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字辭修，1898年出生於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他自己的話說：“

老照片的故事——光影裡的時代記憶。筆者在整理陳誠檔案過程中，發現一組西安事變前後的清晰老照片，鑑於以往媒體刊載均為翻拍之作，特地挑選其中數張，結合史料文獻加以解讀，敬請頭條網友指正。

1936年春，陳誠、張學良合影于山西太原

安內攘外 意見不一

1936年5月，“圍剿”陝北紅軍多次碰壁的張學良開始相信“聯俄聯共”是東北軍唯一的出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8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要改“抗日反蔣”為“聯蔣抗日”。張學良表示贊同，為了試探可行性，他乘“九一八”事變五週年之際，先通過馮庸向陳誠表達抗日決心：“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陝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

陳誠時任委員長行轅參謀長，又身兼數職，是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大忙人。聽完馮庸一席話，陳誠建議蔣介石“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於被動”。同時致電張學良：“抗日為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此義決無異辭，不過此中必須有整個計劃，與一定步驟。剿匪與抗日，應分先後，實事勢之不得不然。”

1936年春，陳誠從武昌登機飛赴山西太原

接到陳誠報告，蔣介石心事重重，5月20日晚上甚至難以入眠，第二天在日記中曰：“研究對漢卿辦法，自悟昨夜之過慮。以漢卿性質與環境之現實，現時自由行動非所能也。以後夜餐後不可處理要事，古人‘急事緩處’與‘事待天明’二語實有至理也。”蔣介石覺得馮庸之言未必可靠，“此事亦不便函電明問漢卿”，希望陳誠親自去一趟西安，當面談談。

陳誠結合湯恩伯在陝北截獲東北軍與中共聯絡文件，分析張學良可能意圖，認為馮庸所言絕非空穴來風，“名為抗日，實則脫離中央，而走入聯共投俄之途徑”。碰巧漢口日租界發生日警吉岡被殺事件，陳誠無法脫身，於是修書一封，託人轉交給張學良，信中這樣寫道：“時至今日，誠非抗日，別無出路。鈞座毅然決然，以此自矢，忠貞卓識。惟茲事體大，民族存亡所繫，非有整個之計劃，一致之步驟，以積弱之邦，攖強鄰之鋒，恐一戰容易，而持久為難

馮庸時任武漢行轅中將研究委員

張學良顯得很謹慎，5月22日致電蔣介石，否認自己通過馮庸轉話，但明確強調“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所謂“全國力量”當然包括中共武裝。張學良同時再電陳誠，表達自己的抗日主張：“欲謀抗日，必須統一。但統一力量，不應偏重軍事，統一全民力量，乃是堅固之武力

時值北海、豐臺等地衝突事件頻發，蔣介石指示軍政部長何應欽，“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

西安事後 再無交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從洛陽抵達陝西臨潼，目的在於“鎮攝”東北軍，爭取陝甘“剿共”戰爭的最後勝利。臨時之際，蔣不忘電告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可調高射炮密運百靈廟防衛日軍，“以後出擊部隊，應特別注重對戰車之防禦戰術與捕獲方法”。

晉綏軍將領傅作義

一個多月前，蔣介石曾經進駐臨潼，指示各部加緊“進剿”，張學良對此表現地很不耐煩，強烈要求調赴綏遠抗日前線，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許抗日，今後對東北軍的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蔣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報，張學良、楊虎城可能“不穩”，但考慮到“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決心再赴陝西。 行前，蔣介石調升正在太原、寧夏居間協調綏遠抗戰的陳誠為軍政部常務次長，囑其逕行入陝。

12月7日，陳誠到達臨潼，詳細報告了赴晉綏之經過，以及閻錫山、傅作義的綏東抗日作戰方案，隨後即往西安與張學良晤面。聽完綏遠戰事的部署情況，張學良不以為然：“中央之對綏遠，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應即聯俄容共。”陳誠當即列舉了國防上的種種準備工作，並且信誓旦旦地說：“一至適當時機，即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真面目的戰爭，至於聯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張學良沒有興趣討論抗日準備的細節問題，反而取笑陳誠“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

張學良駕駛飛機留影

12月8日，張學良再度來找陳誠，“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同時發洩心中苦悶：“可惜委座不採納我的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來屢次對我嚴辭責備，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陳誠當日赴楊虎城晚宴，宴畢又赴東北友人密約，得知“東北軍不穩”，“有不利企圖”的消息。第二天清晨，陳誠急忙趕至臨潼報信，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指示多與東北軍將領正面接觸，釋義中央政策。東北告密人有言在先，“

終於，槍聲劃破了廣袤曠遠的關中大地。12月12日清晨，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軍政大員們被集中到大廳等候確切消息。旋即東北軍送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號外，這才知道出了大事情。午後，張學良親自登門“壓驚”，見面即說對不起，“這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事的問題”。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陳誠視察潼關防務

陳誠質問：“對人本無問題，餘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絕無顧慮。至於對事，則試問你此種舉動，究將何以善其後？委座身系國家民族之安危，設有差池，又將何以對天下後世？”張學良態度堅決地回答說：“我發動此舉的用意，計有八項主張，業已通電全國，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來一閱。你我不必客氣，要爭要鬧，仍同平時一樣。”

12月13日，張學良再找陳誠交換看法，結果仍是“安內攘外”和“聯俄抗日”的劇烈交鋒。此後連續數日，張學良每天不同時間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軟禁中的軍政大員傳遞事件進展，並與陳誠討論政府改組等問題。24、25日，張學良均未出現，陳誠猜測大概是與宋子文等會商忙碌。翌日，楊虎城來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已經釋放蔣介石，一起飛回南京。

失去自由後的張學良

1949年1月，代總統李宗仁為了促成國共和談，決定釋放張學良。李宗仁致電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張漢卿兄現在臺省，希就近轉知監視人員，先恢復自由，仁並擬約其來京一晤。”陳誠頗為贊同，打電報給下野的蔣介石：“職以為漢卿之於今日，釋之無關重要，久羈適足為累，但惜處置較遲耳。為此，似可聽其釋放。”1月27日，蔣介石覆電：“如有命令到臺省釋放張學良，似可暫不置復。否則可以並不知張學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過問之意復之。”

走筆自此，相信讀者很想知道當年告密之東北友人究竟是誰？2015年出版的《陳誠先生日記》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陳誠記曰：“劉翰東對國家、對領袖之忠誠，雙十二事變我得先獲悉，即渠痛哭告我，並說他為國家、領袖而告密，等於出賣長官，但不願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為二十五年前之雙十二，因有感，故志之。”

光陰如梭，西安事變已經整整過去八十多個年頭，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以其個人的巨大犧牲，加快促成了國共之間的妥協，為進行全面抗戰奠定了政治基礎。

參考文獻

1、《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版。

2、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遠流出版社2009年版。

3、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

4、《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臺北“國史館”2007年版。

5、《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臺北“國史館”2009年版。

6、《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等2014年版。

7、 《西安事變史料》，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3年版。

8、《陳誠先生日記》，臺北“國史館”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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