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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討論的聚焦點是文化政治，共同面對的是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以及針對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
原文 ：《批評理論：提出中國的現代性方案》
作者 | 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劉聖鵬
圖片 |網絡
理論成為實踐的推手
批評理論作為術語Critical Theory or Criticism，在英文用一個詞表示，在漢語可以分成兩個詞來表示：批評和批判。批判，或曰理論的批判，起自於哲學的批判，指向哲學體系、思想體系和社會認知體系之間的質量差異，一般指十九世紀的康德和馬克思的批判哲學，遠期指近代開端笛卡爾的二元論哲學。西方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前後進入後工業時代，以後階級、後政治為表徵的後現代政治思潮也開始形成。如果說以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批判，還具有階級政治條件下的批評性質上的顛覆性和否定性的話，那麼以英美當代批評理論為代表的批評，則體現出以中產階級不斷增加為標誌的全民福利社會及其意見政治的建設性和建構性來，實際上形成了當代西方全社會的文化政治批評轉向。整個學術市場和大眾運動都出現了文化轉向，使西方馬克思主義以文化轉向為幌子進行的社會學批判和卡西爾以文化作為符號標識的文化哲學，具有了以具體的社會進步為標誌的文化批評形式和質量，後現代思潮成形。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西方近代理論和現代理論的交匯轉型期，多學科多領域的大碰撞前所未有，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語境的問題域。真正的現代正是來自於對現代的反思，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處於這種後思潮境況下的理論，使理論成為實踐的推手，促成了理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紛紛追蹤的核心和熱點。把理論作為熱點術語帶出的理論推手，首先是鼓吹西方中心主義的結構主義思潮，其後又把具有同一性文明取向的結構主義扭轉到具有差異性文化取向的解構主義方向上，並將理論推向了高潮，導致英格爾頓等若干批評家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作為兩極呈現的理論高潮的後續時期，稱為大師不再、然而熱度依然的理論之後或後理論。因此，批評理論包含了所謂理論和後理論兩個連貫的時期，或者說後理論其實就是理論的延長期，一直延續到今，並在理論推向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著批判理性主義的證偽實驗。從奧巴馬後期的全球化遞減為特朗普前期的再全球化，就可以看作為一次批判理性主義的證偽模式推演。
必然內生出全球化學術重構的動力
當人文社會科學紛紛轉向理論或曰文化理論時，文學理論順勢將其他人文社科理論也當作為廣義批評理論。處於社會學轉向和文化學轉向潮流中的文學理論，已經不可能逃避理論或曰文化理論的整體認知背景，或者說，沒有文化理論作為背景和工具的文學批評，已經退化到古典批評、形式批評、民族主義批評的行列。文學批評上的後現代景觀，構成了批評理論的實踐一維，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標舉大眾趣味，使從理性主義傳統漂洋過海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從關注產業工人階級趣味轉型為關注後工業中產階級趣味，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精英文學向通俗文學的轉型。這種英國大眾文化趣味的培養與美國大眾文化政治的風潮合流後，綜合形成了精英文化政治和大眾文化政治有機互動的西方文化政治狀況。作為移民和後殖民的成果，印裔、日裔、非洲裔、中東裔等非西方學者，紛紛利用所在西方的學術資源開展族裔研究和身份政治運動，在西方普世性話語系統中新創了不少具有解釋有效性的差異話語，並促成了學術政治和族裔政治在族裔研究中的結合。長久浸淫於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話語環境中的中國學者，面臨著將曾經在傳統環境中卓有解釋有效性的傳統話語進行現代性轉換的難題，其他族裔非西方學者的學術新創，促使其汲取其中的成功經驗，將自己熟悉的古典傳統應用於當代批評和文化政治。
至此，批評理論得以基本構型，文化政治作為核心支撐，多元文化差異性和全球化文明普世性作為兩翼互動，形成學術政治和社會政治緊密相關的批評理論模型。雖然在實際的文化政治實踐及其歷時過程中，還存在著差異性過度、差異性和普世性失衡、理論失察的情況，及時有效的糾偏不多，這種情況對學術政治和社會政治的關聯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適應這種關聯的批評理論必然內生出全球化學術重構的動力。
直面自己的問題
王逢振早在1999年組織了西方批評理論叢書《知識分子圖書館》的譯介，其與《知識分子圖書館》編委會其他專家如王寧的合作，標誌著中國批評理論在理論上構型的開始。在叢書前言中，王逢振率先使用了批評理論一詞，並對其做了最初的界定，肯定其不囿於文學的人文社科跨學科性質。
如果說西方有關批評理論的表述還不夠集中，不那麼容易明辨，那麼中國批評理論的表述就還不夠精到，有些陳述甚至存在著模糊、混淆的情況。像關於跨文化必然涉及多樣化資源的學理特性，早就有李慶本明確指出，那不是單純的民族資源，也不是單向的他者認知，而是循環往復的全球化普遍理論。像關於批評理論和文學理論的關係，吳興明、劉聖鵬都認為，僅僅囿於文學或以文學為核心的跨學科，不可能深刻觸及跨學科面對的共同問題群；跨學科討論的聚焦點是文化政治，跨學科共同面對的是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以及針對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有關跨文化和跨學科的錯誤認知，都會不同程度地使其知識的結構和方向扭曲，從而阻礙中國的跨文化研究、跨學科研究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互動發展。對西方批評理論的認知誤區對中國批評理論的建構也有滯後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思想解放和經濟變革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思想上都有保持同步的籲求，以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民族國家模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相融共生的矛盾，這就給中國批評理論的建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信早已在西方得到熱捧並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的批評理論，在東方中國這塊亟待發展的熱土上，也會通過直面自己的問題，提出中國的現代性方案，藉此融入世界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之中，並做出自己的理論貢獻。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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