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1921年成立後，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當然，首先就是學習前蘇聯成功經驗，而且是不打折扣的學習。重中之重就是開展工運（工人運動），而且頗具成就。而作為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工業中心城市，上海，很多產業工人是依附於幫會社團之中，就此，拉開了中共與幫會社團今後近三十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1927年3月，在北伐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猛烈發展的情況下，上海工人在中共周恩來等人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打敗北洋軍閥的直魯聯軍，勝利地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區。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一景
但是蔣介石1927年3月起便公開表明反共，從江西至上海，已經沿途製造多起屠殺工農和國民黨左派的流血事件，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後，便開始密謀發動政變。隨後公然製造了“412”反革命政變，其實在那場血雨腥風兩黨博弈的背後，是第三股勢力，青幫決定著力量的天平。
與青幫聯繫的開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大多數上海工廠裡，控制包工制度的工頭和監工都是青幫的小頭目。在這樣的工廠，所有工人都被納入到青幫體系內，不加入幫會就進入不了工廠，得不到工作。陳獨秀在談到上海的勢力時說：“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它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之效力，強過工部局。”
陳獨秀
要化解幫會問題，需要成熟穩重的共產黨員。但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缺少的正是這類人。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包惠僧在回憶錄裡說：“工作的開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難的。。。最難對付的是青紅幫，最後我們決定把幾個同志設法加入到青幫或者洪幫，但是在當時我們同志都是學生出身，如果要上臺去講一套，下臺來寫一套，倒還有人，如果要到青幫裡去拜老頭子，到紅幫裡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小心去學他們的清規戒律，然後再轉彎抹角，開展工作，那真是誰也沒有那個能耐，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個門路。”
包惠僧，中共創建人之一，一大代表。八一起義後脫黨
組織工會聯絡發動工人肯定需要青幫的協助，在組織罷工活動的時候，更需要得到幫會的許可，鄧中夏後來在回憶領導二月罷工（1925年，上海22個日商紗廠大罷工，曾震驚整個遠東）時說：“當時有力的工人領袖，不少是青幫洪幫，他們是有老頭子的，罷工時自然不能不爭取他們，必要時甚至還須請老頭子吃吃茶，講講‘抱義氣’”所謂的‘抱義氣’也就是說用江湖道義來說服對方。
鄧中夏烈士，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工運領袖
1924年秋，李立三來到上海，他採取一項新政策，把階級鬥爭引入到青幫之中。李立三在處理工會運動中的幫派問題上很有經驗，這要歸功於他在安源煤礦中的活動。他認為，在上海對付青幫的辦法，就是運用安源大罷工對付紅幫的辦法。
李立三又高又胖，坐著汽車，在幾名身強力壯的保鏢的護衛下，穿行於全市各處。李立三的表現給許多人留下來深刻印象。當時在新閘路與西藏路口開浴室（老上海比較知名的大觀園浴室）的常玉清（青幫通字輩，上海淪陷後組織著名漢奸組織黃道會，大字輩曹幼珊徒弟），見李立三在工人中很有威信，便迫使其拜師傅。李立三審時度勢，當即同意拜常玉清為老頭子。事後報黨批准。此後李立三利用這一身份廣泛與工人接觸，並與青幫徒弟和幫會頭頭有了較好的關係。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著名‘立三路線’便由其名字命名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並很快席捲全國。在共產黨領導的這次工人運動中，幫會關係再次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一份英國警務處的報告稱：“青紅幫與工運鼓吹者相聯合。。。效忠於李立三。” 青幫頭目王漢良在五卅運動中還曾經保護過李立三。
上海臨時政府常委合影。前右1汪壽華，右2楊杏佛，右2王曉籟，後右1王漢良，右4顧順章
杜月笙背後下刀子
1926年10月，汪壽華（中共黨員，入青幫）接替李立三擔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席。他接到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要發展同青幫的友好關係。1926年11月到1927年2月底汪壽華與杜月笙建立了經常的實質性的聯繫。
1927年3月中旬，北伐軍向蘇州、常州和松江進軍，對上海形成包圍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時機成熟了。3月21日，中共江浙區委發出起義指令。從中午12點起，全市實行總同盟罷工、罷市、罷課。
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之一汪壽華
在武裝起義前夕，當時的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從上海商界首領虞洽卿那裡得知，“法界華捕麻皮金榮（即黃金榮）與其他主要幫會頭目之間的談判已經完成，他們都很願意合作。”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幫會工作開始從主要在幫會中小頭目中開展工作發展到同幫會的上層頭目，與青幫大亨黃金榮建立了統戰關係。在2月28日到3月8日的9天內，杜月笙與汪壽華就會晤了5次。
就在武裝起義爆發前兩天，中共上海區黨委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會上，汪壽華向周恩來報告說，幫會大亨和鴉片大王杜月笙“請求我們予以幫助。。。他要求我們不要提出鴉片問題。同時，他希望將所有青紅幫重新組織起來，交由我們指揮”。
左依次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不需抹殺的是，在此之前黃金榮和杜月笙也的確對共產黨提供了有效的幫助，據可靠文史資料，及解放後各種當時人物回憶錄證實，幫會給中共支持的工會提供了資金，杜月笙還為釋放被關押的工人奔走活動，並把北洋軍閥李寶章企圖逮捕羅亦農、陳獨秀等中共負責人的重要消息通知共產黨。幫會還為在租界外面活動的中共幹部提供保護。如著名工運、學運領袖林鈞在租界內的藏身與活動，得到杜月笙的幫助。杜月笙還曾安排汪壽華與法租界官員晤談，以協調雙方關係。當然並非所有的幫會分子都像黃金榮和杜月笙那樣採取合作態度，在第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有些幫會成員為外國資本家所僱傭，有一些則裝扮成總工會的糾察隊，暗中搶劫，破壞總工會的名聲。
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領導這次暴動，在兩天之內便能全面控制這座遠東最大的城市，實事求是的說，其中來自幫會力量方面幫助不可抹殺的。3月22日，5000名工人糾察隊佔領了警察局、鐵路局、江南製造局，以及法院和監獄。只有200名工人犧牲。一個星期之後，新的市政府成立，其成員包括共產黨、國民黨、青紅幫及商界人物。
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武裝一景
可是，一個有共產國際為領導，一切以前蘇共為師的新生政黨，當然不屑和社會閒流，流氓地痞為伍。起義成功之時，便是齟齬和奪權之始。有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布萊恩.馬丁在其《上海青幫》一書中說，‘就在罷工結束之後，由中共控制的暗殺小組很快重新開始謀殺青幫工頭和監工，而且愈演愈烈。據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報道，在2月19至3月23日，上海總共有11個工頭被謀殺，5人受傷，至少2個前工頭被工人的特別法庭處死。’到了3月，開始執行的政策到了斷絕青幫工廠財路的包工制度上，讓青幫開始不可忍耐。（當然，這也只是片面單方之言）
不管怎麼說，這種聯合開始顯得特別不可靠，第三次武裝起義後不到數個星期，悲劇便出現了。後來的歷史都已經顯示，幫會大亨黃金榮、杜月笙聯合了當時中國炙手可熱的軍政強人蔣介石，更可靠的為其非法的鴉片買賣撐腰的官方支持者。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來到上海，會見了青幫巨頭後（黃金榮就在此次見面中，交回了蔣介石當年投的門生帖子。蔣介石投桃報李，贈送了黃金榮一塊純金手錶，黃金榮在世的時候一直視若珍寶，輕易不視人） ，蔣介石派其親信陳群、楊虎和王柏齡被派到上海，這三個人都與幫會有關係，其中陳群、楊虎為青幫通字輩（楊虎本是悟字輩，是爬香頭，重新叩了張仁奎後，到了通字輩。），和黃金榮同輩，比悟字輩的杜月笙高一輩。他們開始與各幫會首領取得聯繫，並制定出反共計劃。
楊虎
4月11日晚，大屠殺開始前幾個小時，上海幫會三巨頭與蔣介石的親信陳群、楊虎和王柏齡在“劉關張桃園結義”圖前祭天告地，喝酒結義。在這次政變過程中，杜月笙親自做了兩件事，一是出面邀請汪壽華來赴宴，誘使其走出總工會所在的湖州會館這座堡壘。當時上海總工會有人反對汪壽華赴宴，但是他希望能夠勸說幫會分子不要參與到中共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衝突中來。汪壽華說，“我過去和青紅幫流氓常打交道，他們還講義氣，去了或許可以把話談談開，不去反叫人恥笑。”晚宴的時間是8點，真正動手的是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剛，整個行動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杜月笙做的第二件事是親自出馬與公共租界董事局總董費信惇談判，默許杜月笙的部下從法租界通過公共租界進攻閘北中共領導的工人武裝。
公共租界董事局總董費信惇
4月12日凌晨2時，隱藏在租界裡的數百名暴徒手持槍械，臂纏工字符袖章，冒充工人，殺奔華界，很快佔領上海總工會的工人糾察隊據點。雖然次日即有20萬工人舉行罷工，但已經無法抵擋幫會和軍隊的聯合進攻。
4月13日，陳群、楊虎主持成立了“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這個所謂的工會到處是幫會分子，被工人稱為“虎狼成群”，從此後上海的工人運動陷入低谷。美國戰略情報局（OSS）在以後一份關於中國國民黨的機密研究報告中曾說：“國民黨起於一個秘密會黨，在另一個秘密幫會的幫助下步入權力的頂峰”。前者指洪門，後者則說的就是青幫。
國民黨元老陳群
自此，中共與青幫結怨頗深。但由於中共地下組織在以後的刀尖生涯中，尤其是在青幫大本營，上海和天津兩地，還不得不倚靠幫會力量。故也是擇人交往。很多情報組織和隱蔽戰線領導者，工作者都曾因工作原因，加入過青幫。如中共情報保衛系統首腦人物之一李克農，早年間在白區從事中共最早的情報工作之時，就加入過青幫。而中共在南方的情報系統，如著名的潘漢年系統、吳克堅系統，許建國系統等情報網，很多情報、統戰，策反事宜都曾依託過青幫社團來完成。
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為了站穩腳跟，擴大根據地影響力，也曾針對當地幫會社團召開過以中共為主導的社團大會，並以此成立了“山頭”。
抗戰伊始，劉少奇的《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中：“鼓勵與推動黃色工會去參加抗日救國的團體和運動，號召全國各黨各派聯合一致抗日救國。”當日本侵略上海後，成千上萬工人成為難民，幾個青幫首領提供經費和場地先後辦了四五十所難民收容所。中共地下黨幹部則積極充當志願者，並開辦小茶館、俱樂部、互助社等形式的避難場所以發展黨員，開展運動。在日本的殘酷鎮壓等客觀因素的作用下，地下黨組織採取了收縮與退卻的工作方針，開展無人領導、無組織形式、無群眾聲勢的“三無鬥爭”。幫會則通過提供有關日本人和汪偽政權的情報等方式幫助共產黨，中共得以不斷擴大其自身影響。 與此同時，共產黨在上海的船廠和機器廠重建中成功發展了許多工頭成為中共黨員，使得1942―1944年得以在重要的工業企業中發動了一系列成功的罷工[11]。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法電的技術工人和半技術工人在共產黨和青幫首領影響下變得特別活躍，有近300人參加了會幫，他們成為共產黨在法電機務、車務部門發動鬥爭的基礎。 檔案表明，“抗戰時期，中共上海黨組織發展迅速。1937年11月時，僅有黨員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時已猛增至2000多人”。這一時期，中共在領導上海工運中以民族主義為旗幟與一些幫會勢力展開合作，對共產黨組織的恢復和壯大產生了有利影響。通過採取靈活的工作策略，共產黨得以不斷擴大其影響並建立廣泛的群眾基礎，為解放戰爭時期領導大規模工人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後來，在中共地下組織壯大中，成立不為人所知的幫會運動委員會，在工運，學運，兵運，商運，農運之外，多了一個幫運。上海的幫運辦公地點和開會地點就是顧竹軒（青幫通字輩，在上海號稱‘江北皇帝’）的天蟾舞臺經理室。其親侄顧叔平（中共黨員）便是中共隱蔽戰線上海幫運委員會三人委員之一，建國後，曾任上海榆林區區長等職。其子顧乃錦抗戰末期參加新四軍，建國後，曾任上海黃浦區文化局副局長等職。
顧竹軒
中共執政前夕，楊虎投誠。建國後，成為了政務院政務委員，不久又反水，被判刑。
顧竹軒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56年安然去世。
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新聞報》刊登了《黃金榮自白書》。兩年後，86歲的黃金榮在鈞培裡黃公館去世。
黃金榮解放後掃大街
張嘯林充作漢奸暴斃在林懷部槍口下。
一代梟雄杜鏞晚年
杜月笙晚年孤涼而客死香港。
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政府，時作為新生執政力量代表著勞動人民利益，認為幫會和黑社會的一般成員，原本也是下層社會的窮苦人民，由於他們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權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鋌而走險，走上和主流社會相悖離或對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會的青幫三大亨，也都是窮苦出身。因此，要解決幫會和黑社會問題，必須從解決底層社會勞動人民的生存問題入手。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了工會、農會等勞動者的組織，幫助廣大窮苦百姓解決就業和生活問題。幫會以往那種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經失去了作用，幫會的組織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幫會和各類社團自行解散，對於有罪惡的幫會頭子則予以懲處。對於一般幫會成員，則幫助他們解決生計問題，使之重新回到勞動人民當中。一般的幫會和黑社會的頭子失去了群眾基礎，成了光桿司令，也就無法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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