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在給一位朋友充當“軍師”分析她的擇業情況，聊到最後，她說雖然我沒有給出具體建議，但幫她理清了想法，感覺輕鬆了很多。
當別人跟我傾訴的時候，我不太能感受對方的情緒，譬如別人談到悲傷、憤恨的事情，我無法感受同樣的情緒，反而總是喜歡深究對方情緒的原因及想法。如果好朋友在我面前哭著傾訴，我也許會有點不知所措，因為不哭顯得我很冷漠，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傾聽，詢問對方的感受。
當我談起自己總覺得自己不太能共情，只能理性，朋友跟我聊起她在聽一個國內精神分析流派的精神分析師說，理性的人事實上正是因為特別的感性，對情感特別的敏感，所以才會發展出理性出來保護自己，壓抑感性不讓自己受傷害。
這段話令我實在太有共鳴了，因為我早期我意識到自己其實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對痛苦的感受非常排斥，後來不得不提升認知，使得看問題儘量客觀中立，這樣無論面對什麼問題，都能通過改變自己的想法來緩解那些不安的情緒。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做記者，我給出的回答的是太過於愛憎分明，情緒化，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記者又是一個突發狀況特別多的職業，時常處於高壓緊繃的狀態，又要接觸大量的人，難免會“沾染”到別人的情緒使得自身情緒起起伏伏，容易影響身體健康。
其實用二元論看待任何事情和人都是狹窄的，感性與理性的之間是平行關係，而不是對立關係。最近頻頻被@的臺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講述了好人與壞人之間沒有絕對的區分。我們以為對惡的憎恨、辱罵對應善的正義，但其實善惡是同生同滅的，惡是無法徹底消除，善無法徹底佔有。無論動機是否善惡，行為以及帶來的影響才是衡量這件事本身的好壞程度。
在精神分析師眼裡世界上只有三種人：精神病、人格障礙，神經症（正常人），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絕對的健康人。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衝突、處理衝突，“幸運的人能一生都被童年治癒，不幸的人卻要用一生去治癒童年。”即使我們以為當下平靜安寧，但過去曾遭遇的種種創傷、我們建立的自我防禦機制都會影響我們的神經質。
以往人們對於精神分析的偏見無非就是不科學、過於理論，並且把人的自尊心貶得“一無是處”。我對於精神分析僅限於讀過幾本相關書籍，對其龐大的理論體系一知半解。但自我分析的過程使我更能瞭解自己和別人，這其實屬於精神分析的一點效用。不一定需要做心理醫生、精神分析師才需要了解，普通人更應該多去了解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深層次瞭解自己，尤其是行為不一致的情況下，更能探索到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以上，與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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