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2在中國人中間有這樣一個傳說，漢武帝趕跑了匈奴，然後匈奴22222222人一/5路西逃，最終跑到了歐洲，結果橫掃歐洲成了上帝之鞭，於是中國（漢）>匈奴>西方。這個不等式是許多人民族自豪感的一大核心來源，我們不討論依靠2千多年前的古人做的事情給自己找自豪是否妥當，我們先來討論下，這個不等式真的能成立嗎？
關於匈奴，中國人基本自小就有耳聞，不過大多數人以為是漢武帝趕走了匈奴，而實際上，根據後漢書，在漢武帝之後北匈奴的威脅依舊沒有消失，真正徹底打敗北匈奴，是到公元1世紀初漢和帝時期，南匈奴趁機北匈奴不備實施突襲，並由竇憲帶漢軍追趕逐亡所致。
對於肆虐歐洲的那支遊牧力量，一般中文稱之為匈人（Hun），在其著名領袖阿提拉的帶領下東征西討肆虐一時。由於同樣是遊牧文化，同時匈奴和匈人名稱上有相似性，因此具有蒙古人血統的匈人被人們懷疑就是從東亞遷徙而來的北匈奴。有人說，現在的東歐國家匈牙利，其祖先就是匈奴人的後裔。眾說紛紜。那麼，這些說法是不是靠譜呢？
公元374年左右，靜靜的頓河草原上出現了一支神秘的遊牧民族。他們騎馬射箭，縱橫捭閭，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屍橫遍野，卻又所向披靡，勢不可擋。歐洲人完全嚇懵了，這些人從哪兒來？又將到哪兒去？他們稱這些人為“匈人”。
匈人很快就席捲了歐洲，並且在阿提拉大帝的經營下勢力達到了鼎盛。他不但逼著哥特人、日耳曼人等民族西遷南逃，間接促成了西羅馬帝國的隕落。而且還圍攻了東羅馬帝國，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勒索了一筆錢財後又耀武揚威地離去。
此時的歐洲，可以說完全陷入了悲慘的絕望當中。
初學者因為匈人和匈奴名稱的接近而認為二者是一家，後來中國學者們又從史料記載的匈奴遷徙路線上進行論證，再加上西伯利亞和周圍許多遊牧文化墓葬中出現了中國產品或有中國風格的物品，因而許多人認定匈人就是西遷的北匈奴。然而即使不說這些論證自身的漏洞，匈人和匈奴巨大的差異卻完全無法支持這一論點。
漢朝對付的匈奴，從冒頓單于時代器就已經走出了部落時代，建立了以單于為首，左右賢王為輔的一整套中央集權官僚體系，把原本部落勢力重新整合。自然，走出部落的匈奴在戰鬥力上也由此突飛猛進。然而幾百年後的匈人，直到帝國覆滅也沒能建立起有效的官僚系統，因此才隨著阿提拉的死亡導致整個統治迅速解體。沒有任何理由能解釋西遷的北匈奴放棄更高級的組織形式反而退回部落時代。
同樣不同的地方在生產力上，匈奴在戰國到漢的一系列征服中，已經學會了冶鐵等等技術，在與漢代作戰時，其裝備的鐵箭矢、鐵刀甚至鐵甲都非常常見，反而遊牧民族早期常見的骨箭在漢代的匈奴墓葬中極為少見。就兵器這一塊，其鐵器普及水平甚至不弱於中國。而匈人呢？生活在匈人同時期的羅馬學者馬塞裡努斯的《歷史》一書中，寫到匈人的箭頭由“削尖的骨頭”製成，當時無論東西方，冶鐵都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按同族論的說法，匈奴西遷到歐洲，那麼這一路上都是已經普及了冶鐵的文明或國家，連哥特人都早就用上了鐵兵器，如果匈人就是西遷的匈奴，何以會拋棄了這一基本技術呢？
農業和建築能力上也是如此，匈奴本是遊牧，然而征服了其他農耕民族後立刻轉入了農牧混合，畢竟農業能夠提供更多的糧食供養人口和軍隊，其生成能力遠非遊牧可比，匈奴在東方不但學會了農耕，更建有城市。而西遷路上，康居之類自不必說，就算是哥特人，其搭建木屋的技巧連羅馬人都讚歎，而農耕也早就進行了上千年了，可匈人出現後，卻成了純粹的遊牧，更不懂得如何建造房屋。若匈人就是匈奴，豈不是在全世界都進步的時候，反而200年裡越活越倒退了？
甚至外貌上，匈人和匈奴也差異很大，西方記載了匈人奇特的面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匈人長長的頭顱，彷彿怪物一般，高盧詩人Sidonius就說匈人從小時候就纏頭導致顱骨變形，所謂“把頭磨尖”。而在中國這邊，記載中的匈人並沒有什麼外貌上的特異之處。
無論是極端落後的生成力，還是詭異的纏頭風俗，歐洲歷史上出現的這個匈人都和漢時的匈奴無法對上號，反過來，倒是和亞洲北方一些原始文化頗有類似。比如纏頭風俗在西伯利亞一些古墓葬中也有出現。東亞的匈奴從出現後，隨著對異族的征服，很快從單一民族/文化走向了多民族/文化狀態，而各種文化之間互相滲透，到漢中後期時，匈奴早已不復早先的模樣了。
匈人也是一樣，從其出現在歐洲後，很快和其他民族產生了混血以及文化交流，連人種方面也從單純的蒙古人種走向了蒙古和歐羅巴混合人種。然而問題在於，當他們剛剛出現歐洲人視野中的時候，他們依舊是單一民族的原始遊牧部落文化，遠不是一個吸納了其他尤其是農耕文化的樣子，在這個有記載有考古支持的前提下，硬要論證匈人=匈奴，只怕對任何學者都難以做到。
那看到這肯定有疑問，西方史學家又是如何看待匈人的大肆入侵的舉動的呢？
“一種以前沒有聽說過的人，不知從地球的何處，如高山上的暴風雪般來臨，碰到他們，東西都遭到搶奪破壞。”——馬塞裡努斯《歷史》
公元4世紀中後期是羅馬帝國曆史上的關鍵轉型階段。此階段以337年君士坦丁去世開始，至392年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查禁異教，確立基督教為國教結束。羅馬帝國由此完成從古典帝國到基督教帝國的轉變，同時羅馬帝國也進入其最後階段，不僅喪失了霸權，也喪失了統一。這期間西方古典史學也像古典羅馬帝國一樣持續衰落，教會意識形態壟斷歷史寫作的過程大體上與教會壟斷信仰的過程同步。5世紀開始，基督教思想獨佔歷史寫作的局面完全形成，基督教史學的這種控制力量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問世之後更為強固。
這一時期還有最後一批古典異教歷史家在從事寫作，其中最重要者為阿米亞努斯·馬塞裡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其次還有《諸帝本紀》（Sc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一位（或多位）匿名作者。《諸帝本紀》的寫作手法雜亂而低劣，書中引用的“史料”多為杜撰。而馬塞裡努斯的《歷史》（Res Gestae）則是偉大的古典史著，自中世紀晚期被發現以來一直是有關晚期羅馬帝國的最重要史料。馬塞裡努斯素有“最後一位偉大的古典史家”之譽，他不僅是4世紀曆史的記錄者，其生平也是晚期羅馬帝國政治軍事史與思想史的縮影。
在馬塞裡努斯生活的年代，羅馬帝國尚未從“3世紀危機”中完全恢復，除了諸多棘手的內部問題之外，它還面臨著來自東方的兩大外患：其一是取代了帕提亞王國、擁有強大軍力和侵略野心的薩珊波斯帝國；其二是居住在帝國東部邊境內外的蠻族勢力，諸如盤踞小亞細亞的“化外之民”伊蘇里人、慣於越界搶掠的哥特人、薩爾瑪提亞人等。4世紀初，羅馬帝國、薩珊波斯與東方諸蠻族之間大體上維持著微妙的勢力均衡：在東方，羅馬軍團成功阻遏波斯人的攻勢（296—298年），強迫後者接受《尼西比斯和約》並割讓底格里斯河以東五省；在多瑙河地區，羅馬軍團亦能憑藉軍事優勢御蠻族於國門之外。然而羅馬主導的均衡並不長久：337年起，薩珊波斯國王沙普爾二世（309-379年在位）頻頻於東部邊界尋釁，計劃征服阿拉伯諸國、佔領羅馬美索不達米亞及敘利亞諸省。雖然“叛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在位）對蠻族和薩珊波斯發起的反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其在前線暴卒以及東方戰爭的巨大損耗，繼任者們已無法抵抗外敵入侵的洪流。羅馬在東方戰爭遭遇慘敗之後，邊境蠻族也頻繁發動侵略，帝國的夢魘從此開始。 363年，羅馬被迫從波斯境內撤軍，割讓美索不達米亞及亞美尼亞諸省，尼西比斯等十五座前線要塞淪於敵手，羅馬在東方邊境轉為守勢，領土大幅縮減。
4世紀中後期，被基督徒稱為“上帝之鞭”的匈人降服另一支遊牧民族阿蘭人（Alani），隨後脅其越過塔納伊斯河（Tanais，即頓河）進攻哥特諸族，迫使大部分哥特人南遷，避入羅馬帝國境內。入境的蠻族無法忍受羅馬人的粗暴壓迫，後者也因此將其視為內部威脅，雙方的積怨日甚一日。378年，暴動的哥特人於亞得里亞堡之戰擊殺東羅馬皇帝瓦倫斯，帝國東部的精銳野戰力量幾乎全軍盡歿，苦心經營數世紀的東北邊境防線遂告瓦解。由是觀之，與薩珊波斯帝國之間的戰爭（史稱“東方戰爭”），以及東方蠻族對邊界的侵襲，是羅馬帝國走向全面崩潰的起點。
對於以上歷史事件，馬塞裡努斯和他的《歷史》無疑是最好的見證。史學史角度言之，在晚期羅馬帝國的史家中，馬塞裡努斯是少有的對這兩大東方因素始終非常關注，非常強調的史家。馬塞裡努斯的生平年代（約330—400年）與東方戰爭及東方蠻族大舉入侵基本吻合，且馬氏本人曾在尤里安麾下服役，奮戰於東方戰爭的第一線。馬氏之撰寫《歷史》，本以為塔西佗續史為目的（因而《歷史》全書所及史事的起訖時間應為96—378年），但由於後世抄本的散佚，如今僅有涉及353—378年的部分傳世。
東方戰爭與蠻族入侵作為這二十五年中最重要的政治軍事事件，自然成為《歷史》現存諸卷的核心敘事線索。《歷史》第14捲開篇即談到伊蘇里人的入境劫掠以及薩珊波斯針對羅馬的陰謀。其後10卷中，馬氏又以尤里安皇帝為主線，先後講述羅馬軍隊在西部反擊阿勒曼尼蠻族和東征波斯之役，而在涉及尤里安東征的部分，他更以第一人稱視角如實記述自己的參戰經歷。隨著尤里安之死、羅馬軍團折戟於東方，以及西部防線的節節敗退，馬氏開始反思帝國內部的腐敗與紛爭，追問羅馬國力衰微的原因。從《歷史》第31捲開始，作者復將目光轉向來自東方的敵人——哥特蠻族，以及將其逐入羅馬的匈人。《歷史》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卷記述了匈人的入侵和哥特人南遷與叛亂，以羅馬在亞得里亞堡戰役的慘敗收尾，不啻為羅馬帝國走向瓦解的預告。因此，本書將帝國與蠻族這兩大東方要素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解讀馬塞裡努斯的文獻記載，一窺4世紀後期這一羅馬帝國衰落的關鍵歷史時段。
以上文字選自《羅馬帝國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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