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候，錢理群先生也正好步入耄耋之年。這位前半生以研究周氏兄弟聞名的著名學者，退休後並不像一般的老人家那樣，閒情雅趣，頤養天年。他一如既往地發憤著述，那情形彷彿欠了生命的債務，唯恐不能還清一般。於是我們看到了他的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天地玄黃》《歲月滄桑》《絕地守望》），看到了他的時代三部曲（寫作中，已完成《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和《知我者謂我心憂》），還有民間思想史三部曲（寫作中，已完成《拒絕遺忘》和《爝火不息》）……
錢理群著《周作人傳》（華文出版社） 資料圖片
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初啟之際，正是錢先生告別邊遠的貴州小城安順、重新進入北大求學之時。從邊緣到中心，從基層教師到金字塔尖的知名學者，從“史無前例”的舊時代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在時空與身份的急劇轉換中，錢先生保持了難得的清醒，沒有讓時代洪流再度把自己捲走，而是一開始就與它保持了距離：一方面，他站在今天審視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又用經過反思、沉澱的過去和邊緣體驗來觀察、思考現在。
因此，在一些苛刻的評論家眼裡，錢先生有時顯得“落伍”——他沒有緊跟時代步伐，簡單地把曾經的精神偶像丟在一旁，而是認真清理自己的過去，循著新的光亮，一步一步在探求中袪魅，到晚年終於走出了偶像的陰影。同樣地，錢先生之傾心於魯迅，大概正是因為早在1970年代中期，他就從魯迅那裡找到了可靠的價值原點，使自己擺脫原先的迷誤，並丈量出時代的悖謬。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不論時代如何在變，他總在引述魯迅——不是因為他不喜新潮，頑固守舊，而是他在其中找到了可靠的、堅固的支點。
由此，錢先生成為這四十年輿論場中一個獨特的存在。他從不追逐潮流，不著意充當輿論的熱點，甚而有意從熱點淡出，一意行走在時代的邊緣。但從他時而提出的忠告——即使是忠告，他也往往以反躬自省的方式提出，不給人壓迫感——中，我們卻能感受到，他始終在默默關注著人，比那些喧囂者更理解人的處境和感受，並提醒我們留意路上的陷阱。即使2015年他寄身養老院、專事寫作之後，情形依然如此。當我去探訪時，他專門贈以“韌性”和“智慧”二詞，作為應對時代的錦囊。
在知識圈那場從上世紀末持續至今的左右之爭中，錢先生彷彿當年的羅曼·羅蘭，超脫於混戰之上，以至於雙方不約而同只把他看作可以爭取的“統戰對象”，而不是納入自己的陣營。這樣的優良資產無人認領，大約是錢先生鮮明、直言的風格讓人顧忌。錢先生從不急於對公共事務發言，也不願簡單表態，但他並不是鄉愿，在自己看重的問題上，他有明確的立場。這既見諸他對魯迅的闡發，也體現在他熱心的各種公共事業中——這些年裡，他參與和推動了中小學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打工者子女教育、青年志願者運動等等民間志願行動。
錢先生的立場，如果要加以概括，也許可以說，他樂於支持一切民間的、進步的努力，願意把自己的分量加到社會這架天平上更弱小的一方，以保持天平的平衡。因為，他知道自己來自民間，更多的同類仍然身在民間，或者湮滅在民間，所以既然在體制裡容了身，就有責任為他所瞭解、所同情的那個民間發聲。在這一點上，他從來沒有變過。
正是這一點，使他與我們時代一切“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切不停變換面目迎合時勢的知識精英拉開了距離；也正是這一點，推著他把晚年的心血投入到共和國民間思想的梳理和挖掘。今天，可能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像他那樣細密爬梳同時代人（張中曉、楊偉名、李一哲、陳爾晉……）在一種非常困難、孤立、閉塞的環境下所寫下的思考，去闡發他們的價值，並且通過普通讀者可親近的寫作方式，呈現。
在人類生活中時常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一些有意義的事務是那麼地依賴於少數個人去完成；倘若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使命，這個領域很可能會出現難以填補的空白。所幸，錢先生接受了自己的使命，或者說擔負起自己對生命的債務。他以他的工作在今天和過去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併為我們呈現出一個更有希望的中國。可以確信，他的這些作品必將屬於這個時代留給未來人們最寶貴的財富。
289藝術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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