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19 13:51:38 佚名

中州耕牛堂主

收到邀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部以講述歷史為手段，而已勸誡帝王治國之道為目的的一部書，因此說其實際是一部帝王教材，絕對是非常恰當的評價。

然而作為臣子角度，要向帝王施教，其本身必然要從正理，聖人之言等等比較正途，普遍認可的大道理去展開闡述。因此司馬光在寫下這段關於德與才，君子與小人這番論述的時候，專門就是放在了全書開篇第一個歷史事件，也就是三家分晉，特別是智瑤之死之後的第一段論述當中。這相當於給資治通鑑的通篇定下了一個基本的中心思想。

事實上在這段論述之前，也就是尚未開始正式記述歷史事件之前，同樣司馬光有一大段的開篇論述，也就是“臣光曰”體。這個就好像司馬光仿效史記當中的“太史公曰”一樣，進行的歷史評述。但司馬光沒有好像司馬遷那樣先把歷史講完再評述，而是在一開始就開宗明義的來個“臣光曰”，那麼其實就等於是上來就要趕緊把自己心中的治國理念趕緊給皇上彙報一下。那麼這一開始的治國建議是什麼呢？很簡單，就是告訴皇上要怎麼用人。

司馬光認為所謂治國，核心就是怎樣去用人。那麼，用人就要首先明確怎樣識人。知人才能夠用人，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但是司馬光沒有把這個問題說完，僅僅是明確了一下治國就是用人的道理之後，這才開始講述歷史事件，而知道三家分晉的故事講完，那個“有才無德”的典型人物智瑤已經掛了，這才又重新提起“臣光曰”然後這才講述出來所謂德，才，以及德與才兩條緯度比較之下，人的劃分問題。

這就相當於拿歷史作為案例，然後進行講義評說了。所以說資治通鑑就像一部教科書也就是這個緣由。

那麼，所謂德與才，實際上司馬光自己已經把兩者的定義和關係做了概論。“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說白了，才能是工具。德才是運用工具的人。一把及其鋒利的刀刃，在醫生手中就是救人的手術刀，在歹徒手裡就是殺人的兇器。那麼，究竟孰輕孰重應該就有一個判斷標準。

因此司馬光定義了四種人的類型。德才兼備的是聖人，德高才低的是君子。才高德失的是小人，無才無德的是愚人。但司馬光是以德作為最重要的標準評價的，甚至提出如果沒有辦法用聖人或者君子，那麼寧可用愚人也不能用小人的主張。可見司馬光對於德的尤其看重。

至於為什麼定義為君子，小人，實際上在司馬光那個時期，君子與小人的定義已經明確為一種互相的反義詞專門定義的關係了。其實和春秋時期比如論語時期的定義有所差別。不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出入。

實際上這個問題的字面道理其實也就沒什麼太好講的了。不過，司馬光作為一個臣子的身份與立場，實際上想要為皇帝帝王為師，還是有一點點的侷限性。其實幾代帝王心術當中，這些道理其實也都是非常淺顯直白了。然而站在真正帝王立場上來說，天下實際無不可用之人。有重用，有師用，有任用，有利用，無論君子小人，實際上都有其用法。反而對於愚者，小人，真正的明君帝王都是有其可用之處的。例如武則天時期的來俊臣，乾隆時期的和珅，但這裡帝王之術是正術同時也是權術。而這點對於司馬光來說，他是無法能夠做到並且能夠教會帝王的。或者說，即使司馬光明白，他也絕不敢寫在這本資治通鑑裡面。

不過司馬光在講述歷史當中，其實也記錄了不少權術的歷史例證，不過這就要看那些看這本通鑑的帝王們如何去汲取了。

劍客浪心2019

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的確說過“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這樣的話。德是立身之本，德是為人之魂。古人講“人可以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無德”，就是說做人要講道德。德正名則清，德劣譽則毀。修德，就是立德固本，培養高尚的人格品質。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高低與學識深淺緊密相聯，凡腐敗墜落者一共性弱點，就是放鬆學習和主觀世界改造，導致意志衰退、胸無大志、品德下降，追求名利、奢侈、享樂，而進一步毀掉人生。

“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的品德勝過有才能，這樣的人是君子；一個人的才能勝過品德，這樣的人是小人。也就是說品德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一定不要重才輕德。

我認為，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論之曰“賢明”，於是就看錯了人。所謂“才”，是指聰明、明察、堅強、果毅；所謂 “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所以，德才兼備稱之為聖人；無德無才稱之為愚人；德勝過才稱之為君子；才勝過德稱之為小人。

挑選人才的方法是，如果找不到聖人、君子而委任，與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君子持有才幹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幹用來作惡。持有才幹做善事，能處處行善；而憑藉才幹作惡，就無惡不作了。愚人儘管想作惡，因為智慧不濟，氣力不勝任，好像小狗撲人，人還能制伏它。而小人既有足夠的陰謀詭計來發揮邪惡，又有足夠的力量來逞兇施暴，就如惡虎生翼，他的危害難道不大嗎！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愛；對喜愛的人容易寵信專任，對尊敬的人容易疏遠，所以察選人才者經常被人的才幹所矇蔽而忘記了考察他的品德。這些便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關於界定“人才”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