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五明
作者 | 產業中國研習社創始人
閱讀 | 本文5400字，閱讀約需12分鐘
從《塵埃落定》到《藏地密碼》，從《康定情歌》到《可可西里》，十餘年中，不僅是這裡壯美的山河，生存在這片土地的人，還有流傳下的神話與故事，一經藝術加工和整理，並以通俗文學、影視作品等形式呈現，便會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西藏熱潮”。並不誇張地說，“西藏元素”已成為當下文化產業市場中獨佔一席的產品題材，並且化為內地人湧向西藏旅遊帶來的GDP。
不僅如此，被符號化的西藏，也寄託了形形色色迥異的訴求與情懷。無論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珠峰大本營，還是山青水秀的波密、魯朗，絡繹不絕的觀光者品酥油茶、喝青稞酒，對著盤中的犛牛肉大快朵頤。在香火繚繞處，無論布達拉宮還是扎什倫布寺，漢藏混雜的朝拜者匍匐在地磚之上虔誠地磕著長頭。遊必西藏，信必金剛乘，伏藏中記載的“香巴拉”不僅是夢想，似乎更成為時尚。雪山、草原、高原湖泊，也成了治癒系小說中最常見的關鍵詞。
在這樣的氛圍下，未能例外，我也成為被這幅雋永畫面所吸引的一個分母。
從2009到2012三年間，我曾多次進藏，並且分別沿著滇藏、川藏、青藏線完成了三次長途旅行。其中尤以2012年川藏線較為持久，從三月乍暖的成都出發，獨行時幾次歷經險境，到達拉薩已是五月份了。拋卻搭車的路段，總徒步里程超過了1000公里。沒有了導遊刻意的渲染，也沒有驢友走馬觀花的喧譁，如同一個苦修的行僧，在許多個日日夜夜中，陪伴我的只有無盡的山巒和夜色中冒著幽幽綠光的野狗的眼睛。
也正因如此，這次“接地氣”的行走讓我真正深入到生活在這裡的人群中，他們包括政府官員、活佛喇嘛、外地商人，還有更多的普通牧民家庭，曾經在腦海中由媒體編制的西藏圖景被我所見所聞的意象取代，一個從經濟轉型到意識形態碰撞的區域發展線條逐漸明晰，儘管仍然是雜亂的、碎片化的構成方式，但我仍然能感知，處在大變革時期的西藏有著怎樣的悲喜和困惑。
市井西藏
1300多年前，從墨竹工卡遷徙而來的松贊干布雄心勃勃規劃出一座政教高度合一的聖城。歷經千年榮辱興替，對它的定位，除了整個藏區的政治、經濟、宗教中心，當下的拉薩，還是一座人口、民族、文化多元化發展的開放之城。全市總人口51萬，而外來人口就超過1/3，藏、漢、回等31個民族分佈於此。
不同於國內二線城市發展的路徑，對於這個政治意義尤為突出的高原都市，同成都、西寧、昆明等周邊兄弟城市相比，從發展伊始，它就得到國家層面不遺餘力的支持。這不僅表現為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帶來的充裕的財政收入。同時，每年來自各地的援藏幹部為拉薩提供了大量的項目機遇。
並且，世界範圍內的“西藏熱”讓來自各國的學者、冒險家和遊客們會聚於此，不同的文化和觀點在大昭寺的誦經聲中交流和碰撞，這使我們發現，一個深處內陸被高山包裹的城市卻展現出比一般內陸城市更為豐富的臉譜。
於是，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
以北京中路為軸線，布達拉宮和布宮廣場分居南北兩側，越來越多的大型購物商場、賓館酒店破土而出，路面行使的豪車排起如龍的長隊，不同膚色的人群穿湧不息。
沿著穿城而過的拉薩河徜徉，同樣可以看到，曾經兩岸密佈的藏式小院正被一個又一個現代化社區所替代，而這裡的房價，也在短短几年間翻了數翻。
同樣變化的還有人的思維。在拉薩最為熱鬧的八廓街商區裡，販賣特色飾品的攤位比比皆是。誰能想到，這些民族風格濃郁的小物件不是來自古樸的藏民之手，而多進於成本更為低廉的浙江義烏呢？2011年，我以一個遊客的身份詢價，攤主流利作答。當我自稱是導遊並且告知帶著十餘人的團隊時，黝黑的藏族攤主狐疑地看著我，直至看到我手中早年考下的導遊證，他便立刻揚起笑臉，不僅給了更低的折扣，還承諾不菲的返點。原來，旅遊市場的門道，這裡藏族人早已玩得爛熟。
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是，在北京接到一位藏區的喇嘛朋友打來電話，託我幫他買一部iphone，原因是“蘋果手機支持藏文輸入”，並且他的師兄“都在用iPhone了”。我幫他選購了一部寄送出去，不久，他開始使用起微信，並且在“朋友圈”中發佈了許多法會和日常生活的照片。然而，僅僅在兩年前我與他初識的時候，他還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對我手中的諾基亞嘖嘖稱奇。
不唯拉薩如此。事實上，在日喀則、林芝、山南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域中，隨處可見身著漢裝的藏人操著標準的普通話與到訪客商討價還價，這個草原上騎馬放牧的古老族群，曾經讓稱雄一世的唐王遣使和親的西域王朝，如今已經深深捲入了來自外部的市場洪流。他們遵循著既定的商業規則，編織著自己忙碌的市井生活，曾經一袋大米換一籃蟲草，幾件生活用品換一張藏羚羊皮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如果從宏觀層面進行梳理，不難發現，從1959年平叛廢除農奴制，直到1980年中央書記處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拉開西藏經濟改革的帷幕，這一步巨大的跳躍僅僅用了二十年的時間。4年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確立了第一批43個援藏工程項目，此後，援藏項目有增無減。並且在2006年，出於經濟發展和維穩的訴求，國務院為西藏量身定製了40項優惠政策。集眾寵於一身的西藏正逐漸擺脫在過去千年中慢悠悠的節奏，掀起了一場西部城域間的經濟競逐。
產業結構的變遷或許代表著西藏尋求自身轉型而做的努力。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本世紀初，經過五十年的發展，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五十年前的９９％下降到３０．９％，第二、三產業比重分別上升至２３．２％和４５．９％。其中，旅遊業貢獻巨大。僅2012年，西藏共接待遊客1058.4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126.47億元，與上年比分別增長21.7%和30.3%。西藏壯美的山水不僅帶來了更多的財政收入和就業機會，也加速著漢藏兩地的民族融合，氆氌巴珠牛皮靴換成了專賣店五光十色的時裝，西藏在改變著，不帶一點猶豫。
拉薩不代表整個藏區
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利民學堂收集來的學生作文中，我看到這樣一段話：“我的夢想是目前要好好學習，然後要學理髮，學到了不少的知識我第一要開一個理髮店，賺了不少錢我要再開一個很大的理髮店，然後讓父母每天開心幸福。”
作文的主人是一個叫代吉永止的藏族學生。如果不是10年的地震，這片飽受貧困侵擾的土地很難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雖然震後重建過程中玉樹得到了舉國幫扶，但破碎的自然環境和落後的基礎條件依然不能讓大筆的救災款立刻顯現出效果。2011年，地震後一年，我結識了16歲的球松扎西，因為學校遲遲沒能建起，他不得不輟學在家，重拾挖蟲草的活計。
無法上課對他而言有著更深的意義，切斷了與自己初戀女友唯一的聯繫。當我請求他帶我看看原來的校址時，他卻刻意繞了一段路，用手指著前方一個帳篷說，“看，我的女朋友就住在那裡。”
不僅是玉樹，與西藏自治區版圖接壤的四川、青海、甘肅、新疆和雲南，還分佈著人口級數達百萬的藏族聚居區，它們多以藏族自治州、自治縣的行政建制存在。然而，比起國家戰略上對西藏的全情投入，這些次級行政區劃無論從資源稟賦還是受支持力度而言，在擺脫貧困的道路上多少顯得有些步履維艱。
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例，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全州總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10萬，分別為拉薩的5倍和1.9倍，2012年全州財政總收入為21.57億元，卻不及拉薩的2/3。2010年，我曾走訪甘孜州甘孜縣馬尼干戈鎮，作為川藏公路上翻越海拔超過5000米的雀兒山前的最後一個重鎮，全鎮竟還未修建起自來水管網，村民若想洗澡更是要坐四個小時汽車到達縣城才行。
甘孜並非個例，雲南迪慶、青海玉樹、四川阿壩等西藏周邊的藏族自治州都分佈著大量國家級貧困縣。尤其在資源匱乏地區，年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還有許多。這樣的現狀觸發的第一個結果便是區域心態的失衡。在西藏周邊諸地看來，僅僅是行政區劃的硬性分割，便讓同一種族的兩地天上地下，豔羨之後也只能是無奈。於是，越來越多的青壯年人口湧入西藏， 更高的工資，更多的就業機會於他們而言有著足夠的誘惑力，同時還有宗教中心，聖城拉薩。
而這些周邊地區的貧困村落，如同在中國湧現的越來越多的“空心村”一般，面臨著愈發凋敝的窘境。像是作為印證，2012年在我走訪甘孜州理塘縣的一個自然村時，竟看到這樣的景象：全村30餘戶家庭留下的只有老人、婦女和孩子，唯一的壯年男性是附近寺廟的年輕喇嘛。
如果說地域性失衡可以通過經濟槓桿調控得以在並不漫長的時間內改善的話，落實到這裡的人，卻還有太長的路要走。許多經濟學者往往一廂情願將內地城市的發展模式移植到藏區的治理。卻忽視了不過在六十年前，這裡還是封閉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社會。儘管改革開放後藏區在中央政府竭力扶植下呈三級跳式的跨越發展，但在將自己拉伸的過程，斷裂的鏈條不可避免將呈現在區域發展的某些節點上，併成為制約的瓶頸。
11年四川甘孜州，我遇到一位求助的藏族女孩增仁旺姆。旺姆16歲，她說她的弟弟得了絕症，讀了兩年小學，但老師和同學們因為害怕被傳染便將他孤立，於是不得已輟學。當我來到她家徒四壁的房子裡，看到這個性格內斂甚至有些孤僻的男孩的額頭上長有一小塊白色的斑片，這就是村裡人所說的“絕症”。我將照片傳給成都治療皮膚病的醫生朋友，對方的答覆是，白癜風早期，可以控制。當我告知旺姆實情，她顯得並不相信，因為“村裡人說十萬塊錢也治不好”。
相似的情況還有我在日喀則一家農家樂遇到的拉瓊，時年19歲，一蓬捲髮的藏族男孩。那時他在這家農家樂做門童，通過聊天時我驚訝得知他曾是一名準大學生。拉瓊曾就讀於日喀則某高中，成績優異，並且在當年的高考中接到了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然而他終於沒能邁進高校的大門，原因是“學費太貴家裡付不起”，當我詢問他是否知道有助學貸款和國家獎學金的事情，拉瓊只是茫然地搖搖頭，“從沒聽過，所以，就來這裡打工了。”
當然，可以做這樣的憧憬，如果拉瓊的家鄉可以再開放些，如果他申請助學貸款，並且讀書時參與勤工儉學，可以憑藉一己之力實現接受高等教育的夢想，他的人生軌跡也可能隨之發生改變。
然而，這種看似合理的設想實際上是基於與拉瓊距離遙遠的另一種文化邏輯之上。換言之，當環境中所有的人將注意力集中於來生的思辯時，當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在陌生的文化系統中又有多少生存空間呢？於是不得不存疑，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短時間內被“拔高”的語境下，還處在六道輪迴冥想中的古老民族，是否做好了不惜代價改變傳統的自覺？
文化鴻溝：補平
還是兩相為安
有學者認為，在宗教與商業文明發生激烈碰撞的今天，將宗教屬性的藏人的目光由來世轉移到今生，或許是近些年外界詮釋西藏過程中的有意誤讀。
在我踏訪藏區的幾年中，時常會看到衣衫襤褸滿目煙塵的朝聖者，他們從周邊省份的家中走出，拋卻親友，將目光緊緊鎖定在上千公里外的拉薩，有人選擇步行，還有更艱苦的，以叩等身長頭的方式緩緩向目標靠近。在這數月甚至長達數年的漫長的征途上，他們風餐露宿，遍嘗百家飯，不僅要克服體力和意志的極限，也要同高原惡劣的氣候和隨時可能竄出的野生動物搏命。當然，並非所有人能如願以償抵達拉薩，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命往往顯得無比脆弱。然而，讓某些對此類行乞者厭嫌的遊客感到尷尬的是，當這些衣不附體的流浪客來到自己朝聖的寺廟時，捐出的是賣犛牛賺得的幾萬甚至幾十萬元。朝拜之後，兩袖清風，然後，重新行乞回家。
在西北，流傳著這樣的故事，牧羊娃說：要放羊。問：放羊做什麼？賣錢。賣錢做什麼？娶媳婦。娶媳婦做什麼？生娃。生娃做什麼？答曰：放羊。
與“放羊邏輯”類似的是，在我走訪諸多山區牧民家庭過程中，也聽到一個“蟲草邏輯”。上山挖蟲草，換夠了家用的錢，剩下的時間最主要的便是磕頭拜廟子。我曾問一位藏族老人：有沒有想過蟲草挖沒了怎麼辦？他說，還可以放犛牛。
事實上，在那些隱沒於雪山腳下的僻靜的村落中，我時常被一種安天樂命的情緒感染著。被血緣、貨幣和人情鏈條裹攜的內地人很難能夠體會，宗教將個體的生命拉長得近乎永恆，有曾經，有當下，有未來，有轉世，還有輪迴。
一位做公益事業的朋友也曾遇到同樣的困惑。他們曾做一個關於幫扶貧困地區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的項目。從內地輾轉到藏區，當籌集了對一個貧困家庭而言天文數字的款項並聯繫好醫院時，他並未感到對方感恩戴德帶來的內心成就感。用這位朋友的話說：“在他們看來，我們是平等的，你幫助了我，就是菩薩的化身，而我也會幫助別人，理所當然，別無其他。”
所以，當市場經濟的精神蔓延到雪域高原時，這個悠久的族群不得不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或者試圖在兩種文化衝突中找尋到一個平衡的臨界點，而這個臨界點是否能構建出一個新的完整的文化系統，或許他們也無從判斷。
譬如辯經，它本是喇嘛按照金剛乘中因明學邏輯辯論教義的修行課程。然而，2012年，我坐在拉薩色拉寺的院落中看完整場辯經後，一個十多歲的沙彌來到我身邊攀談，讓我有些吃驚的是，他搖搖頭說，現在的辯經，不像以前那麼認真了，更多是吸引遊客。
過去幾年間，我曾三次拜訪四川省阿壩州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在這個世界上最為壯觀的佛學院中，還保留著古老的天葬儀式。天葬臺就坐落在佛學院對面的山坡上。初來這裡，天葬臺還留存著它千百年前最初的樣子：一方被血肉染紅的光禿禿的小壩場。我和亡者家屬站在壩場前古舊的白塔下靜靜的目睹了這個奇妙的儀式。然而三年後再次探訪，天葬臺早已被裝修一新，盆景式的的假山，新的欄柱，像是刻意滿足周圍身著五光十色衝鋒衣的觀光者的審美一般。佛學院相熟的喇嘛朋友笑著說，這樣更好看點兒嘛。
當然，對於探索者而言，文化交融中的妥協無可厚非。“其實，對西藏普通的百姓而言，傳統不是宏偉的紀念碑和堅不可摧的高山。他們需要對過去燦爛歷史文化的記憶，但更需要追求現代化的美好未來，他們並不希望被當作古老的文物來收藏、展示，更不希望被當作虛擬中的‘香格里拉’讓人觀摩，被人誤解、誤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藏族學者格勒如是說。
然而，不可否認，鴻溝依舊存在，而改變，也在深刻的發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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