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3日,廣州市春風行動2019首場現場招聘會舉行,55家企業共有招聘崗位2465個。 新快報記者 畢志毅/攝
產業工人逃離流水線,生活性服務業發達卻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我國結構性就業矛盾亟待破解
據新華社電 “出去買瓶水,人就不見了。”春江水暖鴨先知,春節後一則廣州製衣廠老闆吐槽“招工難”的新聞短視頻,成為當前產業工人逃離流水線現象的生動註腳。
每逢春季招工時,傳統制造業都會面臨一輪“用工荒”。
今年,面對新的經濟形勢,社會各界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大變局”的討論尤為熱烈:一方面是隨著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技術工人招聘門檻和薪資待遇不斷升高,合格產業工人供不應求;一方面是快遞、外賣、網約車等新興生活性服務業釋放大量門檻較低的工作崗位,年輕人有了新的就業選擇。
青年勞動力到底去哪兒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帶著這一問題,近期走訪東部沿海多個用工大省,採訪了青年就業者、用工企業、相關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
現象
離開“流水線”的工人們當起“搬運工”
陳大芳離開工廠快兩年了。
2010年,剛剛二十出頭的她來到南京打工,在一家電視機廠幹貼標籤的活。剛開始月工資不到兩千元,一年不到,升為調試組長,工資一下子漲到了四千多元。按照以往晉升路線,如果繼續幹下去,她有可能當上線長、科長。
“要想有比較理想的職位和工資待遇,必須熬上很多年。‘一個蘿蔔一個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到有位置空出來。”考慮到在工廠發展空間有限,加上工作期間兒子出生,一家五口蝸居在公婆單位的房子裡,陳大芳想改變生活,於是毅然辭去了廠裡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陳大芳加入了外賣大軍。“烈日當空、風雨交加也要去送快遞。重的比如180瓶礦泉水,輕的比如一盒藥、一根數據線,都要準時送達。”
陳大芳曾是所在站點70多名外賣員中月度、年度“跑單冠軍”,她的近期目標是多存點錢,給公婆換個大點的房子。風裡來雨裡去,陳大芳並不打算回到工廠,在她看來,當外賣員是目前能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
與陳大芳主動逃離工廠不同,陳海波是被迫離開。從1993年進入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當車間工人,到2013年因受到去產能影響被清退下崗,陳海波在產業一線幹了整整20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丟掉工作的兩年裡,陳海波也曾輾轉求職,最終選擇開網約車作為固定的工作。
陳海波告訴記者,他現在每天早上六點多就開始出來跑單,一天出車14個小時,刨除油耗、平臺抽成等成本,每天能淨掙四五百元。在企業當工人時,陳海波每個月最多到手也才四千元不到,“現在這份工作我很滿足,我這個歲數的人下崗後再找工作,一般也只能謀個後勤保安做做,一個月也就幾千元罷了。”
陳大芳、陳海波們的工作委實像不同類型的“搬運工”:外賣是將一日三餐送到都市年輕白領手中,快遞是把網購貨物送到千家萬戶,網約車是把乘客從一個場所送到另外一個場所。
新增就業人口也不願選擇工廠了
工信部賽迪智庫產業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尹訓飛分析認為,近幾年,互聯網新技術快速發展,催生了大量類似於外賣、快遞、網約車這類生活性服務業,成為離開流水線的產業工人們重新就業的主力,尤其是在解決產能過剩行業工人再就業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關行業報告也說明了這一點。美團外賣發佈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顯示,超過270萬騎手在美團外賣獲得收入,騎手中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產能行業產業工人,佔比達到31%。
《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萬人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其中393萬人來自去產能行業。
與“流水工”轉向“搬運工”現象相呼應的是,新增就業人口也不願選擇工廠作為棲身之地。不論是打算去城市打工的小鎮青年,還是即將畢業的學生們,都越來越不願意走進工廠。
“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當工人,在某地招聘會上,95後表示‘工廠一線已經不太適合年輕人’。”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介紹,“製造業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是學生們都不願意去。”
江蘇省通州中等專業學校校長姜漢榮告訴記者,該校以前機電專業招生火爆,僅模具專業最多時能招十多個班,現在卻是乏人問津。而電子商務專業以前只能招一個班,現在能招兩個班。
困境
“我們真的不需要製造業了嗎?”
“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經歷一場‘橫向轉移’。”張衛國認為,從過去二十年的低端製造業到現在的低端服務業,互聯網催生的新經濟、新產業、新的商業模式,製造了一種產業結構“升級”的幻覺,“但實際上,這不是真正的升級,這只是橫向的產業轉移,看似花樣翻新,實際上是左右互搏,換湯不換藥。”
為應對用工問題,江蘇、山東等地製造企業在考慮產業轉移,將工廠搬遷至中西部或東南亞等人力成本較為低廉的地方。
但產業轉移有得有失。相對於珠三角、長三角等製造業聚集區,中西部、東南亞等地的產業鏈不夠完整,再加上國外勞動者適應不了經常加班,管理成本隨之上升。“我們在越南試點開辦了一間工廠,但越南的供應鏈並不像國內這麼完整,工人也不能像中國工人這樣吃苦耐勞,週末不願多加一天班。”南通榮威娛樂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海青說。
除了轉移,一些大型企業也正在通過機器換人來應對招工難,企圖降低用人綜合成本。“現在很多大企業在推行工業機器人項目,是招工用人成本高企、企業為長遠發展被迫之舉。”一位不願具名的富士康培訓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機器換人不僅投入成本高,且不是一時之功。
近年來,“退二進三”、“騰籠換鳥”常見於一些地方產業規劃文件中,多個省市第三產業佔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佔比。數據顯示,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從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年的28%,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則從2012年36%上升到2017年的45%。
“但我們真的不需要製造業了嗎?”陳開恩等企業家反問,目前很多商品生產國外還替代不了,一旦東南亞等地勞動者能力提升、產業鏈培育起來,會對中國的產業發展帶來取而代之的挑戰。在產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化沒有完成前,貿然拋棄或轉移製造業,會對我國造成產業空心化等不可逆影響。
隱患
生活性服務業風險高保障低現象突出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看似自由、錢多、門檻低的生活性服務業,也許只是看上去很美。
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風險高、保障低的現象突出。近年來,外賣、快遞企業“多拉快跑”的營收方式,導致城市道路交通違法行為多發。南京交警發佈的2018年下半年外賣騎手違法數據顯示,平均每天有25名外賣騎車交通違法被查,其中,不少人屬於二次違法,甚至多次違法。
根據共青團昆明市委近千份問卷調查,昆明近五成快遞小哥沒有“五險”。“目前網約車司機、外賣員與平臺之間基本上都是服務合同關係,而不是勞動關係。”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佔領說,這種靈活、彈性的就業形式,在法律上也很難認定勞動關係,一旦發生工傷、意外,維權艱難。
相對於一線產業技術工種,外賣等生活性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幾無要求,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日漸成熟的將來,也存在被替代可能性。
破局
結構性就業矛盾亟待破解
針對上述結構性就業矛盾,受訪的業內人士從製造業企業、職業教育、社會輿論、減稅降費等方面提出建議。
一是製造業企業須改變原有用工思維提升吸引力。張衛國認為,製造業企業要像重視技術和銷路一樣,重視人才培養和人才儲備,真正把一線工人作為企業的核心財富和競爭力。招工困難企業要反思自身業務模式和發展戰略,通過轉型升級和企業管理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以企業效益提升來進一步提高員工薪資待遇,增強員工從業穩定性。
二是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緩解技能人才緊缺。當前重視普通教育、輕視職業教育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這既有利於緩解當前就業壓力,也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略之舉。深入推進校企合作,支持和鼓勵規模企業建立培訓中心、職業院校、實訓基地等。
三是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氛圍,弘揚工匠精神。“在歐洲有人願意當一輩子的藍領工人。”山東華源鍋爐有限公司管子車間膜式壁生產線班長齊玉祥認為,社會各界還應加大宣傳工匠精神,讓工匠精神進入學校、家庭、企業。
四是進一步降低製造業成本。專家建議,儘快落實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等優惠政策,降低企業成本,讓製造業企業“輕裝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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