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協偉
自2015年至今，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的教學改革通過從1.0到2.0和3.0三個版本的升級，完成了由“理念”到“系統”再到“範式”的深化過程。中央美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高等學校設計學類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協偉教授在專題訪談中表示，目前取得的所謂教改成績，與他期望中的設計教育應有的狀態還相差甚遠。未來的設計學院應當是不同於迄今為止人類經歷過的任何高等教育的範式，它不但將成為中央美術學院發展的歷史起點，也將為中國乃至全球智識群體來建設共享的知識工廠、思想啟蒙孵化器和主體覺醒的創新教育平臺。傳統的、按學科劃分的進階式課程必須要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數據、信息與行為的“互聯”所產生的創新研究戰略，總而言之，“顛覆性地創造未來標準制定者”是後續教學改革的重要關鍵詞。
《設計》：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改革開放的第41年，在這70年中，中國設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請您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談一談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個時間節點和事件。
宋協偉：2018年，中央美術學院迎來百年校慶，設計學科也已走過百年發展歷程。回顧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發展，可以說中央美術學院完整地參與了新中國的設計教育和設計行業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央美術學院在靳尚誼（時任）院長的領導下，重新恢復了設計學科的辦學，成為中國設計教育和設計行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期間，我們組織策劃了《與世紀同行——中央美術學院百年設計教育文獻展》，展覽系統地梳理了百年央美設計學科發展的成果。因此，關於留下深刻印象的節點和事件，我想主要圍繞我們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科的發展談一談：
1.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美術學院（國立美術學院）的各位先輩們積極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當中，承擔了新中國的國家形象設計等重要任務，比如國徽、國旗、政協會徽、中共青年團團旗、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勳章、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幣及郵票等的設計。
2.1950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美術學院正式成立，同時組建了圖案科，隨之又成立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供應社、實用美術系等，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設計人才，同時學院還承擔了新中國經濟建設中的生產資料和國家重大展覽項目等設計工作。
3.1956年，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指導下，中央美術學院及其它兄弟院校的各位前輩努力下成立了新中國第一所國家級高等設計專業院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科的教師們隨新學院的成立而繼續為國家教育及國家設計貢獻力量。
4.改革開放後，百業待興，整個中國投入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步伐上來，設計作為服務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及在國家教育學科戰略佈局下，1993年在原中央美術學院院長靳尚誼院長的倡導下，中央美術學院重新恢復了設計學科的辦學，相繼成立了中央美術學院廣告公司、建築與環境藝術設計專業、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系，同時學院積極的引進國際、國內的高端人才，一方面積極探索建立符合當時社會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設計教育體系，另一方面為國家的經濟發展繼續培養人才和服務。
5.1998年，在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科積極探索發展及各兄弟院校的努力下，教育部頒佈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把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工藝美術”專業正式變更為“藝術設計”專業（研究生專業目錄為“設計藝術”）。這一年對於中國的設計行業和設計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節點性意義，意味著從工藝到設計、從技術到創造力的轉變。
6.2001—2002年，在原中央美術學院潘公凱院長的倡導下成立了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在專業設置和教學方式更加科學與完善，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步調更加一致，與國際兄弟院校的發展水平更加接近。所以，國際間的交往更加頻繁，我們的教師紛紛走出國門，參與各種國際設計組織，參加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會議，發出了中國設計學界的聲音。同時，各種國際重要設計活動在中國成功落地，例如AGI(國際平面設計協會)大會在北京舉辦，世界設計大會在北京舉辦等。
7.2004年到2008年對於中國設計也是一個節點，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成立“中央美術學院奧運藝術研究中心”，承擔了北京2008年第29屆奧林匹克運會及殘奧會的整體視覺形象系統設計、獎牌設計、體育圖標等十幾個項目設計與研發的任務，得到了全世界行業間的關注。
2015年至今，對於中央美術美術學院設計教育乃至中國設計教育，又是一個新的轉折點。由於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的發展，整個社會的機構也在發生根本變化，社會從工業社會向網絡信息社會過渡，隨之，社會的生產力方式、運行模式、時空關係、人們的生活方式、經濟的商業模式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設計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必然發生改變，即從原來產品美學形態設計轉向社會的創新型系統設計，設計功能從服務業向驅動社會的創造力轉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在新領導班子的支持下，啟動了教學改革，打破了原來的教學體系、學科設置、管理體系、入學考試等幾十年來形成的固有模式，以培養具有中國文化立場和全球意識的頂尖人才為目標，以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舉措為根本，形成了由“戰略設計、科技設計、思維設計、產業設計、設計史論”五大學科建設體系構建的全新教學體系，贏得國內外同仁的高度認可。2017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聯合頒佈的首批國家“雙一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名單中，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成功入選一流學科。在創新改革的同時，我們深刻意識到今天的設計學科不再是一個傳統靜態式的專業而是一個動態、開放、融合的綜合、動態學科，所以我們在2017年12月啟動“未未來：全球教育計劃”活動，活動分為三個階段：激活創新、青年之為、教·育未來，意在集成全球學術智慧，聯合全球院校與社會各界的領袖學者、科技實驗者、未來預測者、設計研究者、社會學者、商界精英等，打造一個專家彙集、智慧碰撞、多元發聲、合作共贏的“未未來”平臺，為未來中國藝術設計教育的改革創新提供智識支持。
《設計》：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現代設計教育體系，20多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的引導下，在製造業迅速發展後對設計人才需求的就業市場驅動下，高等藝術設計教育迅速擴張，到21世紀，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藝術設計教育大國。您認為中國設計教育發展到現在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宋協偉：從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科建立和發展歷程來看，對於現代設計教育體系是否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被引進中國，這個話題是值得商榷的，受到西方現代設計教育體系的影響是必然的。2018年是中央美術學院建院百年華誕，我們藉著這個契機梳理了中央美院的設計教育發展歷史，將結果彙集成了《與世紀同行——中央美術學院百年設計教育文獻展》。通過展覽，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從1918年自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中央美術學院前身）圖案教育開始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的發端，到建國後以張仃、張光宇、周令釗等設計教育先驅以參與國家重大設計項目所開展的實用美術教育探索，再到90年代中央美術學院復建設計系後開始對現代設計教育方式、方法的思考與嘗試，中央美院在設計教育方面發展的清晰脈絡，也印證了完整的中國設計教育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展覽中的文獻也在印證著另外一件極其有價值的事情：對於設計教育的態度，中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的，並且基本保證了與世界的同步。例如在1930年所成立的“生產工藝協進會”，其宣言明確提出了“為應時代的要求，聯合工商家、科學家，及美術工藝家，成立一個研究工藝美術的機關，以引導中國生產工藝的改良與推廣”的綱領，比肩稍早的“德意志製造同盟”的主張，也是不相上下的。因此，從對待和思考設計教育的態度來看，中國的現代設計教育體系不一定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才被引進來的。
按照這樣的邏輯來進行總結，我認為應當以更加宏觀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設計教育發展：孕育期、成長期和戰略期。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設計教育進行了大量的實踐、積累與探索，形成了重要的孕育期；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設計教育如同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一樣，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取得了巨大的成長，成為全球最大的高等藝術設計教育大國，是為成長期；但不可否認的是，快速的成長一定伴隨著大量問題的產生，在新的技術社會背景中，“設計教育該如何發展”成為中國設計教育在當下語境中最為重要的戰略問題，所以以2015年開始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科教學改革為標誌，中國的設計教育開始了“戰略期”的探索：我們該以什麼樣的範式定義和設計“設計教育”，成為這個時期最核心的話題。推動這三個階段迭代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技術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層級迭代：未來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衝擊著設計教育，而應對的唯一方式就是將設計教育的戰略升級為“未來”自身。
《設計》：作為央美設計學院教改背後的最大推手,您一路引領和實踐改革的設計與落地。從2015年至今，您最初“隨著時代的改變重新定義“設計”與“設計教育”的概念，突破傳統產業設計沿襲下來的結構，提高師生的國際視野、讓學生從被動變為主動學習、共享教師資源、使學院空間流動起來並將設計的各項資源共享”的構想是否已經實現了？
宋協偉：自2015年至今，設計學院的教學改革通過從1.0到2.0和3.0三個版本的升級，完成了由“理念”到“系統”再到“範式”的深化過程。可以說，上述內容基本在設計學院得到了初步實現。目前每學年我們都會為學生提供年度展覽的機會，通過展覽學生在回顧自己每年學習狀況的同時，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所關注的話題是什麼、發現的問題是什麼、思考的角度是什麼以及解決的方法是什麼，這是關於教學中“國際視野”“主動學習”和“師資共享”集中作用的體現。特別在2018年暑假，我們完成了空間改造後，教學空間基本可以進行“流動化”的共享，這也極大地促進了學院內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學生的學習方法的變化：在開放空間中，討論多了起來，而討論正是最符合今天這個信息對撞時代的教學方式。我有時候和同事開玩笑：我的教學空間都是“去中心化”的，學生和教師自然也都沒法再“閉門造車”了。
當然，目前取得的所謂教改成績，與我期望中的設計教育應有的狀態還相差甚遠。未來的設計學院應當是不同於迄今為止人類經歷過的任何高等教育的範式，它不但將成為中央美術學院發展的歷史起點，也將為中國乃至全球智識群體來建設共享的知識工廠、思想啟蒙孵化器和主體覺醒的創新教育平臺。傳統的、按學科劃分的進階式課程必須要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數據、信息與行為的“互聯”所產生的創新研究戰略，總而言之，“顛覆性地創造未來標準制定者”是後續教學改革的重要關鍵詞。
《設計》：在您看來，設計教育不再只是單純的造型設計教育，而應該是多學科、跨領域、無邊界的教育形態。但凡改革必有阻力，您在推進變革的過程中遇到過哪些阻力，又是如何砥礪前行的？
宋協偉：基於當今世界的技術產業和教育理念的變革，它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面對新時代的來臨，設計學院從2015年我們開始了全面而深入的教學改革，這個改革不是為哪一個人服務的，是為了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為整個社會的工作而服務。當然，我自己在擔任這個學院院長的時候，深知要改革的話，阻力一定是有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我也把“教改”當成了一種時代給予的責任：對於撲面而來的設計教育變遷，作為高校教授，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裝聾作啞”會讓中國的設計教育失去最佳的戰略機遇期。欣慰的是，從美院的領導到設計學院的同事，對於教學改革給予了熱情的支持，這也是我們在不斷前行的重要原因。其實，最大的阻力就是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
1.認知問題：我們學院經過近30年的發展，基本形成了適應傳統工業社會發展的學科體系，教師的知識儲備基本上處於這個代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所謂權威體系，我稱其為“安樂窩”。那麼改革就是要向傳統代際的權威做出挑戰，打破固有的“安樂窩”，向新的代際出發，引領新的代際的發展。這樣一來，傳統權威就會向新的事物提出質疑與挑戰，包括各種手段，但是我一直堅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知識的迭代，會逐漸好轉，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這個時代。
2.知識的豐富性：由於當下設計的定義發生了改變，今天的設計不再僅僅是傳統的“造物”設計，而是一個社會創新的系統設計，設計成為了社會的驅動力，那麼學科的發展需要新的知識予以補充。中央美術學院是一所專業藝術類學院，對今天設計學科發展所需要的新技術、新科技的知識儲備不夠，所以這種新知識的建構成為了我們改革中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始終覺得方法總比問題多，所以我們搭建了“未·未來，全球教育計劃”平臺，向全球引鑑知識，取長補短，追求共同發展，例如我們學院與麻省理工大學、哈佛大學、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北京大學等全球上百所知名院校建立合作關係，包括知名教授聘任、建立聯合實驗室、教師學生的聯合培養等等戰略佈局。
3.人才問題：教師人才隊伍建設也是一個問題，如何培育和吸引具有新知識系統人才是我們當下和未來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為此學院出臺了新的政策：一是鼓勵本院45歲及以下的青年教師進行二次學科選擇，為他們創造機會送出去深造學習；二是面向全球積極引進符合學科發展的優秀人才；三是創新建構新人才管理體系機制。
4.管理體系問題：新的教學模式下，一定需要適合其發展的管理體系，目前管理人才的專業性還不夠強，為此也為他們提供了繼續學習深造的平臺。
5.資金和政策：資金不足也是我們改革遇到的問題之一，因為要做事就需要科學、合理的資金支持。教育是關乎未來中國的發展，所以我在此呼籲國家和行業能夠繼續給予資金、政策上的支持，讓我們還未實現的計劃得以實行。
《設計》：隨著國內設計教育體系的不斷髮展變化，越來越多設計教育家開始強調對設計師的人文素質培養，您也曾提出“我們的目標不是培養技術工人，而是培養對社會有責任感的設計人才”，您覺得這個目標在教學中如何才能落實？
宋協偉：大學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平臺，只有把平臺搭建得更加合理才能向社會輸送更多有用之才。中央美術學院歷來是把人文素養、創新能力、責任感的培養放在教學首位。除了我們自覺地樹立了這種意識，國家對我們也有很高的要求，2108年8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寫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提出了新的要求。
落實到具體目標上，首先從源頭出發，我們對招生考試的內容和模式提出了改革。毫無疑問，設計學院首先考查的是考生的思維邏輯和想象力，關注考生對社會的敏感度、責任感和洞察能力。從2015年的考試題目“棒棒糖”到 2016年題目“轉基因魚”，考察重點由如何更好地表達生活體驗及分析與再設計的能力轉移到社會發展的焦點問題當中；到了2017年的“鮑勃·迪倫”考題，則是把諾貝爾文學獎由音樂人獲獎的事件所引發的全球關注置於每個考生的面前，這也體現出國際領域內社會文化包容性等諸多問題；2018年推出的“幸福指數”考試主題，更加希望考察學生的宏觀視野。考題的變遷映射著我們對未來設計人才標準的全新定義，中央美院設計學院希望考生不僅為求學而來，更要為實現個人價值以及懷抱對社會文化價值傳播的責任感而來。
在具體教學導向上，教改後，設計學院強調從“以學科為基礎”轉向“以問題為基礎”，著重培養學生的觀察、思考和動手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探索新方法的能力。在保持現有學科口徑範圍的優勢之下，設計學院打通了以往的專業壁壘，實行開環與導師開放教學機制，在視覺傳達、數碼媒體、工業、交通工具、攝影、時裝、首飾等傳統專業的設置基礎上，開設了藝術與科技、系統設計和社會創新工程三個全新專業方向，打通課程設置上的所謂學科劃分，加大前沿科技和人文社科通識課程的比重，使其與專業基礎技能、專業深化課程並進。我們大力支持跨專業的融合與交流，積極鼓勵多領域間協作與跨越自身學科進行思考，通過開設研究型課題的方式，確保學生在研究的高度、廣度和深度方面得到延展。通過課程的開環設置與自主選課方式，激發學生主動學習、自我完善的積極能動性與創造性，通過強化學習的自主性與個性化課程的自我統籌，使學生從以往的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除了校園學習之外，同時引導師生擴展視野，積極努力為國家形象建設服務、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也是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走向社會、走向國際的重要戰略。
《設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設計越來越需要跨學科的協作，您的學校在教學實踐方面是怎麼做的？
宋協偉：這個問題是我們本次教改的核心問題。從教學實踐角度看，教學改革是一場應對未來未知性而進行的教育實驗。
設計學院的課程模式上以話題、問題和課題為核心與載體，將未來社會發展的多元可能性以“賦能”模式與“敘事”邏輯進行教學創新，形成了以“戰略設計、科技設計、設計思維、產業設計、設計史論”為基本架構的學科建設體系，並將上述五個板塊內容注入研究型課題之中，由此，在課題研究進行過程中的跨學科、跨知識領域合作將會自動發生，而不是傳統學科框架結構下的被動應對。
設計學院的教學上施行開環式教學，優化整合，打通專業壁壘，實行開環機制，強調專業間的融合發展；對傳統學科結構優化整合、實現多領域協作、促進學科與社會職能和生產力需求的協調統一發展。課程設置方面，開創了多樣化的專業課程選課機制。課程內容注重提供認知新知識、探索新領域的機會；注重培養學生髮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注重激發學生的思考、研究和探索新方法的創造力；注重給予學生個性化和創造性發展的新機遇；課程結構更加合理有序。教學改革本科教學結構採取一年級、二三年級與四年級三段學制結構模式，分別承擔通識課程、通識理論課程、專業史論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專業設計課程、綜合設計課程及研究型課題課程的授課及管理，形成由必修課、限選課、任選課三種修課類型的課程結構，打通課程設置上的專業壁壘與學科劃分，加大前沿科技和人文社科通識課程的比重，使其與專業基礎技能、專業深化課程及研究型課題並進。在多樣化的課程修選中，教學選課系統的建立和優化使學生獲得了更便捷和準確的選課體驗，同時使教務工作的效率有效提升，實現了計劃精確發佈、實時管理和個性化教學數據反饋。設計學院的人才考核機制上，採用嚴進嚴出，步步為營的學習狀態。學院設立年級創作及彙報展，要求每個學生在年級結束時創作作品和論文進行彙報展覽，同時對畢業設計也有嚴格的要求，採用末尾淘汰制，年均有10%的延期畢業，這樣形成了學生不再是傳統學制中的嚴進寬出的狀態，反而增強了學生們的自主學習和自我計劃意識。設計學院教學方式上打破了空間上的物理界限與信息交換上的時間分割點，將教學行為的多樣性與師資構成的全球化及去單一性相結合，創造出了全新的教學範式“現場”。總之，我們希望能夠以全球視野為基礎，立足對中國社會未來形態和經濟模式的整體研判，將一切教學實踐都圍繞設計學院的教學目標展開：創造學生價值核心和實際效益的最大化，幫助學生完成個人價值整合、知識融合，使之具備全球意識和戰略意識，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研究能力、領導能力、創新能力和專業能力，能夠服務國家、產業和社會的未來發展，開拓進取、走向世界的一流人才。
《設計》：新技術、新材料、新工具不斷湧現，工業產品設計的方法發生了哪些變化和革新？教學方法是否也隨時有所改變？
宋協偉：長期以來，工業產品的設計方法建立在流水線生產的方式之上，因此所有的設計過程和輸出結構均是為流水線生產提供服務型支撐。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由雲計算、物聯網和彈性生產方式構成的新型技術社會，原有的設計方法與理論明顯已經日漸式微，所以我們在教學中關注的重點是如何重構理論體系和教學方法。原有的以物理產品為載體的教學方式跟隨學科劃分型的設計開始消失，整合了人與產品交互關係、產品與系統敘事關係、跨信息媒介與時空關係的新型研究課題與戰略正在建立。也許在目前我們還無法對這個正在交替中的學術事件進行準確定義，但在設計教育領域，它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新生事物誕生的時候總是無法被表述，但對於教育而言卻必須去發現它、創造它。
《設計》：在今年舉辦的“創意活化世界遺產”文化創新設計大會上，您曾說“世界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記憶體驗，文化保護需要全社會協同創新”。您認為如何才能鼓勵青年人加入用設計來活化文化遺產的行列？
宋協偉：我認為文化保護的協同創新應該是兩個方面的事：
1.世界文化遺產需要創新保護而不是過度開發利用，因為其是遺產，不可再生資源，是人類文明傳承的寶庫。
2.圍繞文化遺產可以做出新的文化傳承及發展，比如數字化文化遺產，建立數字文化遺產博物館；開展針對全球的公共教育活動；開發文化衍生產品等。這樣就有效地保護了文化遺產的完整性，又能把人類文化知識傳播全球，增加人們的知識性和文化修養。
涉及到青年人，我認為應該鼓勵他們增加知識學養，增強社會責任感，讓他們懂得如何保護文化遺產，又如何圍繞文化遺產的文化性，結合今天的新科技，把文化遺產傳承發揚出去，為人類的文化保護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設計》：2019年將是包豪斯百年紀念，請談談包豪斯對中國設計教育過往的影響以及對未來的影響。除了百年包豪斯，您認為還有哪些國家和地區的設計思想、設計方法論是值得中國去學習的。
宋協偉：包豪斯是一所偉大的學校，為人類的工業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對中國的現代設計教育體系的發展過程也產生過重要影響。在未來，我們要繼續發揚包豪斯那代設計先輩們敢於面對問題的態度和積極探索的精神。在當下世界，由於社會形態的變更，大家都在探索設計教育體系的創新改革，何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值得我們學習的同行還有很多，例如，美國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在上世紀的教學實驗和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在當下的設計創新教學是近年來我關注較多的兩種教育探索方式，前者同包豪斯一樣，存在的時間短暫，卻為今天的中國設計教育提供了改革的動力與激情，後者則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範式與方法。但今天的學習不再如上世紀80年代一樣全盤照搬，而是取長補短的相互學習、相互建構。
《設計》：中國設計一直不斷接收著來自東西方設計勢力的影響，也在接受著他們價值體系的評判，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評判體系？
宋協偉：在2018年的國際美術教育大會期間，我們提出了構建“全球設計教育共同體”的倡議，具體說就是要求跨文化的教育者對未來藝術設計教育進行思考, 展現全球教育領導力，共同構建未來藝術設計教育的全新模式，從而形成一個專家彙集、智慧碰撞、多元發聲、合作共贏的全球設計教育共同體。無疑這是符合目前全球化發展趨勢的，也符合設計教育中對知識邊界模糊的需求。所以，建立所謂中國自己的評判體系並不是要將自己孤立起來，也不是為了凸顯所謂的特色而去刻意點綴符號。今天對中國設計進行評價標準的設定，最重要之處在於主體覺醒——當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和前瞻的視野去進行這項工作，甚至主動去自我顛覆原有經驗的時候，你會發現本土的設計和設計教育已然成為了全球標準的制定者了，這也正是目前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進行教學改革的深層原因。
所以，今天的我們更應該關注如何與全球一起協作，把人類“在地性知識”進行更好的分佈式鏈接；如何共創纏繞性生長的知識，讓人類形成共同力量，達到共同利益，共享未來發展；如何把這些知識重新賦權，給予世界上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因此，在地性的知識如何成為知識生產的平臺，來達到一個共創的知識體系，這是今天或未來中國設計需要關注的。
《設計》：您對正在通過設計創業，以及從事設計工作的年輕人有怎樣的建議和期許？
宋協偉：今天的中國無疑是全球範圍內最具創新活力的地區，所以正在從事設計工作的青年人也擁有著最好的機遇和資源。我的建議是“兼具做美夢的能力和做噩夢的勇氣”：開闊的視野可以形成無盡的可能，堅實的韌性可以支撐夢想的實現。如同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設計》：您最近正在關注或研究哪些領域的問題？可以和《設計》雜誌的讀者分享1~2個嗎？
宋協偉：目前我最關注的是全球化發展問題、國家重大戰略、新科技的高速迭代會如何影響設計及設計教育接下來的發展路徑。
作為一個藝術和設計類的學院，作為教育者，作為領導者，我們必須要清楚全球化的科技、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的問題和未來發展的話語在哪裡。我們必須知道國家政策和戰略在哪裡，要認真的學習十九大，國家未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戰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更新知識，要勇於學習，要對未來學科的發展作出預測。中央美院是一所研究型大學，我們要培養的人才是未來規範和領導行業的人，是行業的領導力或者領導型人才，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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