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韓愈 唐朝）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歸於墨；不入於老，則歸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慾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鬥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博愛叫做“仁”，恰當地去實現“仁”就是“義”，沿著“仁義”之路前進便為“道”，使自己具備完美的修養，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義是意義確定的名詞，道和德是意義不確定的名詞，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輕視仁義，並不是詆譭仁義，而是由於他的觀念狹小。好比坐在裡井看天的人，說天很小，其實天並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認為仁，把謹小慎微認為義，他輕視仁義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說的道，是把他觀念裡的道當作道，不是我所說的道。他所說的德，是把他觀念裡的德當作德，不是我所說的德。凡是我所說的道德，都是結合仁和義說的，是天下的公論。老子所說的道德，是拋開了仁和義說的，只是他一個人的說法。
自從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後，秦始皇焚燒詩書，黃老學說盛行於漢代，佛教盛行於晉、魏、梁、隋之間。那時談論道德仁義的人，不歸入楊朱學派，就歸入墨翟學派；不歸入道學，就歸入佛學。歸入了那一家，必然輕視另外一家。尊崇所歸入的學派，就貶低所反對的學派；依附歸入的學派，就汙衊反對的學派。唉！後世的人想知道仁義道德的學說，到底聽從誰的呢？道家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佛家也說：“孔子是我們老師的學生。”研究孔學的人，聽慣了他們的話，樂於接受他們的荒誕言論而輕視自己，也說“我們的老師曾向他們學習”這一類話。不僅在口頭說，而且又把它寫在書上。唉！後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關於仁義道德的學說，又該向誰去請教呢？
人們喜歡聽怪誕的言論真是太過份了！他們不探求事情的起源，不考察事情的結果，只喜歡聽怪誕的言論。古代的人民只有四類，今天的人民有了六類。古代負有教育人民的任務的，只佔四類中的一類，今天卻有三類。務農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糧食；務工的一家，要供應六家的器用；經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務的有六家。又怎麼能使人民不因窮困而去偷盜呢？
古時候，人民的災害很多。有聖人出來，才教給人民以相生相養的生活方法，做他們的君王或老師。驅走那些蛇蟲禽獸，把人們安頓在中原。天冷就教他們做衣裳，餓了就教他們種莊稼。棲息在樹木上容易掉下來，住在洞穴裡容易生病，於是就教導他們建造房屋。又教導他們做工匠，供應人民的生活用具；教導他們經營商業，調劑貨物有無；發明醫藥，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恩愛感情；制定禮節，以分別尊卑秩序；製作音樂，以宣洩人們心中的鬱悶；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懶散的人；制定刑罰，以剷除那些強暴之徒。因為有人弄虛作假，於是又製作符節、印璽、鬥斛、秤尺，作為憑信。因為有爭奪搶劫的事，於是設置了城池、盔甲、兵器來守衛家國。總之，災害來了就設法防備；禍患將要發生，就及早預防。如今道家卻說：“如果聖人不死，大盜就不會停止。只要砸爛鬥斛、折斷秤尺，人民就不會爭奪了。”唉！這都是沒有經過思考的話罷了。如果古代沒有聖人，人類早就滅亡了。為什麼呢？因為人們沒有羽毛鱗甲以適應嚴寒酷暑，也沒有強硬的爪牙來奪取食物。
因此說，君王，是發佈命令的；臣子，是執行君王的命令並且實施到百姓身上的；百姓，是生產糧食、絲麻，製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奉在上統治的人的。君王不發佈命令，就喪失了作為君王的權力；臣子不執行君王的命令並且實施到百姓身上，就失去了作為臣子的職責；百姓不生產糧食、絲麻、製作器物、交流商品來供應在上統治的人，就應該受到懲罰。如今佛家卻說，一定要拋棄你們的君臣關係，消除你們的父子關係，禁止你們相生相養的辦法，以便追求那些所謂清淨寂滅的境界。唉呀！他們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後，沒有被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貶斥。他們又不幸而沒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沒有受到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導。
五帝與三王，他們的名號雖然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這些事情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同樣是人類的智慧。如今道家卻說：“為什麼不實行遠古的無為而治呢？”這就好象怪人們在冬天穿皮衣：“為什麼你不穿簡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們餓了要吃飯：“為什麼不光喝水，豈不簡單得多！”《禮記》說：“在古代，想要發揚他的光輝道德於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他的國家，一定要先整頓好他的家庭；要整頓好他的家庭，必須先進行自身的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須先使自己具有誠意。”可見古人所謂正心和誠意，都是為了要有所作為。如今那些修心養性的人，卻想拋開天下國家，滅絕天性，做兒子的不把他的父親當作父親，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當作君上，做百姓的不做他們該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對於採用夷狄禮俗的諸侯，就把他們列入夷狄；對於採用中原禮俗的諸侯，就承認他們是中國人。《論語》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國的沒有君主。”《詩經》說：“夷狄應當攻擊，荊舒應當懲罰。”如今，卻尊崇夷禮之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那麼我們不是全都要淪為夷狄了？
我所謂先王的政教，是什麼呢？就是博愛即稱之為仁，合乎仁的行為即稱為義。從仁義再向前進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叫做德。講仁義道德的書有《詩經》、《尚書》、《易經》和《春秋》。體現仁義道德的法式就是禮儀、音樂、刑法、政令。它們教育的人民是士、農、工、商，它們的倫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它們的衣服是麻布絲綢，它們的居處是房屋，它們的食物是糧食、瓜果、蔬菜、魚肉。它們作為理論是很容易明白的，它們作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就能和順吉祥；用它們來對待別人，就能做到博愛公正；用它們來修養內心，就能平和而寧靜；用它們來治理天下國家，就沒有不適當的地方。因此，人活著就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死了就是結束了自然的常態。祭天則天神降臨，祭祖則祖先的靈魂來享用。有人問：“你這個道，是什麼道呀？”我說：“這是我所說的道，不是剛才所說的道家和佛家的道。這個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後，沒有繼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揚雄，從中選取過一些但選得不精，論述過一些但並不全面。從周公以上，繼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夠實行；從周公以下，繼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流傳。那麼，怎麼辦才能使儒道獲得實行呢？我以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傳；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須把和尚、道士還俗為民，燒掉佛經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平民的住宅。發揚先王之道作為治理天下的標準，使鰥寡孤獨、殘疾以及長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這樣做大約也就可以了！
韓愈，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卒於唐長慶四年（公元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貞元八年（公元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後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
長慶四年（公元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
北宋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
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
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公元766年－公元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
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於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
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
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
例如《雜說》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
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
例如墓誌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
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後代有較大的影響。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於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
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衝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後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鬱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徵。
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於貞元中後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
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衝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盪、驚怖、幽險、凶怪的詞語，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塗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後止。
《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
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於這類作品，而在於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於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後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
韓愈三進國子監任博士一職，又任國子監祭酒，招收弟子，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後世和提攜人才的文章。韓愈力改恥為人師之風，廣招後學。
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韓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韓愈。他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闢佛、老，致力於復興儒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復興儒學的重要手段。
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韓愈的主要傾向是“反對藩鎮割據，而歌頌平叛的勝利；讚揚主戰派，而批評主和派”，認為“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堅定立場，不應因為碑文少寫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貶低”，而且他“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還不僅表現在平定淮西的一時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裡都貫穿著這個思想。”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五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三卷《順宗實錄》基礎上改寫而成，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原道》作品介紹
《原道》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一篇古文，是韓文復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
隋唐時佛教盛行，儒學在思想學術界影響日漸衰微。韓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時，又作此文，以維護儒學的基本觀念，掃除佛教的思想影響。
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此為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
韓愈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於混亂的歷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歷史的發展為證，表彰了聖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歷史合理性，並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為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於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產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系。關於韓愈的“道統”說，《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適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基於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並集於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隱隱地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韓愈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著對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的深憂，因為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只是由於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用心。
閱讀更多 落日蒼茫風才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