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中國文明演化出了另一類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中國文明從來沒有在知識層面把經濟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在經驗層面經濟也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確切地說，經濟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效手段。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文獻《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論述了經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儘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無異議，在這方面各派之間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經濟的關係有多深的關係。自漢代的《鹽鐵論》以降，中國基本上對政府的經濟責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擔這個責任有了共識。西方近代以來，很多學者把中國視為“水利社會”，並進而把“水利社會”視為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的經濟社會根源。這是單純從近代西方經驗出發的，正如前面所討論的，自近代以來，西方走了一條政治和經濟分離的道路。“水利社會”僅僅是中國政府經濟責任的表現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國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如果人們梳理一下從漢朝到當代中國的經濟形態，就會發現，中國幾千年來“吾道一以貫之”，存在著一個比較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 人們叫它“資本主義”也好，叫它“市場經濟”也好，中國一直以來至少有三個市場共存（或者有三層資本）的大結構。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底層的都是自由民間資本，像今天的中小企業；還有一箇中間層面，就是國家跟民間互動合作的這一部分。在這個結構中，有些關係國民經濟支柱的領域，國家一定要佔主導地位，但是大量的經濟空間要放給民間自由資本，同時在中間層，政府和民間資本積極互動，有合作也有競爭[1]。通過三層資本結構，政府維持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履行經濟管理的責任。
在中國那麼長的歷史中，只有四個比較短的時期走了極端，變成了經濟國家主義化，即國家完全佔了主導地位，市場被有效扭曲或者消滅。第一個就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時期，第二個是宋朝王安石變法時期，第三個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個就是改革開放前的那段時期。在這四個時期，國家跟市場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這四個時期以外，中國的國家跟市場基本上都是相對平衡的。不過，也應當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這四個時期，政府的出發點仍然是更有效的經濟管理或者更快的經濟發展。
這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也決定了，在中國，市場一定要服從國家治理規則的規制。市場存在著，但不是西方早期資本主義那樣的完全自由市場，而是被規制的市場[2]。近代以來，西方的市場儘管也是被規制的，但基本上還是資本佔據主導的市場，即使政府也要服從市場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最好的經濟學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釋中國幾千年經濟歷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經濟理論都有效。例如，西方經濟學講供需關係，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場調節。後來的凱恩斯主義有點不一樣，即強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也要扮演一個角色，但市場仍然是主體。《管子》不講“供需”，而講“輕重”，但調節“輕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場。
近代以來，面臨來自西方的挑戰，中國各方面快速轉型。但在很長的時間裡，至少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國家與革命”的問題，而非“國家和發展”的問題。這個順序並不難理解，因為只有確立了政治秩序之後，經濟發展才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前述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於優先的地位的主張即使放在中國的背景中也不難理解。
近代以來，在解決“國家與革命”問題上，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日後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最成功的。這個關鍵便是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要解決的便是在落後國家如何通過革命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的問題。毛澤東一代革命家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列寧的學說成功應用到中國革命，在和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中勝出，確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當代世界少數幾個最成功解決了“國家與發展”問題的國家。實際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潛意識上，便是對中國傳統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迴歸。從傳統看，中國的改革不是“無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使得中國和其他國家區分開來。和西方區別開來，因為中國儘管向西方學習市場經濟，但不會放棄作為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手段的國有企業。或者說，中國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經濟，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預經濟活動。中國和蘇聯和東歐國家區分開來，因為中國不會像這些國家那樣通過簡單的政治手段（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經濟手段（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激進私有化）來幻想謀求經濟發展。中國也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幻想通過依賴西方經濟來謀求發展。
今天，西方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從西方的意識形態出發的。但另一方面，中國怎麼變也的確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中國還會繼續是上述三層資本、三層市場結構，互相協調著往前發展。較之西方體制，這一結構有它自身的優劣。跟西方市場經濟比較的話，中國一些經濟部門主要是國有部門的效率會差一點。但這裡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門（相當於中國的國有企業），其效率也是成問題的。再者，中國經濟的效率和創新能力在其他兩層，即底層的自由企業和中間層並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國的優勢而言，中國三層結構經濟體能夠預防大的經濟危機、能夠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大規模有效扶貧等。西方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分析的那樣，不可避免地會爆發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等。中國過去40年基本上沒有經濟危機，這跟這個政治經濟體制的調控能力有關係。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從鄧小平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不過，中國對人類共同體更有意義的事情並不僅僅是中國已經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經有多少人脫離貧窮。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已經促成了7億多人口脫離貧困。這個社會奇蹟遠比經濟奇蹟更為重要。如何理解這個奇蹟？這就是這裡所論述的中國文明的政治經濟觀念及其這一觀念所演化出來的政治經濟體制。
廣義上說，東亞經濟模式也是中國文明的衍生。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被世界銀行視為是“東亞奇蹟”。人們發現，二戰之後，在僅有的十幾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東亞就有這五個經濟體。而這五個經濟體就處於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圈”之內。在儒家文化圈內，一個普遍的意識就是，推動經濟發展就是政府的責任。這五個經濟體內對政府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人會懷疑政府要推動經濟發展，它們的一個共識便是：發展是硬道理。進而，這五個經濟體的政府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而且更花了巨大的努力，通過社會建設，培養中產階級，實現了社會的轉型。今天，其中一些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臺灣因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經濟開始分離，政府不能繼續推進經濟發展，結果造成了類似西方的問題。這個趨勢也是值得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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