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遜漂流記》是英國作家笛福的名作，不過多數國人並不知曉的是，笛福其實還有一本《魯濱遜漂流續記》，只是這部作品對中國十分不友好，因而也並不出名。
在《魯濱遜漂流續記》中，笛福設定的主人公魯濱遜來到中國，其中幾乎用盡了各種汙損貶低之言，在其眼中，中國就是一個崇拜怪誕偶像的異教徒國家：
“那裡的百姓懷著強烈的錯覺，崇拜魔鬼，匍伏在怪物、風土水火、形象可怖的動物或怪獸的圖像或雕像面前。我們經過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寶塔、偶像、寺廟，而無知的人們甚至在崇拜他們親手製造出來的東西。”
在之後出版的《魯濱孫沉思錄》中，笛福繼續攻擊中國的儒學和宗教，說儒學不過是把政治、道德和迷信糾纏在一起的胡言亂語，還不如印第安人的異教信仰來得完整實。
此外，笛福還藉著魯濱遜的口大肆攻擊中國的偶像崇拜：
“被人們譽為有識見、天賦偉大的中國人，其實深陷偶像崇拜的汙泥中無法自拔。他們頂禮膜拜的偶像猙獰可怕，形態怪誕，其唯一作用是將一大堆烏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惡的觀念裝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腦子裡。”
類似的攻擊在《魯濱遜漂流續記》與《魯濱孫沉思錄》中比比皆是，其情緒之激烈、思路之離奇，幾近於癲狂與謾罵。
與此同時，笛福卻又在小說中一再強調基督徒的文明善良：“信奉基督教的國民，待我們只會好，不會差；只會有好處，不會加害我們的。”（是嗎？）
為此，當魯濱孫路過臺灣島時，其認為當地居民的文明和善、謙恭善良都是荷蘭新教傳教士帶來的影響。
當然，笛福對中國的仇視與黑化也並不是沒有原因。
17世紀中期，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進入歐洲後風靡一時，受到上流社會的極大歡迎，而中國的儒家學說、園林藝術也在歐洲颳起了“中國旋風”。
如當時英國的坦普爾爵士、自然神論者柯林斯、廷德爾，還有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人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推崇中國的儒家學說、開明君主和文官考試製度等。
當然，凡事有起必有落，有興起就有反彈。在這一片揄揚聲中，歐洲也不乏詆譭中國的聲音。如威廉·尼克爾斯在《有神論者的對話》中攻擊中國的宗教和道德，喬治·安遜在《環球航行記》中稱中國的文字笨拙、人民麻木不仁等等，笛福只是其中的一個。
某種程度上說，笛福對中國的仇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其嚴苛的清教信仰、二是重商主義思想，三是民族主義情緒。
笛福1660年生於倫敦的一個屠夫家庭，其家族都是清教徒，而當時歐洲傳播中國知識主要是耶穌會士，後者隸屬於天主教體系，正是清教徒的抨擊對象。
在《魔鬼的政治史》中，笛福甚至把那些頌揚中國的耶穌會士看成魔鬼的團伙，並不無嘲諷地說：
“勤懇刻苦的耶穌會教士們似乎比‘中國的魔鬼’智高一籌，所以他們狡猾地同當地的那些儒士妥協，使耶穌基督與孔夫子協調一致，讓人覺著中國人與羅馬的偶像崇拜似乎能夠結合在一起並行不悖，中國人和羅馬人最終將成為很好的夥伴。”
此外，笛福本人是對外貿易與重商主義的鼓吹者，而重商主義強調財富在於金銀的積累，一個國家要變得富強，就應儘量使出口大於進口。
在其生活的時代，由於“中國風”的影響，英國每年都要進口大量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商品，而英國商品在中國市場極其有限。由此，英國金銀大量外流。
對此，笛福顯然十分不滿，其認為英國進口的那些毫無必要，只是白白浪費白銀，而中國的絲綢與棉花只會危及英國賴以發展繁榮的羊毛產業。
出於這個原因，笛福藉著魯濱孫之口對中國瓷器大肆醜化，說中國瓷器的精美只是因為原材料好，而並非工藝有多出眾。
此外，笛福不無酸意地說：“瓷器只是中國的異能之一，讓他們超群出眾好了”，“但我相信，他們誇口的本事也超群出眾”。
除了宗教和貿易因素，笛福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是其有意貶低中國的助力之一。按英國大主教阿爾曼的說法，“上帝是一個英國人!”
既然英國人成為上帝的選民，那麼其他民族都不足為道了。
如在《魯濱孫漂流續記》中，笛福批評法國人理性不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堅強不夠，唯獨英國人“遇到困難時比他碰到的任何人都鎮定自若”。
如此，在笛福眼裡，遙遠的中國更是等而下之，由此全方位貶斥中國而處處抬高英國的寫法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以上關於中國當時情況的插圖均為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所繪，和笛福的描述很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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