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四天，中紀委和《中國紀檢監察報》等黨媒紛紛發聲，對宜興畜牧獸醫站長利用職務的便利，侵吞國家畜禽退養拆遷補償款和收受賄賂的行為進行譴責。
除當事人昧著良心用“菜鵝”充當“種鵝”，“一倒手就豪賺國家16萬補償款”的貪念在作怪，“鵝把戲”背後，更發人深思的，是徵地拆遷過程中那些頻遭濫用的公權力。
比如，那些對被徵地農民極具忽悠、說教、威懾力的“紅頭文件”……
其實早在2018年12月，司法部有關負責人就國務院辦公廳同年5月印發的《關於全面推行行政規範性文件合法性審核機制的指導意見》進行詳解時，就呼籲“讓‘紅頭文件’不再任性！”
可現實中，偏偏就有極個別被權和錢迷了心竅的村幹部倒行逆施，為了從“徵地補償款”這座金礦中攫取鉅額利益，他們挖空心思鑽文字上的空檔，憑一紙“紅頭文件”把“權力的遊戲”耍得爐火純青。
最遭殃的，就屬那些因不懂法被“紅頭文件”所威懾、倉促交出自己土地和房屋的農民！
根據國新辦公佈的數據，2018年全國各級行政複議機關依法辦理行政複議案件25.7萬件，辦結22.4萬件，作出撤銷、變更、確認違法和責令履行等糾錯決定的約3萬件，糾錯率達15.1%，對此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表示，縣級以下基層政府的執法行為引發的複議、訴訟案件，佔比均超過全部複議、訴訟案件的五成，被糾錯的比例達17.98%，“基層政府是推進依法行政的重點和難點。”
從京平以往勝訴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協助失地農民“民告官”爭取合理補償的過程中，京平拆遷律師無疑貢獻了相當重要的力量。
可畢竟，只有少數被徵收人選擇了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從而獲得合理補償。在農村地區的徵地拆遷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拿著低補償、甚至是零補償，卻不知如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失地農民……
此外，相對於“紅頭文件”被個別幹部濫用層面的“明知故犯”，徵地拆遷中還常常見到一些因對法律一知半解而盲目投票、信奉“多數人說了算”的村規民約，或者更純粹的“村幹部說了算”。
殊不知，政策不等於法律，更不能違反法律。
在現實中，徵收方拿著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紅頭文件”或管理辦法之類的“尚方寶劍”，以證明自己的徵收、拆遷行為是合法的，所制定的補償方案是合理的，企圖以權力威懾被徵收人信之聽之，這其實是不合適的。
其實“鵝把戲”也好，個別地方通過“紅頭文件”故弄文字玄虛、耍起“權力的遊戲”也罷，還有那些一不小心就被用錯的村規民約，這些個別事件所折射出的，都是徵地拆遷過程中那些被濫用或沒有用對的“權”。
這些年來國家已在進一步修訂和完善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徵地拆遷過程中被徵收人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作為個人也需與時俱進地提高自我法律意識，在必要時依託專業律師的“執劍之手”，適時運用“法律之盾”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此，方能在與那些一不小心便出了格的“權力線”的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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