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義剛說
移 民 之 城
一座城市，如果絕大多數人口都是移民的後裔，這對城市經濟發展、社會文化乃至方言土語、飲食習慣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一個地區，如果無數《家譜》、《族譜》都記載他們的祖籍同在一座古城門下，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文化現象？
鹽城，這座黃海之濱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在經歷了滄海桑田的歷史變遷和無數次天災戰亂後，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歷史文化之謎，等待我們去探索、研究和發現。
記得十三歲那年，我第一次參加家族祭祖，看到《朱氏家譜》上“祖籍蘇州閶門”幾個字，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600年前“洪武趕散”時從蘇州閶門移民到鹽城來的，從那時起我就對蘇州閶門產生了無限的嚮往。後來長大工作以後，和同事、朋友一起閒談交流，發現絕大多數人都說自己的祖先來自蘇州閶門，這更加激發了我的好奇心和尋根認祖情結。
於是這一年的秋天，我獨自一人專程到蘇州閶門實地考察，發現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門，始建於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為吳王闔閭營建蘇州城所闢的八門之一。“閶”是通天氣之意，表示吳國將得到天神保佑，日臻強盛；又因吳欲滅楚，該門方位朝對楚國，故亦名破楚門。
閶門與蘇州其他幾座古城門並無太大的區別，不過出了城門向西通往虎丘的七里山塘街，卻依然是古色古香、店鋪林立、熱鬧繁華，恰如清人孫嘉淦在《南遊記》裡所描繪的:“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
我在閶門外轉了幾圈，發現閶門一帶之所以歷朝歷代都是蘇州最繁華的街區，主要得益於上塘河(京杭大運河古河道)、山塘河(通往虎丘)、外城河、內城河分別從五個方向匯聚於此，水陸交通極為便利，是蘇南通往蘇北的最重要的碼頭。
這就不難理解600年前“洪武趕散”時，蘇州乃至附近松江、杭州、嘉興諸府的移民，都被集中到蘇州閶門，朝廷在閶門一帶設置專門辦理移民事務的衙署，移民們由閶門離開蘇州、離開江南，閶門成為先輩們告別家鄉的最後一站，成為綿綿鄉愁的寄託。
後來由於年代久遠和朝代變更，後裔們無法考證祖先到底住在蘇州或江南何處，於是經過一代代人的口口相傳，都自稱“祖居閶門”。
朱元璋的“洪武趕散”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經濟上的考慮。“趕散”一詞本身就帶有強制、驅散的意思，是明朝政府為了削弱張士誠在蘇州的影響，對懷念、同情張士誠的蘇州市民的一種報復行為。
同時，將江南人口密集地區的百姓移民到江北，也是經濟發展和鞏固政權的需要。但是，從富庶的江南移民到貧窮的江北，祖先們離別故土時的辛酸和異鄉生活的艱難是我們現在人無法想象的。
在2012年建成的蘇州閶門尋根紀念館裡，一幅彩繪巨畫再現了當年移民們離開蘇州的悲慘情景：古閶門前，一個個騎馬官兵揮起長長的鞭子，恣意抽打一群雙手被綁、長繩牽連的蘇州居民；一艘艘大木船載著捆綁結實、蹲坐船艙的百姓，船頭立著凶神惡煞般的官兵，船隊迎著運河的巨浪向北徙行……
據移民史專家介紹，鹽城因灘塗廣闊，地廣人稀，是“洪武趕散”的主要目的地。
當時運送移民的官船沿串場河一路北下，看到灘塗上有高一些的土墩，官兵們就將幾戶移民推上岸去，插草為標，安營紮寨，墾荒煮鹽，繁衍後代，於是便有了現在的劉莊、張莊、北朱、施家莊、李家舍、孫家墩等地名。
據史料記載，洪武年間有兩次大規模的移民，其中一次遷4000戶到鹽城，一次遷一萬戶到鹽城；洪武初年鹽城只有2.1萬人口，6年後就劇增到6萬人，到明嘉靖年間已達14萬人，由此可見明朝時鹽城已經是一座移民之城。
這些背井離鄉的江南人在先輩修建的海堤旁，從事著古老的鹽業生產和墾荒種植，生活過得極為艱辛，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兄弟合穿一條褲。
史料記載，明初有4萬多江南百姓被遷徙到兩淮鹽區從事鹽業生產，這些鹽民們處於社會最底層，官府用特殊的戶籍制度管理鹽民，這種特殊的戶籍不能改變，鹽民們只能世世代代積薪、曬灰、淋滷、煎鹽，以致蓬頭垢面、胼手胝足。
白頭灶戶低草房，
六月煎鹽烈火傍。
走出門前炎日裡，
偷閒一刻是乘涼。
明末清初安豐鹽民詩人吳嘉紀的這首七絕詩，正是當時鹽民艱苦勞作的真實寫照。經濟上的極度貧困、語言上的交流困難，使江南移民及其後裔們更加懷念遠處的家鄉，以至於好多人都將睡覺叫作“上蘇州”或“上虎丘”，希望在夢中實現重回故土的願望。
有的則將從江南帶來的樹苗、種子在新家門前種植下來，如今倖存的都已經長成參天大樹，如亭湖青墩有一株600多年樹齡的皂角樹，射陽特庸有一株20多米高的古銀杏，都是當年“洪武趕散”的歷史見證。
而便倉的枯枝牡丹，雖在“洪武趕散”前就由主人卞濟之從老家蘇州楓橋帶到便倉，但直到其嫡孫卞元亨從蘇州解甲歸隱，特別是“洪武趕散”後，奇花才名噪鄉里、聞名四方。從此每到穀雨時節，無數江南移民及其後裔都結伴前往便倉看花，睹物思情，懷念故里，“穀雨去便倉看花”幾百年來已成為鹽城的一大民俗。
除了“洪武趕散”外，鹽城歷史上還有七次大規模的移民。
第一次在漢朝初年，以閩越人為主的移民來鹽城周邊沿海，設立鹽場，煮海為鹽，以鹽聚利，以利結黨，直至漢武帝時期。
第二次是在晉代，山東兗州等地大族，率眾南遷來鹽城墾荒。
第三次是在唐代，高麗人（朝鮮族）數千戶遷入鹽城。
第四次是在清代，一些回民為避戰亂，遷入東臺等地，並建有清真寺。
第五次是在民國初年，張謇發起“廢灶興墾”，30多萬啟東、海門人，北遷東臺、大豐、射陽等地，開辦63家墾殖公司，墾荒植棉。
第六次是10多萬來自上海、蘇州、無錫等地的插隊知青、下放幹部、下放戶在鹽城境內安家落戶，後有一部分知青落實政策回城，還有一部分知青留在鹽城併成家立業。
第七次是在十多年前，鹽城沿海接受了7000多名三峽移民，他們已在黃海之濱安居樂業，他們帶來了長江上游的巴渝文化，使鹽城的移民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相比而言，鹽城的八次移民以“洪武趕散”和“廢灶興墾”兩次規模最大，對鹽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最深。大批移民的湧入，改變了鹽城傳統的經濟結構、價值觀念和鄉風民俗，使鹽城逐漸成為一個海納百川、包容並蓄的城市。
同時，艱難的生活環境也鑄就了鹽城人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性格特徵，無論是民國初年在一片荒涼的鹽鹼地上廢灶興墾、種植棉糧，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與新四軍一起浴血奮戰、共度難關，抑或改革開放後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汽車產業，都是這種精神的生動體現。
如今海鹽文化和紅色文化的基因已經在年輕一代人身上得到了傳承，相信再過幾年或者幾十年後，鹽城這座移民之城還會創造出更多令世人驚歎的奇蹟！
欄目主編：陳勁松
文/朱義剛 江蘇鹽城人，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鹽城市亭湖區作家協會主席，民進鹽城市亭湖區主委，現供職於亭湖經濟開發區。已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小說、散文、詩歌作品60多萬字，出版專著《自由撰稿人ABC》一書。近年來涉足歌詞創作，代表作品有《思念戰友》《範堤煙雨》《幸福水》《蘆花飛》《父親》等，《幸福水》獲鹽城市宣傳“五個一”戰略工程文藝作品金獎和鹽城市政府文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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