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吳文化與周文化有著千絲萬縷且密不可分血脈相承的必然聯繫，也是中國百家姓氏中唯一以姓而命名文化之典範，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周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
周文化的精髓是什麼呢？站在古公亶父周太王選定的“岐下”“膴膴周原”，體味“鳳鳴岐山”的傳奇，我一遍又一遍地思索著。慢慢地，我理出了頭緒，精神為之一振，覺得可以說出自己的理解，以便和同仁交流了。
周文化的精髓之一：敬德。周太王為了避免戰爭，不讓生靈塗炭，果斷地離開九代人慘淡經營了三百來年的豳地，來至“岐下”開創新的基業，就是因為心中裝著一個德字；泰伯仲雍在得知其父欲傳位於少子季歷再傳孫子姬昌後，深明大義，不怒不爭，毅然遠奔荊蠻，文身斷髮，與當地土著居民融為一體，另開新天地，就是因為心裡裝著一個德字；文王堅持仁愛治國，“懷保小民，惠及鰥寡”，也是因為心裡裝著一個德字；面對殷紂王宣揚自己“有命在天”，從而驕奢淫逸，為所欲為、禍國殃民的種種劣跡，周公姬旦響亮地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誰失德就會失去天命，誰積德就會得到天命。並認定統治者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國運綿長，長治久安。這，不更是心中裝著一個德字嗎？
周文化的精髓之二：尚和。太王尋求和平環境，竭力避免戰爭，珍愛民眾生命；泰伯堅持“和為貴”，遠奔江南“以讓季歷”；文王以裕民、強國、祥和為目標，治國有方，使域內出現了農桑興旺、市井繁榮、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行者讓路、耕者讓畔、人民安居樂業的堯舜氣象，以致許多小邦國也樂意以周為師，臣服於周。“虞芮之訟”的故事就頗能說明問題。離周邦不遠的虞、芮兩國，相互為爭奪土地發生糾紛，“有獄不能決，乃入周”，想請周文王協助解決。結果他們一跨進周地，當看到周人互相禮讓、民間扶老攜幼、到處一片祥和的氣象時，羞愧極了，覺得為這件事爭執不下是一種恥辱，互相間很快得到諒解，連西伯（周文王）也沒見，就自覺地“俱讓而去”了。在對外方面，周文王極為講究策略，表面上臣服於商紂王，不動聲色地加快發展和擴大周國的實力。《呂氏春秋·順民》說：“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論語·泰伯》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這種大智若愚的靈活策略，為周人的崛起營造了寬鬆、和平的環境，使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影響力越來越大。周文王在推行仁治、保障內部和諧的同時，還提出了國與國之間和諧共處的見解。他在自己所演的《周易·乾卦》中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要萬邦團結，和睦共處，這說明他心繫天下太平，胸懷民間和諧，其視野是非常寬廣的。“和諧”，在現代漢語中具有融洽、協調、合作等意義。其意為配合得適當和勻稱。和諧，作為一種思想，乃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精髓。這種思想，在周文化中就已經初見雛形。現在所說的“家和萬事興”、“人心齊，泰山移”、“和衷共濟”、“和氣生財”、“以和為貴”等許多具有和諧精神的名言警句，無不閃爍著周文化的光彩。
周文化的精髓之三：重禮。所謂重禮，就是重視禮樂制度的推行，以穩定正常的社會秩序。周公姬旦制禮作樂，奠定了一整套治國安民的典章制度和民俗禮儀規則，不僅在當時意義非凡，造就了“四十餘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進程。我們現在施行依法治國，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強化公民道德建設，推行文明禮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都是對周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周文化的精髓之四：篤行。據《百家講壇》的專家講，周人由豳遷岐時僅有五六萬人，由岐遷豐時也僅有十五六萬人。這樣一個人數不多的部族，為什麼能做成那麼大的事業？在文王晚年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在武王時則能一舉滅商，建立大周政權。我想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也與善於團結天下諸侯、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密切相關。但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我想就是“篤行”，即忠實地去做，一心一意地去做，孜孜不倦地去做，團結一致地去做，堅持不懈地去做。民諺雲：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涓涓細流匯成江海。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有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還重要”。是的，想到是前提，說到也有必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做到。那種說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是難以成就事業的，唯有把目標變成行動鍥而不捨地去奮鬥，去拼搏，才可望實現理想，奪取成功。在今天，有一種很不好的風氣，就是想的夠大，說的夠多，但做得遠遠不夠。這也許就是事業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從周文化中汲取營養，對我們今天的事功必將大有裨益。
另外，還有禮賢下士的英明，政治聯姻的智慧，結盟統戰的方略，教化百姓的習俗，扶弱救困的仁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周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此，我權且擇要只說這些吧。
【作者系簡介】鄭鼎文，岐山周文化研究會會長，縣社科聯副主席，寶雞炎帝與周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大雅禮樂文化促進會副會長，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先秦史學會會員，著書9本，在各級報刊發表文章及論文500多篇，先後應邀參加了武漢、成都、上海、蘭州、天水等地的幾十場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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