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惠小幸運
堯舜禹所處的時代就是原始社會，所謂的部落首領其實就和動物世界差不多：在一個獅群裡，肯定是強壯的公獅做首領，公獅老了，會有年輕的或外來的公獅來挑戰它的權威，新獅子打敗了老獅子，自然就成了首領。
堯老了，由年輕有為的舜接替他，並且還奪了堯的兩個女兒當他的妃子。舜老了，由治水有功的禹接替，這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裡面肯定包含了腥風血雨，包含了比拳頭、亮肌肉的過程。舜當了首領，就有堯的兒子朱造反，大禹當了首領，他的兒子啟就繼承了他的位置，證明當時的禪讓根本是後人虛構的，就是個騙局。
原始社會因為距離我們過於遙遠，沒有文字資料記載，所以周公、孔子等人才美化虛構了遠古一個個完美的君主、一個完美的制度，用來作為自己推行自己思想的依據。
我們看看後世幾個有真實歷史記載的禪讓是什麼樣子，就可以猜出堯舜禹的禪讓的真相了。
一、王莽篡漢。
王莽是個外戚，但幼年喪父。他的姑姑王政君先後成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太太皇太后，他們一家子可以說在西漢末年都是橫著走的人物。王莽年輕時裝出一副善良、勤懇、孝順的樣子，博得了姑姑、叔父的好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巔峰。
王莽掌握了漢朝的權力後，又立了個小皇帝，自己攝政，又指使手下製造了一系列的祥瑞事件，然後就讓人假託皇帝之手寫了禪位詔書，當上了新朝的皇帝。
二、漢獻帝禪讓給曹丕。
曹丕派人逼著漢獻帝寫禪讓詔書，漢獻帝被逼無奈地寫了。曹丕本來美滋滋地接了詔書準備登基了，華歆等人卻教唆曹丕把詔書退回去，反覆了三次，曹丕才假裝謙讓不過，扭扭捏捏地當了皇帝。
當了皇帝的曹丕高興地說：“我到現在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麼一回事了！”曹丕的一句話可以說道盡了禪讓制虛偽的本質。
三、趙匡胤陳橋兵變。
宋太祖趙匡胤本來是周世宗柴榮的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御林軍，是柴榮最信任的人。但當柴榮英年早逝，8歲的小皇帝柴宗訓繼位後，手握重兵的趙匡胤和他的手下就動起了歪心思。
趙匡胤讓人假傳消息，說有契丹入侵，他自己率領大軍假裝出徵，走到陳橋驛，一幫子手下給他披上黃袍，他就當了皇帝。然後又率領軍隊回去，逼人家孤兒寡母禪讓。
從以上三個所謂的禪讓事例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真心實意的禪讓呀，都是被逼迫的呀。要不好好的皇帝、首領不幹，腦子鏽掉了，要讓給一個外人。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皇帝老了也不退位，非要幹到死不可，讓給自己的兒子都不願意，何況要讓給一個不相干的外人。
禪讓，你信嗎？反正我不信！朋友們，你怎麼看古代的禪讓，歡迎留言討論。
雪堂說史
在古籍《竹書紀年》中，存在一些很奇怪的現象，這本書的特點是，對於歷史事件，與傳統史書並無太大差異，但在歷史細節上，卻大相徑庭。
其中差異，包括了我們一直在說的禪讓制，堯禪讓給舜，舜禪讓給禹，讓我們感受到了古人的淳樸和高尚，但《竹書紀年》的橫空出世，打破了這種幻想。
在《竹書紀年》中記錄了截然不同的歷史細節，那時候，根本沒有禪讓，只有陰謀，那些賢君並非如此高尚。
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新發現，覺得非常興奮，以為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如果從人性本惡的角度來說，這些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但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真的一定就是所謂的歷史真相嗎？
從《竹書紀年》的出土來看，很多細節顯得有些古怪，經不起推敲。首先史料上記載這本書，是被盜墓人挖掘出來的，這個盜墓賊，叫做不準（音foubiao）。
而在晉書中，除了對這件事有了一些記錄，來證明世界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盜墓賊以外，居然沒有任何其他資料。
大家都知道，盜墓和考古有著本質的區別，盜墓，衝的是墓室裡面的財寶，所以，比較關注的一定是一些“明器”，必須要值錢，而對於一些土不垃圾的書簡，那些盜墓賊不可能有太多興趣。
而且，據史料記載，這些書簡是蝌蚪文寫成的，盜墓賊難道真有這麼大的學問，能夠讀懂？或者，能夠意識到這竹簡的重要性。難道盜墓賊真有這樣的覺悟嗎？
更奇怪的是，盜墓的多了去了，這次盜墓，居然驚動了中書令這樣的朝廷大員，不過是一個戰國諸侯的墓，當時可能沒有文物保護這麼一說，其他朝代的正史中，也極少因為盜墓而驚動朝廷的記錄，讓人感覺小題大做了。
盜墓而發現的《竹書紀年》，神奇的傳了下來，這種幾率，簡直小的可憐。偏偏這本書就傳了下來。
如果真的傳了下來，這本書的文字，並不是當時的文字，這樣一來，考證就會有很大難度，但事實上，這個竹書紀年的一些內容，在出土後，並沒有幾年，就已經被破譯。這樣的速度，的確令人驚奇。
我有理由相信，這本書，很可能是偽造的。
我們從當時的歷史情況看，西晉司馬炎廢了曹芳，當了皇帝，開始了自己的統治，這是一種謀權篡位，謀權篡位之後，對曹氏集團進行清理。
這引起了很多不滿。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橫空出現一本，證明謀權篡位合理性的“古籍”，而且在短時間內流傳出來，事情過於湊巧。
而且，這些“巧合”還存在在，記錄中與正史相差很大，甚至顛覆正史的記錄，很多都存在在一些改朝換代的細節中，都充滿了陰謀血腥，這是不是太巧合了。
這樣的血腥，即使在後世的史書裡，都會沿用孔子的春秋筆法，如何在竹書紀年裡，寫的如此明顯呢？
到了永嘉之亂過後，竹簡遺失，後世只能靠譯本進行研究整理，可見，這本奇怪的書，從出土一直到竹簡遺失，不過三十年而已，這樣一個曇花一現的古籍，本身就帶有古怪，再加上後世流傳的，都是在初釋本和考證本基礎上整理的，而竹簡，始終沒有再次出現過。
隨著考古的發現，尤其是甲骨文的研究，從出土的十幾萬片甲骨文中，也看到了許多甲骨文中記錄的歷史，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伊尹把太甲流放了之後，看到太甲變好，又把太甲迎接回來做了帝王，伊尹也成了當時的名相，甲骨文研究，和正史相互呼應。
竹書紀年裡寫的是伊尹謀權篡位，流放了太甲，七年後太甲回來，處死了伊尹。
種種經不起推敲的事情表明，這本書所記錄的事件，存在很多疑點，即使在周朝歷史，也多首選《春秋》、《左傳》、《戰國策》、《史記》作為參考，而不是《竹書紀年》。
小小嬴政
公元279年，在今河南汲縣出了一樁大案，戰國時期魏襄王的大墓被盜。土夫子名叫不準，他在進入墓室後由於裡面一片漆黑，就點燃散落在地上的竹簡來照明。事後不久，不準案發被抓。墓中的這些竹簡被整理出來後發現，它是一部戰國時期晉國史書，三家分晉後被魏國所得，這就是《古本竹書紀年》， 又稱《汲冢紀年》。
照理說呢，這部史書由於躲過了秦始皇焚書，以及秦末農民起義所造成的破壞，再加之年代久遠，可信度應該遠高於幾百年後的《史記》。非常可惜，這部彌足珍貴的史書在宋代以後就徹底遺失了。
到明萬曆年間，在著名藏書家範欽的藏書閣裡出來一本《竹書紀年》——這個就是《今本竹書紀年》，所謂的舜殺堯、禹殺舜、啟殺益等聳人聽聞的內容就是出自這裡。
由於記載的內容太過另類，所以有人就要忍不住和它較真了——清道光進士朱右曾，把自晉以來、明以前的諸古史典冊中，凡索引過《古本竹書紀年》的內容都收集了出來，發現並沒有任何關於舜殺堯、禹殺舜的記載。朱右曾於是將收集的這些內容編撰成了一本書，叫《汲冢紀年存真》。
▲這是“復活後”的《古本竹書紀年》，俗稱《存真》。
《古本竹書紀年》中還記載了一起聳人聽聞的事例——伊尹篡位，太甲殺之。伊尹是助商滅夏的大功臣。“尹”是他的官名（相當於現在的總理），類似於現在的“李處長”、“劉秘書”的叫法。《古本》說尹總理欺商湯的孫子太甲年幼，想取而代之，卻被太甲所殺。就跟《鹿鼎記》裡康熙爺殺鰲拜一個樣。可這些是真的嗎？
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證實，所有跟伊尹有關的內容都顯示伊尹是個大大的忠臣，後世商王對其評價極高，而所謂的篡位自立純屬子虛烏有。
現在有些人為了抓讀者眼球，故意斷章取義來迎合大眾的獵奇心裡。至於舜殺堯、禹殺舜可不可信，《古本》《今本》與甲骨文哪個更加真實，您說了算。
打開塵封的歷史
從人性的角度看，似乎竹書紀年更加真實一些，其實和平禪讓這件事，在戰國的時候，懷疑的很多，到了後面，懷疑的卻少了。為什麼，因為戰國是百家爭鳴，人人有看法。到了後面，是獨尊儒術，統一思想。
比如中國戰國時期有一個思想家，叫韓非子，他講到這個堯舜禹的禪讓時，就說到：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就是堯舜禹的禪讓，不是和平進行的，而是逼迫式的，是“舜逼堯，禹逼舜”
那舜是怎麼逼迫堯的呢？
《竹書紀年》裡面寫到：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就是講，堯的年紀大了，德行也衰退了。舜就把他關了起來。不但囚禁了堯，還阻止堯的丹朱去探望堯。
丹朱是堯的兒子，在世襲制度裡，他原本是要接過堯的首領位置。
可在司馬遷的《史記》，卻有相反的記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
堯是因為了解自己的兒子德行不足，不足以將天下交給他，所以才把部落首領的位子傳給了舜。
但在《竹書紀年》裡，卻是舜阻止他們相見，最終逼迫堯把部落首領的位子讓給自己。
而這場權利交接還引起了部落的大動盪。
中國有本《尚書》，裡面記載：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當舜上位後，立刻處理了四個人，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歡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趕到三危，將鯀殺死在羽山。
可以推測，這四個人是反對舜當部落領袖的。
比如這其中的鯀。
我們前面講了禹的父親鯀是第一任治水者，因為治水不利而被處死，但背後可能並沒有這麼簡單。因為這樣的懲罰太嚴苛了。中國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替鯀打抱不平，他在《天問》中寫道：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鯀不能勝任治水，大家為什麼要推舉他呢？都說不用擔心不用擔心，為什麼不讓他繼續試著做呢？鯀又有什麼樣的能力，能夠讓鴟龜或曳或銜，前來幫助他治水。鯀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功效，堯帝為什麼要對他用刑 ，把他禁閉在羽山，為什麼三年還不放他？
可見，屈原認為堯對鯀的處理是不公正的。那為什麼堯要如此嚴厲的處理鯀呢？
因為這後面，可能有一個驚天的秘密。
在中國另一本古書《呂氏春秋》時，就記載了這麼一段：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
這裡講， 堯準備把帝位讓給舜。鯀是諸侯，他跳出來表示反對，認為這樣不公平，應該讓自己當三公。鯀還想發動叛亂，用獸角把部落圍起來，還舉起了大旗，準備搞割據。舜的召喚他也不來，而是在野外遊蕩，準備弄點事情出來。
這樣，舜才把鯀流放到羽山然後殺了他。可見，鯀的被殺，不僅僅是治水失敗，而是反對舜的繼位。
對於父親的死，禹也不敢抱怨，反而成為了舜的部下，接過了治水的任務。
因為這時候的禹還沒有實力向舜發起挑戰。他只能聽命於舜，去完成治水。
治水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甚至有可能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但禹用超人的毅力去完成這項工作。他一路穿山越嶺，測定高山大川，摸索治水的方法。
史書中記載道：“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禹的心中充滿恐懼，他想起父親因為治水失敗而被處死的事，不禁勞身焦思，在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
我們敬佩大禹的治水精神，但是，我們也應該瞭解，大禹三過家門不入，不僅僅是忙於治水，不然，治水再忙，已經經過家門，進門看看妻子，看看兒子，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常常推崇那些舍家為國的英雄人物。但如果達到不合常理的情況，就值得我們思考了。
大禹不回家，不是因為沒空回家，而是不敢回家。可能舜的監視無處在，如果他在治水沒成功之前就回家，可能結局就跟父親一樣。
於是，大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治水當中。他節衣縮食、居室簡陋，所有的資財都投入到治水大業中。他在陸地上就乘車，碰到河流就乘船，來到泥沼就乘木橇，走山路就穿帶鐵齒的鞋。他走遍神州大地，開發九州土地，疏通許許多多的河流，整治一個又一個湖泊，測量一座又一座大山。他還安排部下益給百姓分發稻種，讓后稷救濟饑民。在各部落之間調度糧食，使大家都有飯吃。
經過十餘年的努力，禹終於消除了水患。連舜也賜給他黑色的玉器：玄圭。宣告大禹治水成功。
而通過治水，大禹已經逐漸掌握了權力。他按距離的遠近將天下劃分五個區域，稱為五服，每個區域對首領都有不同的義務。
這其實是舜的職權。大禹將舜的工作做了，那舜自然無事可作，離下崗的日子不久了。
此外，大禹還拉攏了一位重要的幫手:皋陶。
皋陶在部落聯盟裡擔任執法官，權力很大。
史書記載：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
大禹當上首領後，就舉薦皋陶做為自己的接班人。這可能是早早就達成的協議，你幫助我成為部落首領，我就選你做下一任接班人。
而做為回報，在大禹當上首領之前，皋陶就極力維護大禹的權威：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皋陶讓百姓都要聽從禹的命令，如果不聽從，就要處罰他，而這時，大禹還沒有成為部落聯盟的領袖。
終於，舜把禹推薦給了上天，讓他成為了部落的新首領，完成了禪讓。這其中的過程史書沒有詳細記載，很有可能大禹在接任之前，就已經掌握了天下，所以接班過程中，不像舜一樣受到很多部落的反對。
但舜依然難逃悲劇的結局。
《史記》中記載：（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在一百歲的時候，舜跑到南方巡狩，最終死在了非常偏遠的蒼梧之野，這個地方可能是現在的廣西梧州，這在當時已經是最偏遠的區域。他死後埋葬在江南九疑。也就是現在的湖南永州。
舜的兒子商均同樣也葬在這裡，說明這位原本有希望接任的人最終沒能回到黃河流域。另外，舜的兩位妻子死在了湘江邊。傳說中，他的兩位妻子去南方尋找舜，遍尋不獲，傷心流淚，淚水將青竹染出了斑痕，這種竹子就被稱為“湘妃竹”。
可見，舜的一家都死在外面。他們沒能回到自己的故鄉。這對於部落首領家族來說是極為反常的。
推測一下，他們這一家極有可能是被大禹流放了，沒有辦法回到故鄉。畢竟舜是殺害禹父親的人。
這就是堯舜禹禪讓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當然，我們講這些，並不是否認禪讓制。而是我們要理解禪讓制的本質是非血緣傳承，它的標準是教材裡說的選取賢德之人，但方式可能是和平，也可能是血腥的鬥爭。
為什麼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說法呢？ 這就是我們歷史裡的一個大秘密。這個秘密叫：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寫出來的樣子。在記錄過程中，寫歷史的人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選擇。
比如關於堯舜禹的禪讓，和平交接，選賢選德，這主要是一些儒家學派的人在講。
儒家是尊崇禮。
因為遵崇禮，所以都把事情往禮上說，往好的方面說。比如這個堯舜禹，就是他們特別推崇的一個時代，認為這個時代是人類的黃金時代，人人都講禮。首領的位置都是自己主動讓賢給後人。
而前面我們說的認為是“舜逼堯，禹逼舜”的韓非子，他是法家學派，他們認為，人是靠不住的，一定要用法來規範。就是首領也一樣。如果沒有法，他們是不可能交出權力的。所以他們認為，是“舜逼堯，禹逼舜”
哪一個版本是真的呢？腦洞只能說：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因為堯舜禹還真是傳說階段，還只有史書記載，沒有考古發現，我們無法證實那一種說法更正確。
這些內容是我在今日頭條《初中歷史超好玩》裡的一部分，這個專欄是專門圍繞初中歷史教材的一個伴讀文本，幫助初中生學好初中歷史，歡迎大家關注。
腦洞歷史觀
和平禪讓可能只是幻想。
權力的和平讓渡，在當時的時代是完不成的，禪讓制只是自嗨罷了。
即便禪讓制是真的，那也是被後人高估了，
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禪讓來，禪讓去，這位上坐的都是自家人。
堯是黃帝的玄孫，堯父乃帝嚳，號高辛氏。舜是黃帝的八世孫，舜的父親叫瞽叟，虞姓，因雙目失明故稱“瞽叟”。禹是黃帝的第七代玄孫，大禹，姒姓夏后氏。
不僅如此，
史載黃帝共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個姓，依次為：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
而少昊、顓頊、帝嚳、唐堯、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黃帝的子孫，這些後裔在黃帝到堯、舜、禹時期大都已經脫離黃帝母族，建立了大批的氏族方國或部落，有了獨立的姓和氏；後來，周武王（姬發）從陝西東出中原建立了周朝，分封諸侯或方國，其中姬姓國53個，這些姬姓國以國為氏，於是形成了中國的大多數姓氏，中國人遂自稱“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
禪讓制，應該是調解家族內部矛盾而產生的。
古時候人們提及聖賢的君主必稱“堯舜禹”，所謂的三代，三代之後再無賢主的說法。
《竹書紀年》對戰國的史料的記載，有很高的準確度，像錢穆等大家都用此來糾正《史記》、《戰國策》的一些錯誤。
但是到了“三代”的記載，卻與《史記》大相徑庭，《竹書紀年》的記載非常黑暗，把《史記》推崇的禪讓制批駁的一無是處，體無完膚，用殘酷的事實表達出來，沒有了含情脈脈，有的只是征伐，勾心鬥角。
《史記》中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聖君堯是黃帝之後的偉大君主，部落首領，堯年老的時候，召集部落聯盟議事，各部落首領推舉舜作為聯盟的共主，堯在經過了為其三年的考察後，認為他能當大任，便讓舜攝政，並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舜。舜的政績得到了部落首領的認同，堯便在祖宗牌位面前舉行禪讓儀式，把權力交給了舜。
舜年老的時候，學習堯，把權力交給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交給伯益，子啟殺了伯益開始了家天下。
這是《史記》中的故事。
《竹書紀年》記載的是什麼呢？
同一件事情：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得到權力之後，把堯囚禁在平陽，還不讓他們父子相見。
這個記載顯然更有說服力，拳頭硬的就牛逼，更符合部落時期的特徵。
戰國時人韓非子的《韓非子·說疑》裡就有：“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的記載。商湯革命、武王伐紂都是毫無疑問的鬥爭，韓非子卻把堯舜禹禪讓與之並列了。可他也懷疑禪讓的真實性。
但是，《竹書紀年》也只是一本後人作的史書而已，還原歷史真相還有待考古發掘了。
逸謙吧唧吧
堯舜都是傳說中的明君，在古籍中有所記載，後世在陶寺遺址中發掘出的考古資料印證了堯和舜的存在。
堯有治世之才，知人善用，深得人心，後世對他評價很高。堯年老後，並沒有把元首之位傳承給他的兒子丹朱，而是讓給了德才兼備的舜，開了禪讓制的先河，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道:“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之下禪讓制是有生存的環境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還是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會，根據史書對堯的記載，堯心繫天下百姓，而丹朱之才不足以承天下，堯不為己私而為天下百姓生計考慮的話，做出禪讓的的決定是合理的，舜在當時頗有賢明，在政治方便也有建樹，堯對舜進行考察，還把自己的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舜。舜即位後任用賢人，制定刑罰，天下過渡的安穩。並沒有出現反對浪潮。
舜年老後讓位給了治水有功的禹，禹在當時威望很高，也有才能，禹即位後也是一位有建樹的君主，部落首領朝拜，可見禪讓制以才德賢能為標準，在當時公有社會中的存在是合理的。雖然這其中不一定像傳說中那麼和平禪讓，肯定含有一些政治鬥爭，但是在當時公有制社會中能者居天下是人們所認同的，堯舜禹禪讓過程中並沒有記載有反對戰爭，反而在禹的兒子啟逼迫伯益讓位將其殺害，破壞公天下改為家天下之後，遭到其他部落的反對，其中以有扈氏部落反對聲最大，啟對其進行了暴力手段鎮壓。
歷史太過久遠，史料不可考，對堯舜禹禪讓的說法眾說紛紜，《竹書記年》中的說法和正史截然不同，參考古代王朝的權利更迭變遷不可能太過單純，但是堯是否被囚禁逼迫，真相到底是如何，只能期待以後考古能有更多的發現來佐證。
長安君歷史雜談
中國自古相傳堯舜禹禪讓天子之位，是一種美德。然而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卻說：“舜囚堯，舜野死”，認為堯舜禹之間的權力交替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謀權篡位。那麼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首先，《竹書紀年》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其實關於堯舜等事的記載，目前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而《竹書紀年》則是戰國時期的著作，距離堯舜的時代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誰能來保證《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呢？關於堯舜禪讓的故事也流行於戰國時代，和《竹書紀年》是同一時代的，為什麼一定要相信《竹書紀年》，而不相信禪讓的故事呢？
而且，《竹書紀年》中記載的某些事件，已經被出土文獻證明是錯誤的了。比如《竹書紀年》記載了伊尹篡位放逐太甲，最後被太甲殺死。但是根據出土的甲骨文來看，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規格頗高，所以《竹書紀年》中關於伊尹的記載很可能是錯的。那麼它對於上古堯舜禹的記載又有幾分真實性呢？
其實，不論是《竹書紀年》中的篡位說，還是禪讓說，都很可能不是真實的歷史，而只是當時的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學說而創造出來的說法而已。比如法家為了證明人性惡，往往認為堯舜禹的權力交替是篡位，如《韓非子·說疑》中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竹書紀年》出土於晉地，而戰國時期三晉本就有法家傳統，所以《竹書紀年》這麼說也在情理之中。
堯舜禹的時代，中國還處在原始社會。堯舜禹並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天子或國君，他們僅僅是部落聯盟首領而已。而考察人類各民族歷史可以發現，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首領基本都是由選舉產生的，因為聯盟首領並非後來富有四海的天子，所以也不會有很強的權力慾。中國的各少數民族，不論是契丹、女真還是蒙古，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堯舜禹之間，很可能既非高風亮節的禪讓，也不是殘酷無情的篡位，而只是正常的推舉新的部落聯盟首領而已。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可能已經無法理解這種權力交替的形式，所以有的人說是禪讓，有的人說是篡位，其實都是為了藉此說明自己的學說與主張而已。
其實，堯舜禹的禪讓，不管是不是歷史事實，都已經成為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文化符號。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繼續相信他們之間就是禪讓呢？反正不管是禪讓還是篡權，都沒有證據來證明。
一切有為法，如夢亦如露。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眾號：夢露居士，為你解讀國學經典。
夢露居士
我們都知道，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最高權力的更迭方式經歷了一個嬗變的過程。從最早的堯舜禹禪讓制到皇位世襲制，兄終弟及制等等，都體現了古代權力交接的過程，也見證了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的過程。其中，堯舜禹的 “三代之制”更是被以孔子為首的歷代儒家學者所推崇，《史記》等主流史書也都對禪讓制推崇有加。
然而在《竹書紀年》中，儒家學者倍加推崇的“三代之制”卻是另一番圖景：
《竹書記年》：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竹書紀年》中一反《史記》中對禪讓制的描寫，認為堯舜禹的權力交接是血腥暴力的，帶有很強烈的權謀色彩，可以說是一部最早的“權力的遊戲”了！。那麼這兩種敘事方式孰真孰假呢？《史記》的可信度當然沒的說，上世紀大量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了《史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信史。那麼《竹書紀年》又是何方神聖呢？
根據考證，《竹書紀年》最初版本是在晉武帝太康年間被發現的。汲郡人不準（音：否標）盜墓之後，將大量的竹簡丟棄在一旁。由於竹簡數量實在太過龐大，當地的村民發現之後立即報官。此事驚動了朝廷，於是幾大車竹簡被送到了宮中，經過一批晉代一流學者的鑑定，確定被盜的是魏襄王的墓塚，這批竹簡也是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魏國史官之手。但是由於“八王之亂”，社會動盪，竹簡已經亡軼，只有初釋本和考正本傳世。
到了北宋，《竹書紀年》卻一度失傳，連最初的考證本也沒能保留下來。到了元末明初，出現了竹書紀年刻本，這也是今本《竹書紀年》的來歷。
很多反對《竹書紀年》正是通過這一點來反駁其觀點，他們認為，今本《竹書》很可能是後人偽作。比如清代學者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中認為今本是明代天一閣主範欽偽作。
但是，我們應當意識到，儘管該書一度遺失，又一度重現，但這並不代表它一定是偽書：
一、從《竹》的出土經過來看，它是先秦的史料，到了晉代才被發現，避免了秦朝的焚書之害，說明它最初的史料價值是無可爭辯的；
二、想必大家都知道，由於清代輿論壞境很緊張，因此大多數讀書人把目光投向了文字考證，也就是所謂的“訓詁學”。由於大批學者嘔心瀝血，清代訓詁學的成就可謂是登峰造極。就《竹書紀年》來說，許多一流學者都對他做過考證，朱右，王國維，範祥雍等國學大師都考證過該書的真偽，經過去蕪存菁和去偽存真，留下的版本一定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三、雖然《竹》記載的內容對於正史來說具有顛覆性，但是經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它的內容與甲骨文的記載有很高的的相似性。比如《竹》中記載"(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這與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大相徑庭，但是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考古發現是最真實的歷史，可見《竹》的史料價值之高；
然而，這又能否說明《竹》所記載的就一定是信史呢？《史記》等正史所記載的禪讓制就真的是虛構嗎？我認為，不能說明這一點。
對於禪讓制的敘事，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曾經論述過。《韓非子》中說“舜逼堯，禹逼舜”，深沉冷峻的韓非甚至將堯舜禹的迭代與商湯滅桀，武王伐紂相比。根據這一點，我們推測：《竹》的論述可能只是一家之言，有一定的探討價值。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真相到底如何還進一步的考古和研究。如果你有不同的觀點，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無筆史官
“堯舜禪讓”的故事，因為《史記》等先秦各種史料的記載，被我們耳熟能詳，並且被後世傳為美談。而“堯舜時代”，也被古代王朝社會推崇為最高的政治版圖。
但西晉時期從魏王墓出土的，由春秋時期的晉國及戰國時期的魏國史官寫的《竹書紀年》，對堯舜時代的記載，卻是另外一個版本。其中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樣的話。也就是說，並不是堯自動把帝位禪讓給了舜，而是舜奪取了堯的帝位，還流放囚禁了堯。
（堯舜禪讓）
那麼，這兩個如此截然相反的記載，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呢？
很多人認為，《竹書紀年》的記載應該是最真實的，理由有這麼幾點：
其一，《竹書紀年》比《史記》成書時間早。一般來說，成書時間越早，所記載的越接近於史實。
其二，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大量的史料已經焚燬。司馬遷所寫的《史記》，更多來自於當時的傳說、司馬遷的推斷，以及司馬遷所要表達的“微言大義”的需要，真實性存疑。
其三，漢初的儒者，根據儒學發展的需要，已經對一些歷史進行了大量的篡改。漢儒打造的“堯舜禪讓”“武王伐紂”等政治樣板，明顯帶有偏見性。
其四，長法馬王堆出土的簡冊，與《竹書紀年》的記載比較吻合，反而與《史記》中的內容有很大不同。
這種說法對嗎？
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是存在問題的。
（司馬遷劇照）
誠然，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由於史料缺乏，又不是親眼所見，確實存在想象的成分。但是，難道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官，就是親眼所見，就有很多史料嗎？就算那時候有許多甲骨文，但甲骨文是商代才出現的。甲骨文記載的上千年前的事情，難道不是經過當時的人口口相傳的結果嗎？
既然司馬遷所得到的口口相傳的結果有錯，難道甲骨文記載，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官所得到的口口相傳，就是真實的嗎？
至於“微言大義”的記錄方式，《史記》肯定是有的，漢儒們重新修訂歷史肯定是有的。畢竟司馬遷及漢儒們所在的大漢王朝，是一個大統一王朝，需要穩定，需要秩序，反對暴力奪位而重新造成天下大亂。這樣的想法，體現在史書上，體現在經學中，從而把堯舜時代的政治，寫成溫和的禪讓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皇五帝）
但是，難道春秋戰國的史官們，在寫《竹書紀年》的時候，沒有想表現“微言大義”的想法嗎？
春秋戰國時期是分裂的時代，那時候講的是優勝劣汰，是弱肉強食，是霸權主義。哪個國家強大起來了，他就可以打敗別的國家，稱霸天下，從而反過去欺負別的國家，而不是被別的國家所欺負。
說在堯帝德衰（也可以說是力量變弱，或者變老的意思）的時候，舜帝把他流放，並且阻止堯的兒子丹朱和堯見面（也可以說是聯合反抗的意思）。這難道不就是在表達“微言大義”嗎？不就是在表達春秋戰國時期的君王必須要自強，若是不自強就會被別人給取代嗎？
由此可見，並沒有《竹書紀年》和《史記》哪個記載更真實的問題。只能說，作者所處的時代不同，需要達到的目的不同罷了。
再說了，“三皇五帝”在歷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這本身就是存疑的。因為都是口口相傳下來的，而且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沒有找到能證明他們存在過的考古學證據。因此，並不能肯定地判斷《竹書紀年》和《史記》誰對誰錯。
張生全精彩歷史
從山西臨汾市陶寺遺址發掘情況看，《竹書紀年》的記錄較真實。在堯都平陽古城遺址可以看出，堯貢獻巨大，一是發明了井，因而才結束了沿河而居的歷史，有了城市。堯都就建在距汾河、平河較遠，大約距汾河谷地七公里的平臺上。二是設立觀象臺，制定了農曆曆法，對指導農業生產起到重要作用。但從發掘情況看，發生了大規模戰爭，毀壞了這座規模宏大的都城，城壕內死人橫七豎八，骨多帶傷。正因如此，舜才遷都至蒲坂。這說明戰爭就發生在堯舜政權交替之際。而專家推測是堯的子孫與女婿（舜）之間發生了爭奪繼承權的戰爭。舜毀平陽已是大錯，遷都蒲坂更是錯上加錯，蒲坂位於黃河溼地（今山西永濟市境內，在故黃河河道旁），造成經常被洪水淹沒，才命大禹父子治水。在禹治水完成，威望大增，天下主要勞動力掌握在禹手中，而天下苦於舜的錯誤之時，舜也就不得不被禹取代。禹糾正了舜的錯誤，將都遷至安邑（今山西夏縣禹王城遺址），安邑遠離黃河，又近鹽池，天下得利。後人為記禹之德，改此地為夏縣。所以《史記》“禹都安邑”是有根據的。同時《竹書紀年》說“舜野死”也不無道理。總之，舜是有罪之人，完全不是人們傳說（史記多據傳說編寫）的那麼好。《史記》畢竟是千年之後人司馬遷的作品，據口口相傳所著，寫漢代以前歷史難免有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