥漫着激情。包豪斯人在社会上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常常通过抛弃习俗禁忌来表达内心。尽管宿舍紧缺、没有材料和工具，但在自由而热烈的气氛、完全依照教员意愿运作的工坊中，包豪斯的教育逐渐展开了。
然而外界对包豪斯仍然是不友善的。
无形的立方体
很难想象，如今已成为建筑设计界绕不开的标志的包豪斯，在1923年右翼控制魏玛议会后，被各种各样的组织攻击和诋毁，甚至当时有些父母对不听话的孩子的恐吓都是：把你送到包豪斯去！
1923年11月的一天，格罗皮乌斯的房子遭到“合法”搜查，这让他十分恼怒：“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为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如此得不到保护而羞愧。”1924年底，包豪斯宣布，主动关闭学校。
他们去了德绍（Dessau）。这个包豪斯的“新家”位于莱比锡与马格德堡之间，临近矿区，工业发达，“城市交通方便至极，一切都在咫尺之内，森林环抱，山清水秀，就好像睡美人一样可爱”。
1926年10月，由格罗皮乌斯设计、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包豪斯校舍历经1年多的施工终于完工。这座包括了教学区、作坊、剧场、餐厅、体育场、画室及屋顶花园等设施的学校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案例，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俯瞰包豪斯校舍，如同一架有三片机翼的风车：学生宿舍、教学大楼、实验工厂各处一端；学生宿舍和教学大楼的连接处是餐厅和礼堂，教学大楼与实验工厂的连接处是教师办公室、图书馆和行政办公室。建筑外立面材料为玻璃。建筑群中最高的楼是学生宿舍，4层24个房间，每间宿舍都有一个伸出的阳台，黑白交错的外层颜色与光影相呼应，这种手法被同时期的建筑师反复借鉴。在完成建筑的主要外部设计和功能设计后，格罗皮乌斯决定了建筑的朝向：他希望夏季的阳光能自然唤醒学生，把最重要的实验工厂设计成东西向，使这里从早到晚都有光线射入，教学大楼则会得到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道阳光。
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包豪斯德绍校舍
包豪斯校舍真正投入使用后，学生的感受却与设计初衷迥然有别。他们最大的困扰是阳光照射带来的燥热，很快，实验工厂里都挂上了窗帘，设计追求的透明感不复存在；冬天也有问题——当金属框架开始生锈，室内热量难以保持；格罗皮乌斯原本设想的让整个外立面和建筑本体分离的想法后来也因为安全问题而在玻璃上安装了铁栏。
但不管怎样，校舍在空间处理上采用合理应用和最佳工艺水平相结合的方式，功能处理上以简洁实用为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壁垒。在建筑结构上充分运用窗与墙、混凝土与玻璃、竖向与横向、光与影的对比手法，使空间形象清新活泼、生动多样；尤其是简洁的平屋顶、大片玻璃窗和长而连续的白色墙面产生的不同视觉效果，给人以独特的印象。
1926年12月4日，一列蒸汽火车缓缓驶入德绍，车上的1000多名宾客都是到德绍城郊参加包豪斯学校落成典礼的。他们到达校区前，穿过了古老的城市，感受到了古老城区与包豪斯现代主义建筑的强烈对比。典礼当晚，灯光照亮了包豪斯的建筑，让它看起来像一座灯塔；“灯光照耀下的包豪斯建筑令人格外难忘，建筑外部的金属轮廓在光线的切割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立方体”——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
阅览室内认真研读的学子
如今来到德绍，在包豪斯校舍半地下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周围恢复到1927年状态的陈设与家具，让人不禁想起当年格罗皮乌斯与大师们聚会的场景。或者走到德绍城市公园，看看现已完工的德绍包豪斯博物馆，通风的中庭将举办临时展览，而楼上则容纳了包豪斯基金会的工艺品。
政治空气的“浓度”
与魏玛时期的紧张严肃全然不同，德绍的气氛非常松弛活跃，包豪斯在这个阶段终于走上了自己的系统轨道，成为其短暂历史中最美好辉煌的岁月。雄心壮志的大师、勤恳的学生、激动人心的舞台表演、艰难岁月里的快乐叫喊、灵感的火花、深邃的沉思、为民生而设计的责任⋯⋯如同多声部的交响乐，汇聚在包豪斯。“我们应该摧毁政党，我想在这里建立一个非政治化的社区。”格罗皮乌斯1920年的主张终于在这里实现。直到1928年他辞去包豪斯校长一职。
“银王子”不希望自己的宝贵时光再浪费在行政管理上，他渴望设计实践：“我过去9年中90%的时间放在保护这所学校上，现在，可以交给其他人继续这个工作了。”这个“其他人”就是汉斯·迈耶（Hannes Meyer）。
迈耶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眼中，包豪斯言过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教堂，其中充满了各种空想知识分子的实验。1929年第1期的《包豪斯》杂志刊登了迈耶一篇题为《包豪斯与社会》的短文：“今天的德国社会，难道不需要几千所人民的学校、人民的公园、人民的房屋、几十万幢人民的住宅、几百万件人民的家具吗？我们要努力对人民生活进行尽可能大的展望，对人民的心愿有尽可能深的洞察，尽可能得到对民众团体的广泛认知。作为组织者的我们，是这个民众团体的服务者，我们的工作是为民众服务。”这段文字充分展现了迈耶的主张。他的建筑设计完全是社会主义的——预制件拼装、简单划一、造价低廉、采用最经济的材料混凝土为主要建筑材料。他认为，一个设计家首先应该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一个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立场。
迈耶在包豪斯的理论课程中加上了社会科学内容，组织各种政治讨论，并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基层小组，15个学生参加，占全校学生的1/10。他们保持经常性的活动，把学校的政治空气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浓度”。新年晚会上，学生大唱苏联革命歌曲，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相较于设计的学习，学生们更加重视德国政治问题，还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左翼运动。
迈耶浓厚的政治思想、大刀阔斧的改革、商业化与社会主义并行发展特别是建筑领导一切的方式，使很多教员无所适从。政府和学校同时向他施压，终于在1930年强迫他辞职，理由有点“莫须有”：利用学院名义给罢工的煤矿工人捐款。而事实是，在迈耶执掌包豪斯期间，“德国制造”已成为优秀产品的同义词，学校通过设计赚到了钱，而他给工人捐款时并没有挪用教学经费——正如他自己形容的，他被人在背上捅了一刀。
迈耶被迫辞职后，包豪斯遭受左右两翼的攻击。经济、政治、教学问题眉睫之际，1930年8月，曾与格罗皮乌斯一同在彼得·贝伦斯设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取代迈耶，成为包豪斯第三任校长。
霹雳手段
密斯堪称“迈耶的另一个极端”，他对任何政治问题都漠不关心。对他来说，建筑就是建筑，至于为谁设计并不重要。因此，他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设计了3座目的完全不同的建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夫妇纪念碑（Monument dedicated to Karl Liebknecht and Rosa Luxemburg）、为魏玛共和国设计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Barcelona Pavilion）和为纳粹党设计的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未建造）。如此一个非政治化的院长，上任之初遭遇的不仅有风雨飘摇的外部环境，更有来自内部的反对与不信任。不少学生指责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只为少数权贵设计豪华住宅，从来不考虑穷苦大众的居所。学校每天都举行各种聚会，吵吵嚷嚷，甚至有人威胁用暴动推翻学校。
密斯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研究设计图纸
于是密斯采取了“非常手段”全面肃清泛政治化影响，把原先格罗皮乌斯和迈耶奠定的具有广泛社会含义的教学体系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设计教育中心、建筑学院。
密斯1926年设计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夫妇纪念碑（1926年建成，1935年被纳粹销毁）
密斯对功能主义的追求远没有迈耶那样强烈。他要求学生的设计必须典雅、美学立场正确：“如果你遇到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同样聪明、富有、健康，但一个丑陋一个美丽，你会娶哪一个呢？”密斯的提问表现了他同等重视良好功能和优秀造型的立场。密斯通过自己在192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向世界展示了新建筑的精神——轻盈的建筑、开放的空间和结构的美，留下了一直影响至今的财富：极简主义。现在我们谈论的欧洲、美洲、日本的极简主义，都是以这个展馆为精神起点的。同时，展馆内还展示了现今许多前卫设计师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的巴塞罗那椅（Barcelona chair）。一个展馆造就了一个传奇，从此之后无数建筑师为各种展馆设计竞折腰。西班牙人甚至在巴塞罗那德国馆的原址复制了这个密斯的设计，但传奇已不在了。
密斯为魏玛共和国设计的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充分体现了他在1928年提出的“少即是多”原则。
在柏林，结束
1931年，包豪斯德绍时期结束，它如此简单地在纳粹的践踏下结束了。两年后，包豪斯的最终“死亡”更为简单。包豪斯迁到柏林后，密斯自掏腰包，租用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工厂安置师生。密斯用德绍地方政府允诺提供到1935年的经费和包豪斯产品设计专利转让费勉强维持新校舍的运转。
但是，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加速了包豪斯的灭亡。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后，包豪斯作为“犹太艺术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滋生地”被视为病态机构。纳粹德国科学、教育和文化部发出的第1号命令，就是关闭包豪斯。密斯最后告诉大家：“包豪斯结束了。”之后，历史再也没有出现像包豪斯一样将众多大师级艺术家和设计师联合在一起的机会。
纵然早期学校条件艰苦，包豪斯还是吸引了一大批有理想的年轻人。
节选自2019年4月刊 专题《包豪斯百年：建造理想国》
《世界知识画报》2019年4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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