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對歷史感興趣的人想必已經看過《史記·孔子世家》，我在此自然不是簡單的翻譯一遍，而是為了說明本人的一個觀點，即“古人的學說、思想在影響政治決策的同時，又反映了當時社會主流觀念”，所以本文並非僅僅介紹孔子，而是包括春秋社會形勢、各家學說源流。
孔子活躍於春秋末期，當時晉國左右周王室、侵佔王畿土地、周王室內亂（王子朝之亂長達十餘年，老子正是這時期任守藏室史），同時其國內也有著下宮之難（趙氏孤兒）、誅三卻、欒書弒君、欒氏之亂、六卿逐漸瓜分晉國大權；鄭國子孔（國族）專政，內亂被殺、良駟之爭、國族驕奢亂法；魯國三桓專權、驅逐魯昭公、陽虎陪臣執國命、抗拒君令、私自攻取費國；齊國則有崔杼弒君、慶氏專政、國族內鬥、田氏專權進而弒君最終奪取齊國，宋衛等國就不多提了。至於楚國的弒君“傳統”，有興趣的可以瞭解一番……
禮崩樂壞 君臣父子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需要強調一點，孔子所言春秋時的“禮崩樂壞”與“君臣父子”緊密聯繫，正是因為標題所寫的“貴族政治”，一國之內亂政者，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基本是國族公室（君王同姓貴族）或乾脆就是君主本人。
對民眾方面，莒國、陳國貴族暴虐，以致於民眾暴動驅逐、殺死貴族。並非某些人簡單的以為春秋時期的貴族內鬥並不會對普通民眾有什麼影響。
總有人有意無意的“誤導”，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形勢等同，又或者以現代觀念苛刻的要求春秋時孔子的政治理念，讓我們以為孔子是堅決守舊、復古、反對變革、執著於陳舊的禮法，但是隻要我們看明白晉國與其他國家的區別，春秋各國與戰國各國的區別就能知道這種批評的錯誤之處。
晉國六卿
春秋時期的貴族政治，國君需要同姓貴族管理各地，提供兵員、賦稅，國君並沒有權力隨意剝奪貴族家族的領地，此時可以看做國君為首的“貴族軍事特權集團”聯合統治一個區域（封國）即國族—國家體系。而且此時民眾有“國、野”之分，領主們徵稅、徵兵的群體即“國人”，所以貴族們管理的土地和民眾範圍有限。到春秋末期，由於貴族們對於財富、兵員的需求，開始將“野人”納入統治範圍，如魯國、晉國、鄭國均有田制改革、擴大徵稅範圍的舉措，孔子僅僅是反對季氏名義的政令，對子產、晏嬰等人卻是多加讚譽。我們可以參考齊國晏嬰、晉國叔向、鄭國子產、吳國季札等人的“末世預言”，即對本國或他國政權旁落、家族壯大或衰弱的預言，充滿著“悲觀、無可奈何”之意。無不體現著當時有識之士對國族-國家統治體系崩潰的迷茫。
子產壞晉館垣
至戰國中期，各國基本沒有“國、野”之分，且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即國君-國家體系），晉國三分為新國家，齊國統治層替換，秦國則是自秦獻公開始廢人殉、遷都、推廣縣制、編戶籍，這些舉措的目的依次為移風易俗、削弱舊貴族影響、擴大國君—國家體系統治，增加直接管理的人口，這為後續孝公時的商君變法奠定了基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由於某些人、某些書和某些影視劇，我們對秦國變法相關的人或制度的看法、評價遠超其真實定位，如商鞅、《商君書》。低估了戰國初期魏國李悝（重點為《法經》）、楚國吳起變法、秦獻公改革對所在國和後續變法的引導作用。如果研究春秋時期晉國、鄭國乃至魯國、齊國的改革案例，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削弱國族特權，加強君主權力這一脈絡。以下為春秋至戰國，各國權力變遷的簡述：
- 齊國高國鮑欒崔慶諸國族加田氏內鬥，齊景公無法制止，名相晏嬰對田氏做大也無可奈何（見史記齊太公世家，晏子使晉），而後田氏除掉國高等國族、弒君、又以本族人擔任齊國重要城邑大夫，最終完成集權于田氏代姜氏為君的大業。
- 鄭國七穆等諸多國族爭權奪利，名臣子產以國族之一執政，仍需要另一支國族罕虎的大力支持，即使如此，還是有兩次國族內鬥導致子產逃亡他國，在戰國初期，鄭國在軍事上可以與韓國勉強抗衡，最終仍是因多次內亂被韓國所趁亡國。
- 魯國三桓專權，有些人認為三桓執政對魯國有利，但魯國在春秋時期一直沒有解決三桓問題，乃至於三桓做大近乎諸侯（史記評價“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最後魯國在戰國時可以改革加強君權，卻也是因為季孫氏割據成費國，孟孫、叔孫氏的封邑核心則早就被齊國攻佔。而魯國此時雖經公儀休改革，還是無法與齊國、楚國、秦國等大國抗衡。
- 晉國在前面介紹最多，這裡省略，晉國君主集權歷史最長，改革最頻繁，也因此成為春秋時期“法家”改革與代表人物最多的國家。可惜新君繼位長期依賴諸卿扶持，在六卿固定為六家之後，國家大權不可避免旁落，這已經與其他各國國族內鬥爭權的局面不同。
舉例這些，就是為了證明孔子所言“名不正言不順”“君君臣臣”對當時各國政局分析的合理性和君主加強集權的重要性，正如孔子執政魯國時所為，以禮制（合理的）“墮三都”，削弱三桓勢力，可惜並無子產那般有強力支持。
井田制
而作為“改革先鋒”的晉國，君主權力最早集中，為何仍舊有多次弒君和內亂呢？除了鐵製農具應用導致春秋戰國生產力發生變化，另外兩個因素就是國家制度與社會觀念的不同。以社會觀念論，典型的區別就在於國家權力歸屬權，戰國時孟子言“天下定於一”，黃老、“法家”、墨家思想均以理想化的“聖王”為政治理論核心，春秋時呢？明言君臣名位之分的，大概只有孔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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