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引言：
日前，從朋友那裡得知一則消息：某養老院一位老人自行起夜如廁，不幸跌傷，送醫院救治無效而亡，此間醫藥費支出總計5000餘元。
事後家屬把養老院告上法庭，養老院被判賠償家屬約110萬元。此事聽來不禁心驚，如此重判即便強化了照護風險的警示，也會進一步促使養老院對需求者採取選擇性收住，以至最需要專業照護的失能老人越發難尋適宜的養老機構。
此外，養老院的入住老人還可能因過度防護而失卻應有的活動自由。如何保證失能者獲得適度照護，是一個需要護理人員、醫務人員、受照護者及承擔監護責任的親屬共同參與、合作探索的難題。
對此，我因參與最近一年父母的高密度照護而深有體會，特將要點整理如下：
“平安養老理念”
2018年4月1日，我父母從燕郊的大型養護中心遷至京城北四環附近的C社區養老院（參見拙文《轉向社區養老院》）。2019年元月5日，Z院長在家屬座談會上報告，C養老院共有床位50張，床位佔有率百分之百。
50位入住老人中，有31位認知障礙症(俗稱老年痴呆)患者，18位全失能者（有的與認知障礙重合）。入住老人平均年齡85歲，最年長者97歲。
我母親確診認知障礙症已有13個年頭，如今生活自理能力盡失。父親自2017年底摔過一跤後，腿力一直不佳。他的聽力更加微弱，無論電視音響開多大，如果不用助聽器，聽戲多半要輔以觀察演員口型。
在這種情況下，儘管C養老院秉持“快樂養老”的宗旨，我卻強調平安養老的理念。此處的“平安”，可謂對人類正常狀態的追求，舍此又何談快樂呢？
針對老父母，我以開具負面清單的思路界定，只要儘可能避免他們發生意外傷病，或發生傷病而儘可能避免處置不當，即可視為平安養老。這裡之所以擯棄“杜絕”之類的語彙，是因為迄今的生命科學研究已然顯示，但凡人到晚年，年齡越高則發生傷病的概率越大。
高齡老人無論是居家還是住養老院，要求其百分之百地不出意外，既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幻想，也是對照護和被照護者雙方的苛求。
事實上，C養老院的建築設計、硬件裝備和護理制度，已儘可能地包含了風險防範因素。對此，我在《轉向社區養老院》一文中已做過描述。近一年來，在參與照護父母的過程中又瞭解到一些管理細節。
其一每週對護理員做技能培訓，每月組織護理技能考核。
其二每日對入住老人加以24小時風險防控，重點是防嗆咳和防摔倒。例如，父親手抖，但凡發給他蘋果或梨子作為午後加餐，護理員都會削皮切片放在他桌上。而且，還時常叮囑父親，如有東西散落地下，一定要用呼叫器召喚他們來撿拾。又例如，所有入住老人每日都由護理員給洗腳，每週三給洗澡。
其三定期組織消防演練。
舉凡認知正常的受照護者，本人也應分擔風險防範的責任。倘若其常備這樣的意識，傷病預防必將更為有效。基於這種理解，我們姐弟不斷向父親灌輸防跌傷和防感冒意識。
第一，起夜時開燈緩行。父親自信地回應，夜間樓道燈光明亮，藉著門上毛玻璃透進的光線就足夠看清房間了。他還給我當面演練了一下，拉住床鋪的護欄起身，每一步都有扶手之處，轉身進入衛生間，坐下站起都沒有問題。
第二，佩戴無線呼叫器。只要行動有困難，就毫不猶豫地求助護理員。
第三，鍛鍊腿力。每日把著扶手或坐在椅子上抬腿，飯後推著助步車散步。
第四，夏日空調降溫不低於27度，其它季節出門添加衣服。不出幾個月，這些要求就變成了父親的生活習慣。至於認知障礙日漸嚴重的母親，只能完全依靠養老院的風險防範系統。
到C養老院為父母辦理入住手續之時，我就跟Z院長和醫務室W大夫說明，父母於2013年寫有生命預囑，拒絕創傷性搶救。生命週期和疾病變化中總有人力不可為之處，我們只能順應自然。
父母年事已高，如偶染小疾，及時處置即可；若患大病則不再治療，以減輕痛苦為要。這樣，我們與養老院的管理和護理人員一直坦誠相見，有效保持信息溝通與合作，充分實現了父母平安養老的目標。
“接受激變”
現實發生的事情遠非我預想的那般簡單明瞭。轉到C養老院不到三週，母親就患了不大不小的病。從那時起，我們的擴展家庭所做的決策，不僅包含利弊相較的考慮，而且不乏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還有對父母意願的兼顧。
2018年4月頭兩週，我們的關注點在於如何消除母親的狂躁狀態。根據安定醫院精神科專家X大夫的醫囑，C養老院醫護人員每日給母親服用3/4片奧氮平，明顯地平復了母親的午間和深夜亢奮。
此間她曾自述腿疼，我們還照以往的經驗，為她噴灑雲南白藥緩解疼痛。4月17日傍晚，母親因腿疼而不敢著地。4月20日上午W大夫寫來微信，言及母親右腿腫脹，推斷她的血管出了問題，建議去醫院行彩超檢查，確診後酌情用藥。我立即聯繫弟弟，約定下午一點帶母親去亞運村社區衛生中心檢查。
社區衛生中心距離養老院約三百米。無需多排隊，我就辦妥了掛號、開單和交費手續（掛號19元，彩超322元），然後打電話通知弟弟。未幾，他和護理員小J把母親用輪椅推了過來。彩超室的衛技人員本不允許跟進去三個人陪護，一聽母親有認知障礙就放行了。小J把母親移到檢查床上，按照指令和我一起挪動或固定需要檢查的腿部。
母親掙扎著哭喊：“我害怕！我害怕！回家！回家！”弟弟摟著她一邊親吻一邊安慰：“別怕別怕，兒子在這兒呢，我數十個數檢查完就回去！”其實，他從一到十、從十到一，翻來覆去地不知數了多少次，檢查才在母親的哭喊中做完。
母親難以表達心緒，急得亂拍額頭，起身就扇了自己一個耳光。弟弟繼續寬慰她，我把輪椅準備停當，小J為母親穿好衣服，再把她移回輪椅。母親語言跟不上，對著小J作揖致謝，看得我陣陣心酸。
2018年4月下旬罹患靜脈血栓，起床和解手都不易。
檢查結果顯示，母親雙腿靜脈血栓，右側股總動脈後壁多發斑塊或斑點。弟弟把超聲檢查報告傳給瞭望京醫院血管外科主任L大夫。2016年，L醫生曾用最簡單的處方，消除了我父親的腿腳潰瘍。此番他根據檢查結果建議：
第一，抽血查凝血四項、血常規及D-2聚體，弄清楚靜脈血栓是否新發;第二，注意給病人補充飲水。
我把檢查報告單和L大夫的建議短信都轉給了醫務室的W大夫，他馬上做了安排。我和弟弟對喂藥並不擔心，因為曾目睹C養老院的程序：護士按醫囑把藥片/藥水交給餵飯的護理員，站在一邊看著護理員給老人送服下去。
我們清楚，為母親補水著實不易，因為她不喜飲水由來已久。二層護理組長XY卻信心滿滿：“放心吧，我們有的是辦法，每天給奶奶喂水1500到1600毫升！”
護士監督服藥
父親對母親又添病症十分痛心，認為是她長期飲水不足所致。我明白父親的急切，勸他休要責怪母親，因為她的吞嚥功能隨著大腦退化而衰弱，才會出現拒絕飲水的行為。現在二層護理員除了喂流食和酸奶以外，還把水果榨汁兌水哄著她喝，一定能補足水分。這種說法暫且平復了父親的情緒。
據父親次日上午的報導，護理組長XY把母親挪到便椅上小解，他看到尿量和顏色都正常。把母親挪回輪椅時，她大聲嚎叫還用手猛推XY。口服緩瀉藥已解決不了她的便秘問題，以後還得加用開塞露。母親頭天排便未及用，是XY用手摳出來的。父親寫道：“我真的感謝她！”
到了4月26日，母親的右側腿腳依然腫脹。晚餐後我見她在輪椅上打瞌睡，就請服務員照顧她就寢。母親腿疼怕站，咬人、打人、推搡人，還嚎啕大哭：“我也不想這個樣子！”護理員小G找來了力大的小W，先把她抱到便椅小解，又一起給移動上床。母親雙手掩面悲號不已，我則肝腸寸斷痛徹心扉。小W勸道：“大姐看不下去了吧，你幫不上忙，快回家吧！”
我轉身就給弟弟發微信，讓他詢問L大夫是否可另行用藥，因為服用阿斯匹靈七天未見藥效。L很快回復，用利伐沙班替換，並加服邁之靈。次日，弟弟去望京醫院買來藥品。一週後，母親的腿腳開始消腫，但疼痛顯然依舊。
一湯一飯需護理員餵食，穿脫衣物、梳頭洗漱得靠護理員代勞，大便小便、一臥一坐更要兩位護理員合作照顧。
每一次挪動，都帶來她一陣哀嚎掙扎。護理組和家人之所以仍要讓她起身，是為了避免長期臥床造成心肺功能退化和褥瘡。包括弟弟在內，每個抱持她挪移的人都被咬過。母親無論坐臥，都同樣痛苦滿面。我們家人既對護理員滿懷歉意和敬意，又因母親的病狀而心情壓抑和沉重。
父親的神經一下子就瀕臨崩潰，又想得個急病快快離世。我告訴他，若果真如此，母親的日子將會更加艱難。父親卻繼續走極端：“一閉眼，我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我只好接著勸解：“那您不也辜負我一片苦心了嗎？讓您倆分開住，就是為了保護您的身心健康啊！您若目不忍睹，可以少去看，反正這裡的護理靠得住。”“那不行，見不著你媽我不放心”，父親的態度開始軟化。“您每天下樓轉轉，報告一下情況好嗎？”
他長嘆一聲同意了：“唉，真不知道要熬到什麼時候！幸虧護理員細緻周到，咱們再也找不到比這兒更合適的地方了！”我悄然鬆了一口氣：“病去如抽絲，大家都得有耐心。”
服務員給病癒的母親喂水，父親常在一邊哄勸：“張嘴，張嘴！”
自那以後，父親每日至少去陪伴母親兩次，並在家庭微信群發佈消息：早晨是“生命體徵監護管理系統”電子顯示屏上的心率和呼吸數據，下午是母親從午睡起床到晚餐前的動態。我們姐弟仨和親朋好友紛紛點贊：“最體貼的丈夫”，“最負責任的編外護理員”等等，褒獎一籮筐。他的鄰居也多次對我誇道：“你爸爸對老伴真好！”
柔性診療與照護
轉到C養老院之前，父親曾對社區層面的醫養結合服務水平忐忑不安。我的大學好友對此也疑竇叢生，還專門過來面對面地探討了一番。不出幾個月，這個疑問就有了確切的答案。如果認定平安養老是目的，醫養結合為手段，那麼在社區層面，可以更經濟地通過這一手段達到預期目的。僅就醫療而言：
第一，只要決定大病不治療，而以維持被照護者的最佳生活質量為原則，通常用不著大醫院的硬件裝備和人力資源。從我父母的日常保健需求來看，養老院醫務室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服務就足夠了。首先，C養老院的醫護人員可謂最貼近老人的健康衛士。醫務室緊鄰前臺，24小時有人值班。醫生除了每天查房，只要呼叫，很快就出現在求助者所在的地方。除了個性化的給藥服務，每逢進餐時間，護士都在餐桌間穿梭發藥。但凡老人狀況異常，醫務人員都會盡快通知監護人或立即採取措施。其次，臨近養老院的亞運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一級甲等綜合性醫療機構，充分具備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
兩名服務員照顧母親起床，其中一位馬上就收拾床鋪。
服務員給洗臉。
二層服務員從三樓父親房間，接母親下樓午餐。
護理員準備午餐
護理員趁著老人去一樓集體遊戲擦地
第二，在維護生活質量的前提下，若遇疑難雜症，仍需專家的識見和判斷。如果沒有醫生朋友，最好也能利用制度化的諮詢服務，但未必非得去大醫院就醫。
第三，與以上兩點相關，為了儘可能避免高齡老人承受折騰之苦，不必追求精準治療。人體本就包含醫學尚未窮盡的奧妙，各人的自愈能力又不同，加之高齡者的器官多半已脆弱老化，基於略帶模糊的判斷而以儘可能少的藥物種類和藥量有效應對病情，當為最佳選項。我們之所以放棄確診母親的靜脈血栓究竟是陳舊還是新發，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不過，無論使用何種抗凝藥物，我都會請教為她開出遏制狂躁處方的精神科專家X大夫，新增和原用的藥物是否藥效相容。
養老院醫務室大夫幫助老人向大洋彼岸的女兒介紹病情。
2019年新年假期，養老院召開親屬座談會。
上述醫患雙方的互動，無疑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C養老院的W大夫回應我的感謝時說：“您家的人常來，發生什麼事好溝通，我們也願意分擔風險。越不常來的家屬越不瞭解老人實際情況，甭管有什麼事都可能掰扯不清。”
對於這種擔憂我完全理解。2016年就曾在燕郊的養護中心見識過受照護者家屬的吵鬧，原因是老人說兩天沒吃飯了。我和妹妹一聽就明白，那九旬老人極有可能失憶了！
如今在C養老院，我們見到了更多病程不等表現各異的認知障礙症患者：有的沉默不言有的亢奮多語，有的腳力尚健有的寸步難行，有的循環往復歌唱不休，有的終日垂目昏昏欲睡，有的一日五餐還說沒吃飯，等等。如果監護人忽略老人的病情而聽信一面之詞，就容易造成誤解甚或產生糾紛。
在法制不健全而且有悖常識的判例時有發生的情況下，無理取鬧在中國大陸的醫護服務消費中已成特有的毒瘤（參見拙文《墨爾本大學附屬醫院及其病人》）。
問題是，屢見不鮮的“醫鬧”，無疑會損傷醫生為救死扶傷而甘冒風險的勇氣。與此相似，“跌倒誣陷”必然重創路人扶助老弱的善心；“照護糾纏”，註定束縛護理人員的手腳，從而很難普及柔性診療與照護。凡此種種，受損的必定是所有的利益相關方乃至整個社會。出於這種理解，我們姐弟一方面更加自覺地維護與醫護人員的互信；另一方面，重點從以下角度促成對父母的柔性照護。
其一，依照疾病規律調整康復預期。我們曾經期望，母親在服藥過程中血栓消融並恢復行走能力。然而，行走是大腦功能的延伸，縱然未發生靜脈血栓，她的大腦功能持續衰減也累及行走功能。此時大腦退化與靜脈血栓的影響很可能相互重疊，加劇了腿部失能。即便是腿腳已消腫，站立也難上加難。
養老院與協和醫院康復科有合作，可以預約提供服務。但母親對行為干預高度排斥，必要的語言溝通能力又嚴重缺失，我們只好放棄採用專業康復治療的念想。退而求其次，是密切配合護理員，防止血栓對她造成的損害進一步惡化。每週我去兩次，和父親一起觀察和哄勸母親飲水。弟弟帶著瓜果去四次，每回都自行榨汁兌水喂她一大碗，以至護理員反映喂水過量，干擾了母親的進食和排洩規律。我跟弟弟溝通後，他即轉而按照護理員規定的補水量去做。
其二，彈性陪伴和干預。不出兩個月，母親服藥和補水的作用開始顯現。首先，皮膚從乾枯轉向滋潤。其次，挪動中不再哭喊而是用兒時的家鄉話罵人，足見腿腳疼痛減輕。再其次，偶現淡定狀態。父親在6月6日傍晚報告：“你媽睡到下午三點半起來，護理員給她洗了澡，裡外的衣服都給換了，鞋也給刷洗了。她吃了一大碗果汁和酸奶，安靜地坐在餐廳門口。”
到了7月份，妹妹在休養半年且服用中藥72副後，擺脫了眩暈的困擾，與妹夫前後腳來京，替換我去墨爾本大學參與合作教學與研究。她倆每週探望父母三次，與弟弟家輪流去養老院，以便每天都有家人扶助母親站立或行走。可是，母親的身體功能退化速度時慢時快，精神狀態時好時差，配合意願時有時無，我們的期望也隨之時明時滅。
護理員給母親洗腳
父母的同事帶了兒子來探望，他們家住在附近200米遠。
2018夏，母親的侄女專程從西安來探望
2018年11月初練習走路
轉過11月，包括父親也心裡清楚，僅僅是大腦退化，就會把母親長期禁錮在床鋪上和輪椅上。不過此時的她雖然失智又失憶，曾經的滿口錦繡變成含混不清的隻言片語，但也許是因為腦海裡間或閃現火花，她既能用表情回應問話，也會目光溫柔地伸手親近我們。
父親只要看到她口中咿咿呀呀而眼神委屈苦澀，就忍不住淚眼婆娑。眼見母親每日3/4之多的時間都深陷睡眠，全身肌肉逐漸消失，妹妹經常探視歸來就會失眠。弟弟看似神經強大些，可當W大夫要求再次確認第一聯繫人時卻搶先回應：“有事先給我大姐打電話，我脆弱！”
我也並非無堅不摧，每當自己接二連三地丟三落四，就不禁疑惑，是否因為認知障礙症的遺傳基因在萌動。但思來想去，我也只能給大家鼓勁：與其悲嘆無可奈何花落去，莫如打點精神把各自的日子過好，準備繼續長線作戰，保證給母親安全的照護和溫暖的陪伴。對於這一點，共識自然不難達成，全家積極健身就是一個突出表現。
其三，規則之下妥協。父親原是個循規蹈矩的人，誰承想，在藥品管理制度上犯了倔，非要把安眠藥拿到自己手上，不接受每天由護士發藥。
我告訴他，醫務室的規定都與防範生命風險有關。這就像交通規則一樣，每一條都是已發事故的涉事者付出鮮血和生命代價的結果。弟弟妹妹也勸他，不要在這件事上隨心所欲，但父親執意不從。
我理解，眼下除了這點兒藥品，他在生活中幾乎沒有可直接掌控的資源了。於是率先退了一步，依然把購買的安眠藥放置在醫務室，登記後給他超過一日但又不至造成危險的藥量，用完再行領取。
除此以外的事情，父親都樂意遵守養老院的規則，同時在可選事項上跟著感覺走。例如，不想參加集體逛公園和每日的遊戲及健身操，但樂意曬太陽和聽講座。護理組和我們姐弟全都尊重他的選擇，聽憑他隨意安排自己的時間。
父親在樓頂曬太陽
父親跟央視英文頻道前新聞播音員聊天
其四，選擇風險較低的方案。2018年底，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疾病預防人員應邀到養老院接種流感疫苗，但只給北京戶籍的老人接種免費疫苗，而未給非京籍老人提供付費疫苗。我們姐弟仨商量了一陣，認為若送父母到衛生服務中心接種，被流感患者傳染的風險太高。養老院進出人員不多，父母接觸人員更少，感染風險較低。
在現有防疫制度約束下，我們不得不放棄給他們接種疫苗的選擇。可是，2019年開年以來母親就高燒3次。既然父親安然無恙，那就不論她是否感冒、或是何種類型的感冒，看來都是因為免疫力太低了！醫務室W大夫跟我討論過，如果是兒童發燒，可以不著急用藥，一般感冒能自愈。高齡老人則不然，溫度較高的發燒就可能引起併發症。因此，我們的首選方案是儘快把母親的體溫控制在安全線以內。
2019年元月28日（臘月廿三），妹妹妹夫已回西安過小年。護理員ZF給母親喂水時發現老人手發抖。馬上給她量體溫，顯示已過38度，就立刻呼叫醫務室。W大夫給做了聽診，但無法讓母親配合檢查咽部，便命人餵了退燒藥和銀黃顆粒，還叮囑護理員勤喂水，然後給我打電話介紹情況。弟弟聽聞消息，又開始求助宣武醫院的專家，也就是2017年底遙控我們協助母親度過流感危機的WI大夫。他這次的答覆是，近期一波流感病毒來勢兇猛，患者都是毫無徵兆地突然發高燒。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又不肯配合抽血化驗，就在感冒類型不明朗的情況下根據體溫用藥。超過38.5度，就給服藥力溫和的消炎藥阿奇黴素，並餵食酸奶緩解對腸胃菌群的干擾。午後，我和弟弟分別備齊藥品趕到母親房間。她已出了一身汗，體溫降到36.8度。W大夫給她測了血氧飽和度，指標值也正常（99）。隔一陣，護理員就喚醒她喂進幾口水。W大夫還安排了傍晚和夜裡的服藥事宜，我們對這裡的照護完全放心，安慰了焦灼不安的父親就離開了。
接下來的兩天，護理員小J清晨發來值班記錄，報告夜間喂水量700毫升，母親的體溫保持在37度以下。W大夫增加了檢查次數，及時叫停了退燒藥。我和弟弟上下午輪流探望，確認母親體徵已平穩，才恢復平時的探視頻率。此間母親喉嚨裡一直有痰聲，可是她的咳痰功能已喪失，醫務室給服用了祛痰藥。父親只要坐在母親身邊，就拿著紙巾給她接住口中不時流出的粘液。到了大年三十（2月4日），這種湧痰症狀已明顯減輕。整個春節假期，父母都在養老院安然度過。
可是，2月16日上午和2月25日深夜又發生了同樣的故事。母親每次發燒都突如其來，每次都是護士給服一粒退燒藥，體溫就如過山車一般翻滾到安全線。16日那天，體溫變化曲線的最高點達38.7度。這就讓我心裡犯嘀咕了，猜測她屢屢發燒可能因其他疾病引起。弟弟首先諮詢宣武醫院的WI大夫，結論仍然是流感。然後，他又跟養老院的W大夫討論，得知一旦母親肺部有羅音，就得送醫院。我們當然不願見到這種情形發生，而是寄希望於醫務室，在臨界點之前就能助她逢凶化吉。
如今全家都明白，C養老院的優質照護，不但對維持母親良好的生活質量不可或缺，而且還能滿足父親每日守望母親的情感需求並給予他必不可少的方便。
因此，2月26日我在研究所剛開完會就給W大夫發微信：“尊敬的W大夫，朱玲的母親最近頻繁發燒，感謝您和護士們及時採取措施。我跟父親和弟弟妹妹說了，這家養老院的照護水平遠高於醫院，我們要儘可能利用這一優勢。母親發燒無論從何而起，我們都有思想準備，以讓她少受折騰、少受苦為原則。我們家絕不會找養老院的麻煩，特此留下字據。”
W大夫很快回話並用一首小詩作為註解：“互相理解老人受益。”“本是同壕人，相煎緣何急？皆為謬誤導，致損乃病人。”這樣流暢的溝通，無疑給了我們家庭成員有力的心理支持。
與以上決策相關的努力，是與管理層和護理組合力應對風險苗頭。平日裡，母親睡醒後多半坐在二樓公共空間。那裡電視常開鄰居們常在，即使互不交流也不顯孤獨。部分護理員集中為老人服務，部分護理員分散在各間住房打掃衛生。這一樓層的22位入住者大多是護理級別最高的老人，能獨立行走的只有五六位，Y老伯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12月29日上午，他與一位老伯母還沒說上兩句話，就突然大喊大叫動手打人，護理員小H奮不顧身衝上前阻擋。我在遠處隨手拍下照片發給了Z院長和護理組長，指出這是個不得不防的風險因素。收到的答覆是，聯繫家屬調藥。
認知障礙症患者Y老伯突然發怒打人
Y還有一個偏好，就是與另一位老伯執著地守在電梯口，只要門一開就朝裡衝。父親早已熟知他倆的習慣，每次進出二樓電梯都小心翼翼，可終究還是出了點兒事。2019年2月10日上午，父親看望母親後寫來消息：“上電梯時兩員大將守候，我向上指表示要上三樓。進電梯時Y老頭在我背上打了一拳，他的手重，我也不看他，小J關了電梯送我回來了。”我們姐弟仨見信大驚：父親的腿腳本就不穩當，若無助步車和電梯扶手以及在場的護理員，後果不堪設想！
我馬上給Z院長轉去父親的微信，提議強化Y老爺子的醫藥干預，否則還可能對其他入住老人造成傷害。不出10分鐘就收到回覆：“已和家屬談過話，建議調藥，正在調藥觀察階段。謝謝對我們的提醒”。緊接著，二樓和三樓的護理組長及領班都去父親房間看望，圍繞Y老伯的防備措施也隨後跟進。縱然有我在身邊，三樓的護理員小D也要堅持把父親送到二樓：“這是規定！” 2月11日下午，父親從二樓回房後發來報導：“我告訴小J要回去，她把電梯門打開，我趕快進去關門。這時老Y頭已衝出歺廳，多虧小J擋住他，電梯啟動上樓了。這次我和小J配合得好，安全返航！”
結 語
以監護責任人和醫護人員互信合作為基礎的柔性診療和照護，使我們整個擴展家庭大為受益。回顧過往的一年，母親的健康狀態劇烈波動，我們做子女的並未因之顧此失彼人仰馬翻，故而對提供服務的管理人員、醫務人員、炊事員、特別是一線護理員充滿感激。與此相關，我從自己的照護觀察記錄、農村調研筆記和研究所同事的課題報告中，抽引出如下值得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
第一，在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國社會，對優質醫療和養護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為了激勵供給者持續改善服務，國家的法治水平還需提高。執法機構既要用法律保護消費者的權利，也要用法律保護供給者的權利；不但要防止任何一方藉助輿論誤導糾紛裁決，而且還須依法懲治那些以追索損失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的惡行。
第二，為了激勵養老機構為全失能者提供服務，有必要借鑑國際經驗，按照入住者的健康等級提供公共財政支持。然而，目前地方政府用於扶持養老機構的財政資源並非如此分配。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長期照護供給課題組做過調研。2016~2018年間，課題組在十餘個省市實施了個案調查和抽樣調查，回收養老機構問卷722份。抽樣調查數據統計顯示，全失能老人在民辦非營利機構入住者中佔40.6%，在公辦公營機構入住者中佔22.3%。可是，財政補貼在民辦非營利機構的年收入中佔13.1%，在公辦公營機構年收入中佔44.9%。兩相對照明顯可見：以保障全失能老人獲得社會照護的目標衡量，財政資源如此分配既欠公平又失效率。那麼，糾正這一傾向當為新一輪財政改革的題中之義。
第三，護理員的來源清晰地顯示農村遷移工人城市化的必要性。無論是醫院的護工，還是居民戶的家政服務員，或是養老院的護理員，絕大多數來自欠發達農村。C養老院的護理員，多半為供養孩子上學而來。雖說節假日輪休，總有一批人逢年過節不能回鄉與親人團聚。城市政府和戶籍居民，即使出於失能老人須臾難離的照護需求，也應包容這些遷移勞動者及家庭落戶並獲得同等的城市權利。更何況，徹底消除城鄉隔離，本就是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有的追求。
第四，認知障礙症患者所需的照護超乎一般失能者，可是多數農村患者因家庭財力不濟、子女外出打工和鄉鎮村莊養老服務薄弱，即使到了臨終時分，也難得到維持生命尊嚴所必需的照護。這個難題，需要民政和醫療衛生部門、地方政府和村委會、乃至整個社會公眾，協同探尋解決辦法。作者：朱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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