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1933年的一天，德國納粹當局查抄了愛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並懸賞十萬馬克索取他的人頭。當時，愛因斯坦正避居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有一所高等研究院剛成立不久，它的創辦者叫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1866-1959），是美國著名的醫學家。
而作為醫學家，弗萊克斯納一生最大的功業，卻是創建了這所跨學科的高等研究機構的典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弗萊克斯納得知上述消息後，立即找到愛因斯坦，邀請他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
愛因斯坦欣然接受，但提出了兩條要求：第一，我要帶著助手一起去；第二，年薪3000美元。
弗萊克斯納說：第一條，沒問題；第二條，不行！
愛因斯坦說：要是普林斯頓一年的生活費花不了這麼多，我也可以少要點。
“不，先生”，弗萊克斯納正色回答道：“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你要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一年只給你3000美元的薪水，那麼全世界的人們都會認為我在虐待愛因斯坦！”
結果，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年薪定為16000美元。
愛恩斯坦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沒有各種行政委員會，沒有例行公事，教授們甚至沒有任何教學任務。據說，愛因斯坦和同事們——其中包括20世紀最優秀的一批科學家：維布倫（O. Veblen）、亞歷山大（J. Alexander）、馮·諾依曼（J. von Neumann）等等——每天經常做的事，就是端著咖啡到處找人海闊天空地“閒聊”。
很多人責備院長弗萊克斯納，認為他花巨資請來的科學家們每天“無所事事”，做著毫無用處的事。
面對質疑，弗萊克斯納這樣回答：
“先生們，在愛因斯坦誕生前100年，他的同鄉高斯（Gauss）出生在普魯士。高斯發明的非歐幾何學，是整個19世紀最晦澀的數學研究，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高斯無法發表任何相關研究成果，因為當時人們認為它們“沒用”！
“可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沒有高斯當年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對論及其豐富的實用價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近一兩百年間，全世界的專業學院在各自領域內做出的最大貢獻，可能不在於培養出多少實用型的工程師、律師或醫生，而在於進行了大量看似無用的科學活動。
“從這些‘無用’的科學活動中，我們獲得了許多發現，它們對人類思想和人類精神意義之重大，遠遠勝過這些學院建立之初力圖達成的實用成就。”
說完這些後，弗萊克斯納又補充道：
“而在普林斯頓，行政工作被儘可能地弱化。腦中無物的人、無法專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撐不下去的。我希望愛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轉化成數學定理。未來會證明，這些定理將拓展人類認知的疆界，促進一代代人靈魂與精神的解放。”
要知道，弗萊克斯納不是那時才有如此卓越見識。
1920年代的某一天，弗萊克斯納遇到了70多歲的老紳士伊士曼（George Eastman），後者是當時舉世公認的大眾攝影之父，柯達公司創始人，他正準備把畢生積蓄的一大部分投入美國高等教育事業，用於推動“有用學科”（useful subject）的發展。
弗萊克斯納問伊士曼：那麼在您心目中，誰是當今最“有用”的科學家呢？伊士曼不假思索地說：馬可尼（G. M. Marconi）。
在伊士曼看來，馬可尼發明的機器（無線通訊），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方式，帶給整個人類文明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為如此，1909年馬可尼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沒想到，弗萊克斯納卻說：親愛的伊士曼先生，在我看來，無論我們從廣播獲得怎樣的快樂，無論無線電和廣播為人類生活帶來了什麼，馬可尼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面對老紳士震驚的目光，弗萊克斯納解釋道：
伊士曼先生，馬可尼出現是必然的，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位巨人為無線電的發明默默鋪好所有臺階，只待有人登上臺階去摘取桂冠，這個人就是克拉克·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教授。
正是麥克斯韋1865年對電磁場展開了深奧難懂的運算，並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寫下那些抽象的方程式，才使得馬可尼的工作成為可能。
終其一生，麥克斯韋從來不曾關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處”；從沒有設定任何“實用性”方面的目標，也從來沒有發明任何一樣具體的東西，然而，他們“無用”的理論工作一旦被某個聰明的技術人員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創造出全新的通訊、實用和娛樂用途。
縱觀整個科學史，絕大多數最終被證明對人類有益的真正偉大發現都源於像麥克斯韋這樣的科學家：他們不被追求實用的慾望所驅動，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們唯一的渴望。從伽利略、培根和牛頓的時代開始，好奇心就是現代思維的一個典型特徵。
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它也是不可阻礙的。越少偏向直接應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就越有可能為人類福祉作貢獻。
法拉第（1791-1867），麥克斯韋（1831-1879）和赫茲（1857 -1894）
有一次，為了讓一位哈佛教授來研究院，弗萊克斯納為他頒發了津貼。對方寫信詢問：“我來普林斯頓的任務是什麼？”
弗萊克斯納回信說：“普林斯頓沒有任務，只有機會。”
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無用知識的用處》中，弗萊克斯納這樣寫道：
時至今日，“實用性”是我們評判某個大學、研究機構或任何科學研究存在價值的標準。但在我看來，任何機構的存在，無需任何明確或暗含的“實用性”的評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靈魂，這個機構就足以獲得肯定，無論從這裡走出的畢業生是否為人類知識作出過所謂“有用”的貢獻。
一首詩、一幅畫、一部交響樂、一條數學公理、一個嶄新的科學發現，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存在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我極力呼籲各位不要過於關注“實用性”的概念。誠然，某些怪異想法可能會大行其道，寶貴的研究經費也有可能會被白白浪費掉。但比放縱和金錢遠遠重要的是，禁錮人類思想的鎖鏈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險獲得了自由。
正是憑藉這份自由，盧瑟福和愛因斯坦才能披荊斬棘、向著宇宙最深處不斷探尋，同時將緊鎖在原子內部無窮無盡的能量釋放了出來。也正是憑藉這份自由，玻爾和密立根瞭解了原子構造，並從中釋放出足以改造人類生活的力量。
人類真正的敵人並非是無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無論他的思想是對還是錯。真正的敵人是那些試圖為人類精神套上桎梏、讓他不敢也不能展翅飛翔的人。
弗萊克斯納最後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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