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辛亥革命後的煩惱與人民立場的轉向
——五四運動百年祭
編者按：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是偉大的反帝反封運動。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失敗了，中國知識界的不少知識分子陷入煩惱之中。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登上歷史的舞臺，顯示出強大的組織力戰鬥力，讓苦苦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中國知識界感受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走出煩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實現了人民立場的轉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五四運動中的人民立場的轉向，給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相當深刻的思想印記，成為人們理解黨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革命多個歷史階段中的方針政策的線索，成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把鑰匙。中國共產黨人是五四精神的最優秀的繼承者。五四時期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人民立場的轉向，一直影響到當代中國的政策導向和政治話語。
今年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百年祭。百年前發生的這場席捲全國的偉大的愛國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百年來，一切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五四時期發生關係。從那時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深入人心，中國人民在精神上佔據了主動，改變了中國人的語言和思維習慣，改變了一個東方大國裡億萬人的生存狀態。五四運動前後，思想界有不少知識分子發生了人民立場的轉向，突破了辛亥革命後的煩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本文著重探討的是五四時期的思想界如何超越辛亥革命後的煩惱，實現了人民立場轉向，鍛造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
一 辛亥革命後的煩惱
偉大的辛亥革命是具有民族歷史意義的大事變，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歷來被視為至高無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拉下馬，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現代化道路清除了一大障礙物，但辛亥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具有不徹底性，註定難以徹底改變中國腐朽破敗的面貌，註定難以解決中國積貧積弱的問題。這次革命沒有達到人民期許的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目標，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列強支配中國的地位，農村沒有發生革命，廣大農民沒有介入革命，封建思想的統治依然如故。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此話是對志同道合者的勉勵，誰能說此話裡沒有包含著辛亥革命失敗後的酸楚、苦悶和煩惱？中國知識界中的先進分子們在初獲辛亥勝利的有限的欣喜後，又陷入辛亥革命失敗後的無出路的苦悶與煩憂之中。
毛澤東生動地描寫了辛亥革命後人們由希望到失望的心路歷程：中國人民的“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的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1]辛亥革命高潮過去了，塗在辛亥革命之上的“新漆剝落已盡”，革命前的“舊相”顯現。參加同盟會的林伯渠在辛亥革命後是煩惱的。他回憶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新的轉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麼遙遠，於是慢慢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此路不通”[2]同盟會元老、辛亥革命功臣蔡濟民先生寫有《書憤》詩詞，其中說：“風雲變幻感滄桑，拒虎誰知又進狼。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來假共和。”表達了對辛亥革命失敗的悲哀苦悶心情和對竊國大盜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的控訴。
此時期的魯迅是煩惱的。他描寫自己“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而陷入“無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不得不在中國思想界執戟獨彷徨。魯迅曾以凝重的筆調敘述自己在這一歷史階段的悲涼、苦楚的心理狀態：滿懷希望地迎接辛亥革命的勝利，眼見革命後的諸多事變，過去的希望、歡欣變成現實中的失望、苦悶。他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3] 1925 年又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4]。他以文學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思想高度，全面總結和反思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他通過小說《藥》中食用革命烈士人血饅頭的場景，用《阿Q正傳》裡主人公悲劇的一生，刻畫了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群體的不覺悟，哀其不爭。具有先進思想的魯迅心生悲“哀”，其“哀”源於魯迅寄改造社會希望的阿Q、華老栓等民眾，在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極端政治、極端文化統治之下，已缺失了抗“爭”反動統治改變自己悲慘命運的能力，不得不接受著無情的壓迫。魯迅心繫苦難的精神麻木的民眾，這些民眾，包括《故鄉》裡的木偶般呆滯有苦說不出的老年閏土，包括了《祝福》裡的飽受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壓迫欺辱倒懸於苦難中的祥林嫂。當然，此時的魯迅，懷疑的眼光是有的，頹唐情緒也是有的，但不致於絕望。此時複雜的心情，魯迅用“絕望之與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作了描述。他在寂寞中依然對熱情者表示同感，暴露舊社會的病根，“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5]
此類煩惱，不為上個世紀初的中國知識界所獨有。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法國和英國的著名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儘管曾經像狂熱的宗教徒那樣熱情洋溢地宣傳自己的美好理想，激情四射，信心滿滿，但美好理想無法實現，不得不在煩惱、寂寥中度過晚年。他們的苦惱，來自於沒有找到改造世界的正確路徑。他們不是從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的角度，將改造社會的力量寄託於從事勞動實踐的無產階級，而是訴諸於理性正義和道德呼喊，訴諸於偶然出現的聖賢英雄。正如恩格斯所批評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6]空想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找到變革社會的客觀力量而煩惱，同樣地，辛亥革命後的一部分強烈改造社會的知識分子也是因為沒有找到改造社會的階級力量而煩惱著。這些煩惱者，品質高尚，嫉惡如仇，痛恨世間不公平，但他們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觀察社會現象，沒有尋得實現未來美好社會的科學途徑，沒有找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階級力量。他們勤于思考，在腦袋裡構想美妙的未來社會，他們將實現未來美好社會的希望寄託在良心發現的君王、富豪、英雄身上，而看不到推動歷史進步的主人是廣大的普通人民群眾。理想越美好，越難以實現，越是徒生煩惱。
在五四時期之前的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人民群眾從來沒有被放置於歷史舞臺的中心，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的巨大作用被淹沒於帝王將相的歷史偉業之中。在五四運動中，人民群眾變革世界的威力得到較為充分的展示，過去被人忽視的勞動人民的革命熱情，強烈震撼了苦悶中的中國知識界，促使知識分子重新打量、評估勞動者在社會變革中的地位，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正是因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這批知識分子，突破了辛亥革命後知識界思想苦悶的困境。五四運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的作用在於：一大批先進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後經過各種社會思潮的比較和現實實踐的選擇，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踐行馬克思主義，在民眾中積極地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農運動的結合，為不久以後成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階級基礎的中國共產黨，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並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展示出改天換地的作用。
二 感受人民力量與人民立場的轉向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九十多年曆史的擁有九千萬黨員的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大黨，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基礎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大都是具有崇高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英勇戰士。要成為共產主義者，就需要信奉並踐行馬克思主義，就要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正是在五四運動的疾風暴雨中，一部分五四運動的參加者驚恐於發動起來的人民群眾運動的浩大聲勢，害怕群眾，迴避群眾，這是五四運動的右翼，而另一部分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感受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感悟到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在歷史上作用論述的真理性，這是五四運動的左翼，他們中的不少人接受了唯物史觀，成為了共產主義戰士。
五四運動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但五四運動伊始，由於沒有工農的參加，僅侷限於知識分子參加，反帝反封運動的聲威受到一定影響。一直到6月3日、4日、5日，大批的學生走向街頭，抗議賣國政府，數百學生被捕。這場大拘捕，駭人聽聞，天怨人怒，激起全國各地各界的強烈憤慨，五四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一時間，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廣大人民群眾正義凜然地投身於愛國運動來，愛國鬥爭漸成燎原之勢，全國絕大部分省區、百餘個大中城市捲入到這場洪流之中，尤以產業工人聚居的上海爆發的六三運動規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上海商人也舉行了罷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積極響應，推動了鬥爭的發展。有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參加，運動的反帝反封的徹底性充分表現出來了。毛澤東說：初期的五四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7]由於廣大無私無畏的工人階級表現出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五四運動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愛國運動，強烈地表現出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性質。
單有知識分子參加，或者單有工農參加，都不會開闢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只有知識分子深入工農，與工農打成一片，才能創造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五四運動中，有一個重要的景象，那就是青年學生活躍在街頭巷尾，散發愛國傳單，發表愛國講演，演出活報劇，號召抵制日貨，激發了社會大眾的愛國熱情。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成立聯合會。25日，天津女校學生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鄧穎超擔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在兩會的領導下，熱血沸騰的男女學生分別組織講演隊，到公共場所作宣傳，沉痛訴說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揭露政府的賣國罪行，要求各界奮起救國，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影響。”[8]天津報紙報道學生演講時，“沿途聽者甚眾，內有一苦力，亦宣言誓死不買日貨。”[9]這充分表明，青年學生的街頭講演，啟發了工人，提高了政治覺悟，擺脫了狹隘的思想，自覺擔負起民族的責任，推動了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商人、工人相互影響，相互鼓舞，聯合行動，匯成不可阻擋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怒潮。據當時報載：“一聞商界罷市，各工人亦有罷工之議。”[10]“這幾天來的工人，因為見了學界商界的救國行動，自己想自己也是中國人，不應該沒有一種表示，這種思想原是我們所佩服欽仰的。”[11]日本人在滬企業裡的工人，也積極投身於罷市罷工浪潮中。
五四運動參加者的左翼，眼看到過去被置於歷史角落裡被人看不起的普通工人行動起來後的排山倒海的偉力，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確立了新的宇宙觀、人生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老一代革命家董必武在五四運動中受到了這種思想的洗禮。他一度秉持英雄史觀，曾經將變革社會的希望寄予高級軍事將領身上，熱心搞兵運工作，而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五四運動中，歷史觀發生根本性變化。他體會道：“中國以前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層的改造，而忽視民眾的組織。辛亥革命，雖然顛覆了清朝統治，而民眾的勢力太薄弱，民眾的組織太不完備，不不能夠擁護革命政府而剷除反革命勢力，所以不久便與反革命妥協而終於失敗了。”[12]在參加五四運動活動中，親眼見到工農群眾的力量，在加上十月革命的鼓舞，董必武領悟到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是少數英雄和聖賢，不是神仙皇帝，而是普通人民大眾，才是決定歷史和國民成敗的決定力量。他曾回憶道：“五四運動發生後，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納悶，於是同朋友們商議這些問題。”“從我自己的經驗出發，我斷定單在軍隊中做秘密工作是無用的，必須為人民運動打下基礎。我們總是做軍事將領的工作，而軍事將領通常都變節背叛，因為他們對革命無所理解。我們從來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斷定，革命必須有一個真正的群眾基礎”。[13]他認為，過去遠離民眾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應改為一種能夠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方法。”[14]中國要革命，就是要喚起民眾，接近群眾，組織民眾、依靠民眾。董必武義無反顧地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方法實現徹底的決裂，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奮然前行，自覺地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主義者。參加了共產黨成立大會，進一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
董必武的思想歷程，代表了他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成長經歷，生動地詮釋了五四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傳播歷史上的地位，確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和幹部條件。參加過同盟會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說：“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15]五四運動的左翼中的先進者，較早地意識到應該重視農民問題，李大釗先生在1919年提出：“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裡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16]此時的李大釗尚將農民當作“被開發”和“被解放”的對象，而到了大革命時期，李大釗已經認識到農民不再是被動的一方，而是蘊藏著巨大革命，能夠“形成一個偉大的勢力”[17]的階級。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蔡和森，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檢討了思想界的英雄史觀。在1921年他有了這樣的認識：
“來自一般中產階級學者或空想的社會改造家，好似他個人的頭腦支配世界，視社會改造或社會革命為幾個聖賢豪傑、偉人志士、思想家、學問家的掌上珠、圖案畫和繡花衣，任憑他們幾個人的主觀理想去預定，去製造，去點綴，去修飾，去和顏色配色，去裝腔作勢，去包攬把持，去遲早其時，去上下其手，指揮群眾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這真愚妄極了。我敢大聲喚破這種迷夢：社會革命與染有中產階級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產階級學說、教育、勢力燻壞的改革家全無干涉。任憑你們怎樣把你們的理想學說繡得好看，雕得好玩，總與無產階級的生死問題不能接近，不過在資本家的花園裡開得好看，在資本家的翰林院內供他御用罷了。一旦無產階級的生死問題迫來，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饑民要麵包，兵士要停戰，工人要工廠，農人要土地，亂七八糟爆發起來，任憑那些中產階級學者及自命為理想的改革家，任憑軍閥而結為神聖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18]
五四運動以前的毛澤東，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著作《理想國》裡描寫的“哲學王”治理國家一樣地期盼“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橫空出世，擔負起扭轉乾坤的歷史重任。而在五四運動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19]為此，他號召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他的這篇文章，改變了過去常用的詞彙“我”而大量使用了“我們”一詞，表明他已突破了個人奮鬥的“小我”，轉向內涵為人民群眾“我們”。此時的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不再看重個人的力量，而是寄託於民眾中，依靠千百萬民眾的大聯合，實現改造社會的理想。
有必要說明的是，此時的毛澤東提出的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並沒有達到徹底的唯物史觀的高度。他真誠地稱頌十月革命，但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而是要民眾“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不流血的‘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20]顯然，此時的毛澤東尚沒有徹底地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來。儘管如此，這不是表明五四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沒有深入青年知識分子的心，僅是說明，一個人思想上發生改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輕鬆實現的，已進了一步的思想還要繼續接受社會風暴的洗禮得到進一步的昇華。
三 從人民立場到以人民為中心
孫中山先生在遺囑裡說：“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五四運動告訴人們，要徹底地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五四運動中得到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五四運動中發生的知識分子向民眾立場的轉向，留給毛澤東等人的思想印記是相當深刻的，以至於在1939年5月1日發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的文章裡，毛澤東提出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工農，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根本力量和領導階級，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比辛亥革命時更有覺悟，能夠站在運動的前沿，能夠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他提出一個論斷：“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21]
五四運動以後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鬥爭中，除了一部分頑固的右翼青年外，廣大知識青年起到了先鋒隊的作用，但青年知識分子不是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工農大眾，是覺悟起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的廣大民眾。毛澤東在1939年5月4日紀念五四運動的講演中認為：“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22]再次重複了5月1日提出的判斷一個青年革命與否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23]
五四運動中的人民立場的轉向，五四運動中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給那一代共產黨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思想印記，以至於在五四運動後的中國革命經歷的若干個階段裡，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基本主張裡，體現了五四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的人民立場的轉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依靠群眾，動員群眾，相信群眾，成為人們理解黨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革命多個歷史階段中的方針政策的一把鑰匙，成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把鑰匙。
1921年7月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裡，提出“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24]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裡，提到組織工人，成立產業工會，“教育工人，使他們在實踐中去實現共產黨的思想。”[25]在1922年7月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明確地提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隊級之利益而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我們的活動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26]當黨內外出現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責難時，五四時期確立的人民大眾立場決定了毛澤東旗幟鮮明地站在農民運動一邊，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高度讚揚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27]的農民運動，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和黨內右傾主義者對農民運動的指責。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面對敵軍圍困萬千重，信心滿滿，瀟灑地“我自巋然不動”，其原因在於毛澤東有了保護自己消滅敵人的“銅牆鐵壁”，這個銅牆鐵壁不是鋼筋水泥修築的碉堡，但比鋼筋水泥修築的碉堡還要堅固千萬倍，因為這個銅牆鐵壁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人民群眾。
五四運動參加者的右翼，走向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道路上去，排斥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不少人進入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集團裡。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蔣介石集團的世界觀，決定了無法制訂出動員全民的抗戰路線。而繼承五四運動精神的中國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必然地邏輯地認為真正強大的抗戰力量屬於人民，必然提出全民抗戰的路線。毛澤東在1938年2月11日的延安反侵略大會上演說，將抗戰的“人民”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充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說“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團結，其力量是如何偉大，這種偉大的力量是無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漸削弱下去，最後把它打倒。”[28]還在《婦女們團結起來》演說裡講：“人民是有能力的，他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他們結成了團體，就是所向披靡、天下無敵的常勝軍。”[29]“五四”後，逐漸形成了黨領導的文學藝術隊伍。人民立場和群眾史觀，決定了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文學藝術觀。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文藝為工農兵和怎樣為工農兵的根本問題。這樣，就能夠理解毛澤東看了京劇《逼上梁山》後，專門寫信致謝該劇的編導，說他們做了很好的工作，還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30]毛澤東將一個普通劇目的演出事件上升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從一個普通的劇作裡看出中國文藝的大格局大方向。這是由五四時期奠基的人民立場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教育群眾、動員群眾，靠著人民群眾的支持，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大陸的完整統一，建立了新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五四精神結出的豐碩果實。
中國共產黨人是五四精神的最優秀的繼承者。五四時期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人民立場的轉向，一直影響到當代中國的政策導向和政治話語。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說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31]還說過：“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32]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時，必然面臨著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的政治感情和政治立場的問題。為此，黨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提出了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基本原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與人民形成了血肉聯繫、魚水關係，從群眾中獲取智慧，才有能力攻堅克難，取得勝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偉業，一刻也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加。五四運動近百年後的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裡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命題，這是一種政治宣誓，體現了共產黨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的政治感情和政治話語，秉持了五四時期的人民立場，頗具有五四精神的餘韻。
這個世界上什麼力量最強大？是人民的力量最強大。無論怎樣改革，改革無論深入到何種程度，作為改革領導者的共產黨幹部，都要毫無疑問地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建立並強化與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站穩群眾立場，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發展的思想和工作導向，在密切聯繫群眾中吸收群眾中蘊藏著的無窮智慧，增長做好群眾工作的政治才幹。群眾中有落後分子，但大部分群眾是通情達理的，要關心群眾，教育群眾，依靠群眾，用黨組織的溫暖化解矛盾，贏得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麼？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唯有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回應群眾訴求、真情順應群眾期盼，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進，從而破解發展中面臨的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33]要帶著階級感情做群眾工作，關鍵是在制定改革方案時，心中要有人民的疾苦，比如：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句堪稱名言的論斷，閃耀著治國理政的智慧光芒，生動地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當房價高到幾代人血汗錢被榨乾的程度時，當炒房投機倒賣一套房子所得比普通勞動群眾數年辛辛苦苦的勞動所得還要多的時候，當出現勤勞的不能致富而投機的發大財的時候，必須貫徹“只住不炒”的住房政策理念。“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對五四時期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們的人民立場轉向的最好繼承和最好紀念。
註釋：
[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頁。
[2]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載於延安《解放日報》1941年10月10日。
[3]《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頁。
[4]《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頁。
[5]《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頁。
[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頁。
[8]《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頁。
[9]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四運動在天津》編輯組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10]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1頁。
[11]楚傖：《工界救國要有個區別》，載《民國日報》1919年6月11日。
[12]《董必武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13]《董必武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頁。
[14]《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頁。
[15]《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頁。
[16]《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頁。
[17]《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頁。
[18]《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頁。
[19]《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頁。
[20]《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頁。
[2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
[2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頁。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頁。
[24]《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通典》第1卷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25]《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通典》第1卷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26]《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通典》第1卷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2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頁。
[2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頁。
[2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頁。
[3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頁。
[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頁。
[32]《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頁。
[33]《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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