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元帥崔可夫晚年在《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回憶中寫道：“……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路程，按今天的概念來看並不算長，乘坐現代化的渦輪噴氣飛機，不過幾個小時。但是，如果要冒著槍林彈雨，闖過無數的地雷場，穿過敵人構築的一個個防禦區，越過一條條江河障礙，用你的雙腳徒步走完這段路程，那麼你會為那些經歷過無數次浴血戰鬥、用兩年多的時間走完這段路程的蘇聯的神奇的勇士們而感自豪。”
決定命運的冬天
在兵臨斯大林格勒城下之前，希特勒其實已在莫斯科失去了這場戰爭。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在一次有他的主要軍事顧問們參加的會議上，討論了入侵英國，以及在1940年秋天進攻蘇聯的計劃。倫敦空戰的失利最終讓希特勒放棄了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猶如拿破崙在得到特拉法爾加戰敗的消息以後，拆除了他設在布洛涅的兵營，揮兵東向烏爾姆和奧斯特里支那樣，希特勒也從打算入侵英國改變為進攻俄國”。他的目的是通過征服整個歐洲大陸以摧毀英國的抵抗意志。同樣的策略曾促使拿破崙於1812年入侵俄國，並招致同樣的慘敗。
在西線勝利之前的希特勒似乎是謹慎的。他採用了被稱為“吃香腸”的戰略。從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巴爾幹，每次都是全力攻擊一個目標，好像是一段一段吃香腸。然而希特勒在未能完全擊敗英國時就開始了東線戰場。從北起摩爾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亞的漫長戰線上，精銳的德國部隊在經歷了最初史無前例的勝利後，迅速被蘇聯廣袤的原野所稀釋。巧合的是，馮·包克元帥的中央集團軍群所沿續的，正是當年拿破崙的路線。
希特勒曾經堅持認為列寧格勒和烏克蘭比莫斯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斥責陸軍將領們“頭腦守舊”，宣稱：“莫斯科的確很重要，但在我看來，它只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而已。佔領莫斯科應該是大戲的尾聲，在此之前，應先在南方和北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令希特勒意外的是，列寧格勒成為德軍第一個未攻克的目標。正如德國曆史上一位偉大軍人此前曾經說過：“戰爭之前犯下的錯誤，不可能在戰爭開始後被改正。”1941年在經過了攻佔斯莫稜斯克和基輔的耽擱後，希特勒於1941年9月6日發佈第35號訓令(代號“颱風”行動)，確定10月2日發起莫斯科會戰。希特勒聲稱：“今年最後的一次大戰將給敵國以及整個戰爭的煽動者英國以毀滅性的打擊。我們消滅了這個敵國，就是消滅了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最後一個盟國，同時我們將替德意志帝國和歐洲消滅一個危險，這個危險是自匈奴時代和蒙古入侵以來最可怕的。”對於蘇德戰場的形勢，希特勒10月3日在柏林體育館發表的講演中對雙方作出了預言：“在我們的軍隊後方已經有了一塊領土，比1933年的德國大一倍。今天我可以毫無保留地宣告，東方的敵人已經被打倒，永遠站不起來了。”
所有的預測似乎被希特勒言中。在維亞茲馬和布良斯克對蘇軍的合圍中，德國人俘虜了66.3萬名蘇軍，繳獲坦克1242輛，大炮和迫擊炮5412門，獲得了基輔之役以來又一次巨大的勝利，以致希特勒趾高氣揚地在10月7日簽署命令，要求包克元帥決不允許接受莫斯科的哪怕是“主動投降”。德軍參謀總長哈爾德也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會戰能有相當良好的指導，再加上中等的好天氣，則我們對於莫斯科的包圍戰是一定能成功的。”然而命運此時開始垂青俄羅斯。1941年突然提前降臨了前所未有的嚴寒，這似乎預示德軍即將追隨當年拿破崙的宿命。
1812年，橫掃歐洲的波拿巴率領60萬大軍進攻俄國時，嚴寒突然在拿破崙勝利在望時降臨。俄國人說，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羅斯。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羅斯人的一邊。10月18日，當中路德軍突進到莫扎伊斯克時，天已開始下雨了，道路變成了泥河。第4集團軍參謀長勃魯門提特將軍後來回憶說：“步兵在泥濘中一步一滑，每門大炮得用許多馬隊來拖拉才能前進。所有車輛都陷在泥坑裡，一直陷到車軸部分，甚至連牽引機行動起來也十分困難。不過幾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動彈不得了……這一切使得已疲憊不堪的部隊空前緊張。”11月3日的第一次降霜雖然使泥濘的道路變硬，但卻再次使身著單衣的德軍陷入了凍餒之中。德國名將古德里安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計劃一再延期，嚴冬即將來臨，我們只有坐等敵人爭取更多的時間。這對於我軍的官兵來說，才真是一件殊堪痛苦的事情。一切都使我十分傷心。雖有滿腔熱情，但卻無補於事。那個可以作具有決定性打擊的時機已經錯過，今後能否再有這樣的機會，更是不可知之數。”德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當時就在作戰分析會上悲觀地說：“我們是不是在重蹈拿破崙的覆轍？”
斯大林格勒城內被擊毀的德軍4號
但在希特勒面前的地圖上，德軍已經像一隻張開的手掌，從北、南、西三面握住了莫斯科。從蘇德邊境到這裡已經經過了500英里的距離。莫斯科就在眼前。12月2日，德軍第258步兵師的一支部隊突入了莫斯科城郊的波利亞納。今天，這裡已經改名為梅季希，它位於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僅有27公里。就在波利亞納，德軍“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馮·包克元帥曾經在望遠鏡裡看到過克里姆林宮尖頂那顆閃閃發光的紅星。然而這是德國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莫斯科。第4集團軍參謀長勃魯門提特將軍回憶說：“第258步兵師的少數部隊，實際上已衝入了莫斯科近郊。但是俄國工人從工廠中湧了出來，用他們的工具同德軍搏鬥，參加保衛首都的戰爭……”
俄羅斯的精神
德軍在莫斯科城下失敗的原因，古德里安等德軍將領認為，主要在於希特勒在斯莫稜斯克、基輔的延誤，以及對列寧格勒和烏克蘭方向的進攻。而許多西方軍事史學家和軍事理論家則認為，俄羅斯冬天的提前來臨和德軍的疏於準備，才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中寫道：“假使要追問，在1941年戰役中，德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其最適當的判詞就是‘為自然因素所擊敗。’”
但這不是蘇軍能夠在1941年堅持下來的惟一原因。
斯大林曾經說過一句話：“除了蘇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可以喪失這麼多的領土而仍然能繼續堅持戰爭。”蘇聯常常驕傲地將1940年法軍的抵抗與1941年蘇軍的抵抗相比較。顯然，如果蘇聯像法國一樣，其人口、工業和經濟財富集中在一條縱深只有500英里的狹窄地帶上，他的命運也同樣難以猜測。不過斯大林最終沒有學習庫圖佐夫放棄莫斯科。曾經擔任過斯大林私人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在回憶錄中證實，即便是戰爭最危險的時候，蘇聯政府機關已經撤退到古比雪夫，斯大林也仍然留在莫斯科。希特勒輕率地用6000萬德國人的命運作為實現自己“理想”作為賭注，同樣，對於斯大林來說，為了保證勝利和蘇維埃的存在，付出再大的犧牲也在所不惜。
就在紅軍最初節節敗退、動輒數十萬人馬遭受全殲的艱難日子裡，斯大林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發出過一道極其嚴厲的命令：要求各部隊無條件地扼守所佔領陣地。蘇聯元帥崔可夫將它描述為“一份最引人入勝的重要軍事文件”。“我們的祖國正經歷著艱難的日子。”命令要求：“從現在起，我們每放棄一寸土地都將極大地加強敵人的優勢，極大地削弱我們的防禦，削弱我們的祖國。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杜絕諸如‘我們可以無休止地退下去’、‘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糧食取之不盡’之類的論調。這些論調是有害的、是錯誤的。它將削弱我們的鬥志，助長敵人的威風。因為，如果不停止退卻，我們就會失去糧食、燃料、鋼鐵、原料、工廠、鐵路。由此得出結論：是停止退卻的時候了。一步也不能後退！這應該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口號。必須頑強地堅守每一個陣地，堅守每一寸蘇聯領土，盡最大力量去保衛它，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
斯大林格勒外紅軍的SU-85反坦克突擊炮
德國高級將領曾經多次對於蘇聯紅軍的戰鬥素質表示過輕蔑。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遭受了大清洗後的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通常是一群“烏合之眾”。但蘇聯人堅韌的民族性格給德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指出：“五百年來，俄國人由於一直對自己的命運具有信心而受到鼓舞。作為基督教徒，他們一直認為，在土耳其奪得君士坦丁堡，從而完成了征服安納托利亞和東南歐信奉東正教各民族的大業以後，他們就是上帝特選的東正教的受託人和守護者。再者，世界上蘇聯是以共產主義為正式信仰的第一個大國。結果，俄國的共產黨人和俄國的基督教徒，在抵抗納粹德國侵略者、保衛對各種信仰的俄國人來說都是神聖的俄國領土方面是齊心協力的。”
斯大林沒有忘記利用這些。“東正教會過去是一個受歧視的，幾乎是一個多餘的小團體，現在卻用來喚起中年和老年人殘存的一點宗教情緒。同時，過去的俄羅斯英雄和好戰的沙皇被抬出來奉為楷模，以贏得愛國人士和俄羅斯人的支持。”而為了鼓舞士氣，彼得大帝在1690年創立的近衛軍的稱號，被斯大林用來授予那些戰功卓著的部隊、艦艇、兵團和軍團，以表彰部隊“在戰鬥中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大無畏精神和高度組織紀律性”。
勃蘭登堡下犧牲的德軍
朱可夫回憶當年斯大林問到他，是否能在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在德軍兵臨城下的莫斯科閱兵。這次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準備的閱兵式，甚至對參閱者也事先未作通知。蘇聯紅軍元帥崔可夫回憶1941年11月7日那天早晨，《斯拉夫告別曲》響徹紅場。指揮樂曲的，正是它的作者、捷爾任斯基師樂隊的指揮阿加普金。從西伯利亞趕來參戰的蘇聯紅軍從列寧墓前經過，然後直接開赴前線。英國《新聞紀事報》報道說：“通往莫斯科的要衝鏖戰正酣，而莫斯科卻組織了一年一度的傳統閱兵，這是英勇和無畏的榜樣。”
一切能夠被調動的愛國熱情都被用來鼓舞蘇聯人民的信心。斯大林向部隊發表了送別講話，鼓舞在艱難處境中的紅軍和蘇聯人民：“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時，我們現在要好得多。”斯大林在紅場的演說甚至沒有忘記利用被蘇維埃推翻的沙皇時代的光榮，“偉大的解放使命已經落在你們身上。你們不要辜負這一崇高使命！你們進行的戰爭是解放戰爭，是正義戰爭。讓我們偉大的先輩——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頓斯科伊、庫茨馬·米寧、季米特里·波扎爾斯基、亞歷山大·蘇洛沃夫、米哈伊爾·庫圖佐夫的英勇形象，在這次戰爭中鼓舞你們！讓偉大的列寧的勝利旗幟引導你們！”
神話的破滅
左爾格從日本發回來的電報可以說改變了蘇德戰場的命運：“日本武裝力量將全力南進，無意對蘇作戰。”在西伯利亞與日本關東軍對峙的25個步兵師和9個裝甲旅的精銳部隊迅速被調集到莫斯科，而德軍的上百個師卻被牽制在西線。事實上，蘇聯軍隊在戰前或好或壞的表現也決定了對左爾格情報的利用可能：1939年8月在諾門坎的慘敗使日本政府此後記憶深刻。而芬蘭軍隊在1939～1940年冬季戰役中雖然獲得了令人尊敬的勝利，但這種勝利並沒有使芬蘭政府盲目到忘記戰爭的最終結局。
紅軍和柏林
德軍最高統帥部開始感受到了蘇聯軍隊源源不斷的力量：“我們做夢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從蘇俄內陸湧出來撲向我們……我能預見到未來幾天和幾個星期的形勢圖：直到現在我們部隊的藍色標誌依然在地圖上占主導地位，敵人的紅色標誌只是零星地四散在其中。不過從現在開始，從列寧格勒到亞述海，厚重的紅色箭頭在前線的每個部位伸出來，直指德國心臟。”德軍指揮官馮·克萊斯特上將此前那個悲劇性的預言似乎不幸被言中。他把德國軍隊和一頭向一群螞蟻進攻的大象聯繫起來：“這頭大象將殺死數千只螞蟻，甚至數百萬只螞蟻，但是，最終他們將戰勝這隻大象，將他吃掉。”
“德國陸軍常勝不敗的神化已經破滅。”希特勒否決了前線將領要求撤退的要求。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在戰後評論說：“雖然是由於他的固執，才會使這個戰役走到了慘敗的邊緣，可是也因為他的固執，才使他不曾跳入這個深淵。毫無疑問，因為他不肯撤出俄國或是斯莫稜斯克以東地區，才使他的大軍避免了一個比1812年還更可怕的浩劫。”然而希特勒從此親自接替勃勞希契陸軍總司令的職務，此舉被認為是“除了不把莫斯科作為首先進攻的目標，以及代價很高的基輔勝利以外，德國在對俄戰爭中的第三個慘重損失”。德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在日記中寫道，由於元首對敵人潛力估計過低，竟出現了這樣的古怪現象，即參謀人員不再可能認真地制訂作戰計劃。元首無論在戰略上或戰術上的指導愈來愈變化無常，愈來愈拙劣。
紅柏林郊外準備發射喀秋莎火箭炮的紅軍
希特勒在拿破崙後對蘇聯的入侵不僅僅是一場傳統戰爭，它還是一場種族和生物戰爭。這場戰爭的目的並非僅僅是領土，而是對“猶太的——布爾什維克的知識分子”的滅絕。戰前希特勒已經警告了德軍高級指揮官，“進攻蘇俄的戰爭不可能以一種騎士氣概的樣式展開。這場鬥爭是意識形態和種族差異的鬥爭，必須用前所未有的、無情的、毫不手軟的殘酷來引導意志”。希特勒向他的將軍們指出：蘇俄沒有在海牙會議上簽字，因此沒有權利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而根本原因是，在他看來，蘇聯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蘇聯的領土是布爾什維克化的荒原。“沒有什麼比在那裡教育這些民眾更為糟糕的錯誤了。為了我們的利益，蘇俄人只要認識路上的路標就足夠了。現在，他們不識字，他們應該永遠這樣。”他似乎全然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那就是，這是一個產生了托爾斯泰、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的民族。這個民族不但在10年內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就連希特勒的許多王牌飛行員都在幾年前前往蘇聯學習飛行技術。
勃蘭登堡下的T34
希特勒此舉幫助了斯大林。由於殘酷大清洗帶來的後遺症，以及一些民族國家新加入蘇聯為時不久，德國人在進攻的開始階段甚至受到了不少地方的歡迎。曼斯坦因元帥回憶說，在克里米亞，許多當地人對德國人表示了歡迎。在烏克蘭，德國人起初“在許多地方受到歡迎，像是‘帶來麵包和鹽’的解放者”。但是正如曼斯坦因所痛斥的，隨之而來的希姆萊的追隨者，緊跟著德國武裝部隊的腳跟，全方位“圍捕共產黨員、猶太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顛覆分子’，將他們關進臨時建立的集中營，毫無人性地將他們殺害”。為了對付蘇聯游擊隊而對當地居民不分青紅皂白的殘酷報復，更是“把數以千計的可能擁護德國的烏克蘭人變成怨恨的和堅決的敵方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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