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商隱都是同處一個時代的大詩人，但總給人感覺，兩個人簡直天差地別，我覺他們倆差的不僅僅是文風迥異······
太和九年末，發生了一件使朝廷劇烈動盪的大事件——“甘露之變”。當時唐文宗不滿朝廷宦官當道的局面，就和李訓、鄭注兩人一起謀劃，討滅仇士良為首的宦官。
可是不成想李訓和鄭注心有不和，李訓想獨攬此功，不按計劃行事，自作主張以邀請文武大臣觀看後宮石榴樹上的露水為名，實施自己的滅賊計劃。
李訓急功近利的計劃最終敗露，宦官們挾持了唐文宗，以此展開了一場血腥的報復行動，大批朝廷重臣不是被捕誅殺，就是流放他鄉。
白居易就此，作詩一首：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這首詩的大概意思就是，還是我白居易比較英明，保全了身家性命，皇上用人不當，早就料到那兩個貨難當大任的。
此後不久，白居易可能是太佩服自己的英明神武了，要麼是自己朝中為官之時，被欺負得太厲害，聞聽當初欺負自己的大官們都被殺了頭，實在太開心了，就又作詩一首：
《即事重題》——白居易
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
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大概意思就是，我現在小日子多滋潤，吃得好睡得香，你們那些曾經權傾朝野的大臣們羨慕不？
白居易的詩詞，大多比較通俗易懂，就不用評述了。很多人對白居易詩詞的評價褒貶不一，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過，當我瞭解到這兩首詩詞當時的背景後，個人覺得，白居易的品行還真值得商榷。“殺人不過頭點地”，人家都已然家破人亡，魂歸西天了，還要專門作詩冷嘲熱諷，故作清高，真有這個必要麼？更何況，那麼多被殺的大臣，真就活該麼？
按照古代文人騷客們的一貫作風，和家國天下的使命感和傳統觀念來看，我甚至隱隱的有一種感覺：白居易好似不是中國人一樣。
有記載，他作詩後就唸給老婦人聽，如果不能聽懂詩詞的意思，就改詩，直到聽懂了，才作罷、定稿。還有記載，當時白居易的詩詞在日本很受重視和歡迎。再者，當時的白居易已經很有名氣，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詩詞會廣為流傳的，他不怕報復？不在意後人的評說？細思極恐，沒有真憑實據，就不妄下斷言了。
對比白居易，同時代的李商隱，也對此次宦官禍亂朝綱，殘害忠良的大事件，作詩《有感二首》和《重有感》，這裡也取其兩首：
《有感二首》李商隱
第二首
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
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宴，不廢用《鹹》《英》。
大意是：
群臣還在給皇帝稟報奏章，突然發生了流血事件。皇帝危機時刻才發覺盧植（東漢人；代指令狐楚）是忠臣，錯用了奸臣龐萌（東漢人）。
宦官的禁軍和李訓的手下在皇宮裡進行殊死搏鬥，最終，李訓急功近利的行動失敗，導致一線存生的願望也隨之破滅。
以前若有人替皇帝辨別是非的排除奸臣，現在也不會缺少老成持重；辦事牢靠的人。李訓雖然忠君愛國，但他這樣魯莽行事簡直師出無名。
那些原本是解救皇上於水火的義士，卻落得個謀反的罪名，為了保護皇上安危，又不能解釋給別人聽，他們死不瞑目。
最近聽說文宗皇帝開壽宴時，依然事不關己似的，聽著名曲《鹹》《英》。實指是王涯的《雲韶樂》，王涯也因為這次行動失敗含冤而死。
李商隱作此詩後，第二年的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疏問罪，並做好了起兵征討的準備，使得宦官頭目仇士良心神不寧；坐如針氈。李商隱聞聽喜訊，當即再作詩一首，取名《重有感》
《重有感》——李商隱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首聯：將軍手握兵權又鎮守咽喉要地，處於有利的地位的，國家危難之時應與皇帝分憂解難。
頷聯：既然已經像竇融（東漢）一樣奏疏問罪宦官了，就應該和陶侃一樣（東晉）率大軍進駐 長安。
頸聯：如果蛟龍害怕離開水而躊躇不前，（蛟龍怎麼會怕呢？）。那就不會有雄鷹翱翔天際。這聯有雙關意味，亦可指
唐文宗患得患失。尾聯：京城裡哭號連天已分不清陰陽兩界，早晚被挾持在深宮的皇帝將不再流淚恢復自由的。
書解至此，通過四首詩，可以看出兩位詩人，對同一件事的不同感受。兩位詩人的思想境界高下立判。很有意思的是，李商隱一生多隻徘徊在藩鎮幕府之中，白居易終生都在一直領取著朝廷俸祿。也難怪這樣的朝廷會很快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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