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7月7日，假髮帶著伊麗莎白，不對，是木戶孝允帶著新政府的建議拜訪了曾經的長州藩藩主，如今的長州藩知事毛利元德。
7月8日，兩人再次碰面後，木戶孝允就著喜悅的心情寫下了：知事公的進步一語。
木戶孝允
7月14日，以薩摩藩知事島津忠義、長州藩知事毛利元德為代表的56藩原藩主齊聚東京，顯然，組團抱腿這種事情不是隻有在今天才有。
然而幕末強大無比，下能夠單擼德川幕府，上夠膽炮轟英美的薩長聯盟，這回卻不好使了，當巖倉具視宣讀完廢藩置縣的詔書以後，留給這些藩知事們的就只是東京紙（軟）醉（禁）金（監）迷（視）的生活了。
日本古地名
似乎一夜之間幕末以來的真正統一的近代國家就這樣誕生了，對於新政府的快刀斬亂麻，連英國的駐日公使都感到驚訝，表示這種不流血的集權即使在歐洲也是難得一見。
那又是什麼導致了這一狀況的誕生？是傳說了幾百年的晴明結了印還是虛弱了一千多年的天皇爆了種？
答案其實一早就寫在了歷史裡。
討論廢藩置縣，我們就得像剝春雷後的筍，由外至內，一層層的來。
當下是KOL的時代，無論是鮮肉還是戲骨，無論是網紅還是博主，一條微博，一段vlog，都能影響大量人群，而當時的日本以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為基礎形成了土肥薩長這個頭部大號，並且這個大號的話語權又被薩、長所左右，薩摩和長州的態度決定了其他家主們的行為。畢竟當OK要單打時，霍利、費舍爾們也只能去弱側等待機會。
但是作為倒幕主力軍的薩長，為什麼會對當時一窮二白身背窮神命的明治政府俯首帖耳呢？
讓我們一起將時間撥回到兩年前，在薩長藩士的強勢協調下，土肥薩長開始奉還版籍，所謂版就是土地，所謂籍就是人民，奉還版籍意味著新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目標初步達成，有了意見領袖的帶頭示範，其他早就見識了薩長西式部隊厲害的小藩自然也不敢搞特殊。
當然這些都是外在的表象，首先自佩裡的黑船叩開國門之後，王政復古的思潮越來越濃，參與了倒幕的大名希望通過奉還版籍繼續參與到尊王攘夷的國家使命中。而自幕末以來日益惡化的各藩財政使得財富從武士向大商人轉移，部分小藩的大名甚至早已入不敷出，面對中央政府就奉還版籍所給的經濟保證無疑是久旱逢雨，自然是主動湊上去生怕錯過一滴水了。
甚至兩年以後，以盛岡藩為首的十三個藩因為財政危機早於明治政府的詔令主動要求廢藩置縣，熊本藩更是窮到了連城樓的維護都不想繼續了，一個諸侯窮到連家都不要的時候，如果中央政府告訴他只要你放棄那些一年產的稻甚至不夠你給手下發工資的土地，就能作為華族獲得爵位和財富的保證，效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成為累贅的城樓
而小藩的主動也使得強藩堅持藩制的動作陷入了被動，畢竟有時候決定比賽不只是超巨們的實力，也可能是霍利、費舍爾們的三分。
其實薩長的實力也不等同於薩長藩主的實力，當高杉晉作彈著三味線帶著他的游擊隊和力士隊襲擊下關宣告起兵以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拼殺，終於成功迴歸長州藩的權力圈。這標誌著以高杉晉作、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為代表的強力藩士掌握了長州藩政的主導權。同樣的薩摩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土佐的板垣退助，肥前的大隈重信也都是各自藩政中的強力影響者。
藩士在藩政中的強勢就近來說，是因為幕末以來，這些年輕藩士率先接觸西方科技思想，自然成為了尊王攘夷的核心力量。
深挖來看，自鎌倉幕府以來將軍為了控制各地御家人而要求其定時就帶上家眷前往將軍居城居住的參勤交代制度使得家臣長期代替當主打理地方事務，在室町時代作為家臣經常能夠壓過作為家主的守護，而到了江戶幕府末期，強勢的家臣能夠壓制大名都有一部分原因來自這個武家傳統。
當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後巨大的權力真空迅速被填補，薩長土肥的藩士牢牢佔據了明治新政府中的關鍵位置，形成了著名的藩閥政治。作為新的國家權力者，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們需要思考的不再是如何改革藩政，而是要站在國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他們既拋開了藩士的外表，卻又保留了藩士的基因，說他們拋開了藩士的身份是因為他們不再以藩主的利益馬首是瞻，說他們保留了藩士的基因，是因為日本的政治其實就是由薩長土肥的倒幕領袖們所主導的藩閥政治。藩閥政治後來也經過山縣有朋之手過渡成了軍閥政治。
大久保利通
近代三位親政的日本天皇，明治被周圍傑出的領袖所左右，大正被自己的健康所影響，也只有昭和對日本的軍事侵略、政治走向施加了巨大影響。明治初期的藩閥政治有如何強大，可以從李鴻章的老對手伊藤博文的一句話來窺探：“天皇如同他的玉器，可以用來控制權力權力。”而毫無約束的藩閥政治也在快速的擴張過程轉變成為了軍閥政治。
渴望改變國家，藩政的實際掌控者，當兩個人設夾雜在一起之匯聚在明治維新領袖的身上後薩長土肥的強大也只會加速廢藩置縣的進程，畢竟下克上的基因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寫進了日本政治之中。
而藩主對於藩政的影響在奉還版籍之後持續弱化，1870年，明治政府頒佈“藩制”，命令諸藩將收入的十分之一作為藩知事的收入，十分之一作為軍費，剩下的作為其他開支用度，並每年向中央提供收支明細，通過這種財政引導，中央政府徹底介入了各藩的內政。
當然政權也是靠槍桿子的，本來要實行近代義務徵兵就需要消滅地方割據，但是明治政府手中無兵的現狀又使得廢藩停留在奉還版籍的基礎上，沒兵就不能徹底革除藩制，不徹底革除藩制就難以形成近代軍隊，為了解決這個死循環，明治政府決定退而求其次，通過西鄉隆盛徵召薩摩、長州、土佐的藩兵重新編制訓練，打造屬於政府的官軍御親兵，這支萬人的西式裝備軍隊，即打壓了可能對新政權造成威脅的強藩中的舊勢力，還能對其他各藩起到警示彈壓的作用。
尊王思想的長期引導，絕對優勢的武力壓制，下克上的歷史基因，奪取政權後的國家視角，強藩的帶頭示範，奉還版籍後中央政府對藩政的干預，巨大的經濟和地位利益誘惑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導演了一場不流血的變革。
然而到這裡我們還沒有剝到最裡面的東西，從廢藩置縣的討論出發可以發現日本國家性格中的一些共性。
這裡引用菊與刀的一段描述：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但又非常溫順；頑固不化卻又狡黠善變；忠貞不二卻又容易叛變；勇敢卻又怯懦；保守卻又渴望新潮。
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人最講究忠義，然而奉還版籍時，諸強藩本無意執行， 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大隈重信竟然乾脆利落的拋棄了本應效忠的藩主，強行推動了藩制的改革，這個時候的日本人效忠對象從主公到國家的變化，無疑是忠誠和叛變的結合。
而日本近代陸軍的誕生也寫滿了勇敢卻又怯懦，保守而又新潮的特點，西式的裝備和訓練在當時無疑是新潮的表現，然而御親兵的最初來源卻是諸藩的藩兵，好比讓你在印度吃中餐還是能聞到一股咖喱味。
日本人更是一種明顯的社群趨向，他們的行為方式有整體性，習慣於大面積拋棄原有的習慣，更習慣於向先進者的全面靠攏。
白村江之戰後，日本意識到了與唐朝的具體差距，從聖德太子開始盛唐風度依樣畫葫蘆的在島國展開，而到了明治維新，日本人迅速拋棄了綿延六百多年的武家法度，甩掉了多年的老師——中國，走上了全盤西化託亞入歐的道路。本質上隋唐時遣唐使們坐著木船去長安打秋風與明治時巖倉具視們搭著汽船到歐洲偷師並沒什麼不同。廢刀，斷髮，從頭開始的變化到底是從頭髮開始的還是從思想開始的，想必不難得出結論。
遣唐使路線
所以當島津久光收到東京送來的廢藩置縣報告，一臉驚愕的同時也會安慰自己這是遲早的事。一如其他諸藩，這位幕末的風雲人物也將廢藩置縣當做日本改變國運的墊腳石。正是對國家命運的集體認同，分散在各地的大名、武士才能默然結束自己的時代。
最後的武士是西鄉隆盛嗎？
不，最後的武士是收起來的刀，是凋零的菊，是與主流背道而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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