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的遊行隊伍。
五四運動百年紀念，還原北大五三不眠夜，穿越到五四那一天
劉宜慶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個不眠之夜。北大學生高君宇、許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國代表可以在山東條款上簽字的消息後，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禮堂開會。會上，邵飄萍以北大新聞學會導師、《國民》雜誌顧問、《京報》社長的身份，介紹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經過，最後振臂疾呼，號召同學們起來抗爭：“現在民族危機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邵飄萍做完報告後，由許德珩等人慷慨激昂地演說。
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寫下“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全場氣氛慷慨悲壯。北大物理系學生劉仁靜（後參加中共一大，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還不滿18歲，聽了演講之後，熱血澎湃，他帶了一把小刀子，要在大會場上自殺，以此抗爭。
《京報》社長邵飄萍。
五三夜晚，對於邵飄萍來說是個不眠之夜，他連夜撰寫報道北大“五三晚會”，調整版面，重點刊發學生的集會和行動，在廣告欄通知社會各界出席將於5月7日舉行的群眾遊行示威運動。邵飄萍還趕寫了評論，並於5月4日的《京報》頭版發表。4日上午，邵飄萍參加了國立政法專門學校的學生集會。此後，他接連在《京報》闢出專欄，揭露當局的腐敗和賣國行徑。
據臺灣國史館出版的《羅家倫先生文存》記載，1919年5月4日上午10時左右，羅家羅的同學狄君武到漢花園北京大學新潮社找到羅家倫，告訴他今天要發生的學生運動，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學學生推薦北大負責起草宣言書。而北大新潮社要羅家倫執筆。羅家倫當即起草了宣言書，後由狄君武將寫成的宣言書拿到民間印刷所印刷。到下午一時，兩萬份《宣言》很快飛向北京街頭。全文如下：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力，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羅家倫是胡適的學生，胡適提倡白話文，他大概也不會料到，會在這個歷史時刻發揮出作用。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命名者。
這份沿途散發的傳單，“最簡單明白”（《晨報》記者全文引錄時所加的評判，《救國日報》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容易被接受，故流傳也最為廣泛。 我們可以感受到學子沉痛的愛國情懷。此通告雖慷慨激昂，其實沒有采取激烈行動的想法，只是呼籲國民起來關注青島問題。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也只是寄希望於“國民大會”之召開。當時贊成白話文、加盟《新潮》的北大學子，多社會革命的主張、急遽變革的觀點，但這宣言並不極端，反而有一種難得的理性在裡面。
我們再來看一下五四那天出現的標語，這既是歷史不可磨滅的聲音，也是學生的吶喊和愛國心聲。
五四運動中散發的愛國傳單。
1919年5月4日下午2時，北大和高師、工業專門學校等13所大專學校的學生，約三千多人，揮舞著小旗，高舉標語牌，來到天安門。標語牌上寫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寧為玉碎，勿為瓦全”、“拒絕和約簽字”等字樣。有的標語牌上還畫著山東省地圖或者宣傳畫、諷刺畫。走上街頭的學生，其抗議遊行，既指向列強，也指向當局。集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標語，一是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的“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天安門前豎起一面旗幟式長白布，上面寫著一幅對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落款為：“北京學界同挽。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這幅對聯是高師學生張潤芝所撰。
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
事實上，五四當天的遊行和抗議，秩序井然。可謂“難得的理性在裡面”使然，但群眾運動受偶然因素影響大，後來的發展就超出組織者的預料了。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曉舟、楊亮功編）一書，不只記載了上述宣言、傳單、標語、輓聯等，還用簡捷的語言，渲染集會氛圍：
最先至者為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天安門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後來者以掌聲，而後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讚。
天安門集會由各校代表紛紛演講，痛斥帝國主義侵華罪惡。大會一致通過了由“國民雜誌社”代表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接下來，就是五四那一天的高潮了——火燒趙家樓。
許德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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