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作為一個普世的多元民族帝國，清帝國的統治模式自建國肇始便是以建構出的滿洲民族統御包括漢族在內的眾多被征服民族，以小御大，以寡御多，終清一朝，”滿族“的人口無論是總量還是增速在中華各民族內都不在前列。
1700年，大清人口約為1.5億，其時八旗人丁約為60萬左右（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其中並非全為滿人（在此特指後文中提到的乾隆意圖建構的滿洲民族），1644年征服中國的軍事集團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滿人，加入八旗的關外漢人，與滿人結盟的蒙古部落，當時在這個集團中滿人的佔比約為百分之十六，到了1720年左右，該佔比變為百分之二十三（安雙成：《順康雍三朝八旗丁額淺析》，載《歷史檔案》，第十卷第二期 第100-103頁）。
而這時漢族的數量幾何呢？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漢人的人口約1.5億，與一百年後1700年的大清總人口相當。（何炳棣（美）著 葛劍雄 譯《1638-1953 中國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262頁）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統治集團內部，滿人也絕非數量上的主體，何況與數量本就極為龐大的漢族相比。
為了鞏固並加強作為少數族群的滿族的統治效力，在雍正時期採用的手段為文化同質化，試圖將滿族文化與儒家士大夫文化解構後重構為一體；而在乾隆朝採取的手段則為統合主義（corporatist),,乾隆試著塑造出一個“滿洲民族“作為國族團體，以此凌駕於其餘各等族群之上。
身為一個統治者龐大帝國的少數種族，滿清朝廷必須兩者兼備——既必須從普世主義的角度又必須從種族的角度來表現出自己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性........作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不在於自己的種族特性，而在於德行與文化上為人普遍接受的規範。但是要作為一個握有權力的少數種族而生存下去，他們自己的種族特性不僅需要得到保護，還需要得到頌揚。 ——孔菲利——《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版，第78頁
因此，終清一代的統治者儘管採取的手段或有不同，但實質內涵並無分歧：滿漢有別，分而治之。這一點從滿清的軍隊編制可以反映。清朝軍隊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大系統，八旗又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駐紮於京師及其附近，駐防分四類分佈：一，護衛龍興之地，駐於黑龍江，吉林，盛京（遼寧）三將軍轄地；二，監視北方蒙古，轄於察哈爾，熱河兩都統，密雲，山海關兩副都統；三，戍衛西北，守於烏利雅蘇臺（今蒙古國內），科布多（今蒙古國內），綏遠城（呼和浩特），伊犁（新疆霍城），烏魯木齊，喀什葛爾（喀什）等；四，監視內地各行省，領廣州，福州，杭州，江寧，荊州，成都，西安寧夏六將軍及京口，乍浦，青州，涼州四副都統。（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9頁）滿清統治者對於其餘民族控制之嚴密可見一斑。
滿族統治者始終十分提防其餘民族，尤其是漢族，為實現滿族的統治意圖，在官僚體制內也必須保證滿人的主體地位。這一點在省級官員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乾隆朝，省級官員中約有百分之三十八為滿人；總督巡撫一級官員中，滿人約為百分之五十八。從行省官僚民族佔比變化比例看，自1736年以來，滿人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漢軍旗人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而漢人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一。（孔菲利——《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版，第167頁）
由此而見，滿族統治集團雖未少數，但並不願，也恐懼被漢化，而只欲做”天龍人“，享受作為少數統治者的特殊地位。無怪乎滿族人口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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