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大釗，人們自然會將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聯繫起來，稱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李大釗是怎樣加盟《新青年》的？他與陳獨秀、胡適的思想有何異同？這樣一位曾主張調和論的溫和的社會改良者，為什麼會那樣快從思想啟蒙轉向政治救亡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那樣快接受階級鬥爭學說並投入激進的政治革命？為什麼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仍然保留有民粹主義的思想成分？諸如此類的問題，既是考察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活動及其思想時無法迴避的，也是如今人們想要弄清楚的。
■他是怎樣加入《新青年》陣營的■
儘管李大釗後來與陳獨秀並提，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南陳北李”，關係非常緊密，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兩人並沒有太多交往。兩人之間是因章士釗的關係而相識並密切起來的。1914年5月，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甲寅》雜誌，邀請陳獨秀襄助，而李大釗同時是《甲寅》的編者和作者。但此時的李大釗與陳獨秀並沒有實際上的思想交流，兩人有深刻的交流，是由陳獨秀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14年11月，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批評國人只有傳統的“忠君愛國”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並得出“有國家不為喜，無國家不為憂”的結論。這篇當時就引起思想界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議的名篇，是針對當時思想界圍繞改良與革命、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激進與緩進爭論而獨具慧眼的精彩論述。陳獨秀對“國民智力不足以建國”的判斷，成為創辦《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併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契機。
但在李大釗看來，陳獨秀對現實政治所持的態度太消極了，會助長國人的悲觀厭世之風。於是，李大釗以《厭世心與自覺心》為題，對陳獨秀的文章加以辯駁，力圖矯正陳氏這種消極情緒，呼籲國人不要放棄愛國的信念。
然而，陳獨秀此時在上海忙著籌備創辦《青年雜誌》，立志要從思想文化入手解決政治問題，故並沒有對李大釗的批評意見給予回應，而是以朋友的身份邀請李大釗為《青年雜誌》撰稿。《青年雜誌》初期由陳獨秀一人主編，除各期的重要稿件由他親自撰寫外，高一涵、李大釗、易白沙、吳虞、高語罕、楊昌濟等人是重要的作者。這些作者基本上是《甲寅》月刊的編者和作者。儘管李大釗偶爾替《青年雜誌》撰稿，但並沒有加盟《新青年》陣營，因為他正在北京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日刊。
李大釗加盟《新青年》陣營，是陳獨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學長及《新青年》遷到北京之後。陳獨秀將《新青年》遷到北京後，把贊同新文化運動的北大教授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人請進了編輯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原來由章士釗兼任，但章氏因心繫政治，並不願意兼任圖書館主任，故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推薦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李大釗專任。章氏的推薦，得到了蔡元培的贊同。1918年初，李大釗正式接替章士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李大釗進入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後，立即被陳獨秀邀請加入《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決定從第5卷第1號開始，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這樣，李大釗通過章士釗的推薦從“甲寅派”的重要骨幹轉變為《新青年》的主要領袖之一，《新青年》也由陳獨秀一人主辦的刊物，轉變為北大教授多人編撰的同人刊物，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
■為什麼說他是五四青年的思想導師■
1918年，經過改革的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領袖的影響下，青年學生的思想十分活躍。李大釗和藹的態度、清新的思想、熱心助人的性格，使他逐漸成為五四青年學生愛戴的思想導師。
國民雜誌社是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張國燾、許德珩、段錫朋等發起組織的學生社團，其宗旨是“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其出版的《國民》雜誌，在留意文化問題的同時關注現實政治。李大釗答應了該社邀其予以指導的請求，先後為《國民》雜誌撰寫了《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等文，給予實際的支持。
新潮社是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張崧年、譚平山等人發起組成的文化團體，其發行的《新潮》雜誌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社會上各問題為宗旨。李大釗與庶務處主任李辛白受聘擔任該社顧問，協助他們負責雜誌印刷、登廣告、發行等項事務。李大釗還將紅樓一層22號房間撥給新潮社使用，並在《新潮》上發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文。
李大釗對北大這兩個重要的學生社團產生了較大影響。羅家倫發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把俄國革命、匈牙利革命、德國革命視為世界新潮的起點，指出這種社會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革命以後，民主主義同社會主義必定相輔而行”。這些觀點和李大釗提出的看法如出一轍，顯然是受到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影響的結果。隨後，羅家倫翻譯介紹一戰後民主主義思想發展和俄國革命的文章，以及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熱心從事五四運動精神的宣傳，均與李大釗最初給予的影響相關。
國民雜誌社的黃日葵、張國燾等人與李大釗的關係更為密切。張國燾回憶道：“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並肩作戰。”
李大釗還與王光祈等人發起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6月，王光祈聯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志黨為榜樣，籌備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受邀參與商量學會規約，並同為該會發起人。1919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北京總部正式成立。經李大釗與王光祈等人商議，學會宗旨定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李大釗擔任《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主任，後被選入學會評議部。1924年以前，他一直是該會的骨幹領導成員。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黃日葵、許德珩、鄧中夏、康白情、張崧年、高尚德、劉仁靜等人先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其中多由李大釗介紹入會。
■他為什麼嚴厲批判孔子及儒學■
李大釗加盟新文化陣營，在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上與陳獨秀是一致的。他先是對孔教定國教問題進行評議，隨後對孔子是否適應現代社會進行深入分析。李大釗就孔教入憲問題，先後發表《民彝與政治》《憲法與自由》《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對孔子和孔教與憲法的關係作了闡述，歷數尊孔與憲法性質相悖之處，反對定孔教為國教並寫入憲法。
在闡述孔教不能入憲法的原因時，李大釗明確指出：孔子與憲法兩不相涉。孔子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憲法是“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孔子之道入憲，憲法便成了“陳腐死人之憲法”“荒陵古墓中之憲法”“護持偶像權威之憲法”，憲法於是不成其為憲法，只是“孔子之墓誌銘”而已。他還指出，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憲法是“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孔子之道入憲，憲法便會孕育專制、束縛民彝，為野心家利用，成為專制復活的先聲。
李大釗將孔子與歷代君主塑造的孔子偶像區分開來，明確表示批判孔子之目的在於抨擊專制政治：“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李大釗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闡述孔子、儒學與道德變遷的關係：“一代聖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麼聖道，什麼王法，什麼綱常，什麼名教，都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動，社會的要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孔子之道適應了專制時代的社會生活，當社會物質生活發生激烈的變動之後，孔子之道必然發生動搖。他說：“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命運，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
這種從經濟、社會、組織方面立論闡釋儒家學說能夠長期佔據政治意識形態主流的觀點，是非常精闢的，堪稱運用唯物史觀批判孔子及儒學的典範之作。
■他為什麼呼籲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
五四運動後的李大釗，開始從文化啟蒙轉向傳播馬克思主義，並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為什麼會傾向於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並接受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其思想轉變主要是通過俄國民粹主義的橋樑而實現的。
李大釗對俄國民粹派發起的“到農村去”運動給予關注而加以效仿，力圖從俄國民粹主義運動中汲取精神力量，用以改造中國社會。他努力探尋俄國革命成功的原因，並試圖以此啟發中國青年。1919年2月，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中，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視為早期民粹派“到民間去”活動的結果。在他看來，俄國早期民粹派的活動與布爾什維主義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密切相關，民粹派“到民間去”的宣傳活動是十月革命的“醞釀”，是民粹派到民間發動民眾的必然結果，故中國也要效仿俄國民粹派，到廣大的農村去發動和組織農民。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闇，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闇；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
李大釗向城市知識青年呼籲：“青年啊！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他充滿激情地說：“在都市裡漂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汙濁，鄉村的空氣清潔。……早早回到鄉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勞心也好，勞力也好，種菜也好，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一日把八小時做些與人有益與己有益的工作，那其餘的工夫，都去做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
這樣的結論，包含著用農民的精神、鄉村的倫理價值來塑造知識青年新的人格品性的思想，併成為五四以後“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思想的重要來源。
李大釗突出地歌頌農民、讚美農村、推崇知識分子從事農業體力勞動、號召到農村去，明顯地表現出對農民道德與農村生活的憧憬，顯然是用傳統社會形態中道德的價值理性來批判現代工業文明的功利主義，希望避開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思想傾向，顯然是受到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影響的結果。在他看來，“到民間去”的意義，就在於“做現代文明的引線”，以啟蒙的立場和姿態去開發民間，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苦痛，擯棄愚闇，自己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就是要促使農民自覺。正因如此，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斷定：李大釗的《青年與農村》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發展史上對俄國早期民粹主義精神最準確的表達，堪稱其民粹主義思想的代表作，李大釗也因此被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最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革命者。
“到民間去”是19世紀俄國民粹派提出的口號和行為方式，晚清的中國並沒有出現過類似於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之類的運動。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如此反覆倡導青年“到農村裡去”，如此熱誠關注勞工問題，顯然是受了俄國民粹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這場“到民間去”運動，為李大釗及眾多的五四知識青年將眼光投向蘇維埃俄國，將思想轉向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歷史的契機。這種注重下層民眾的傾向，成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他究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哪些內容■
五四運動後的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哪裡來的？是通過怎樣的渠道而來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李大釗很早就關注俄國革命，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來源於蘇俄。實際上，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受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者河上肇思想影響的結果，是通過日本渠道而來的。
1919年初，河上肇在日本創辦《社會問題研究》，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後來成為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問題研究》從第1期起連載河上肇撰寫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引起了李大釗濃厚的興趣。他開始用較多的時間進一步蒐集資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加以研究。
按照《新青年》編輯部預先排定的順序，李大釗負責編輯該刊第6卷第5號。他決定編輯“馬克思研究號”，集中刊出介紹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由於《新青年》雜誌出版脫期，故第6卷第5號實際上到1919年9月才出版。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潛心研究的成果。
由於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歡迎態度、較好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和長期以來對歷史的興趣，同時也由於用作藍本的河上肇文章的幫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具有獨特的思想深度。
過去學界同人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細讀他的這篇代表作卻發現，李大釗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馬、恩晚年的思想，故他用“自相矛盾”“總覺有牽強”的評說，委婉地批評了主張暴力革命的“偏蔽”，而強調“民主”和“人道主義”。他莊嚴地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的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
實際上，李大釗不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與其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觀”來自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有關。
李大釗介紹較多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
關於唯物史觀，他指出，唯物史觀的基本要點是承認社會經濟的構造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的發展變動“是有不可抗性的”，它能夠影響其他社會現象，“而不能與其他社會現象發生相互的影響，或單受別的社會現象的影響”。“經濟構造是社會的基礎構造，全社會的表面構造，都依著它遷移變化。”經濟構造變化有其“最高動因”，對此最高動因，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最高動因在於人口的過多增加，馬克思則認為此最高動因是社會生產力。
李大釗確信唯物史觀的這些原理是正確的。他舉了一些法律、宗教現象證明經濟現象的主動和不受他種現象左右。至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引用河上肇摘譯的有關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若干段落，指出其中有兩個要點：
一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說明”，它認為是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結構。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即一切精神的現象構成社會的表層結構，這些表層結構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而導致基礎結構變動的最高動因則是生產力。生產力是主動的東西，人類意識絲毫不能給它以影響，而它卻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其適應它的發展。
二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是社會組織進化論。它認為生產力與生產組織有密切關係，生產力一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之變動。生產力是不斷髮展的，當最初助長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反而束縛、妨礙生產力發展時，生產力與此社會組織之間便會產生愈來愈尖銳的衝突，結局是舊的社會組織非崩壞不可。
關於階級鬥爭，李大釗認識到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與他的唯物史觀密切關聯，階級鬥爭產生於一定經濟結構中處於不同經濟地位的人們之間由於經濟利害關係發生的壓迫和反抗壓迫的鬥爭，它是被壓迫階級自覺的一種表現，同時認為這種階級鬥爭與生物學和社會學上以宇宙間一切生命的“自我發展”為根本動機的“競爭”有相同意義。
李大釗對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比較熟悉，故認為馬克思與斯賓塞的不同之處，在於運用唯物史觀得出階級鬥爭結論之後，進一步指出了被壓迫者的階級鬥爭將從爭經濟利益發展到爭政治權力，“直至那建在階級對立上的經濟的構造自己進化，發生了一種新變化為止”。這種新變化將產生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階級鬥爭將隨著新社會結構的產生而歸於消滅。因此，在馬克思那裡，階級鬥爭只是與人類歷史的“前史”並存，而不是同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歷史並存。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五四時期第一次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雖然帶有明顯的介紹、評論意味，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把握準確，並被馬克思的邏輯嚴謹的和被歷史上許多事實證實的論證所折服，奠定了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一連串國內外大事件的發生，使李大釗思想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從俄國革命中認知的人道、博愛、勞工世界觀念，為他建立了世界主義信念，他開始走上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代替原有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雙重含義的國家論的進程。
■他為什麼堅信產業落後的中國仍能實現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它之所以被稱作科學的理論，在於它對人類歷史的發展作出了科學的說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矛盾作出了科學的分析，為無產階級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按照馬克思的最初解釋，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高度發展，以至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無法容納此生產力的發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並取得勝利的。但在李大釗所面臨的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沒有成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社會中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獨立對抗的形勢，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鬥爭還沒有成為社會中主要的階級鬥爭形式。這種社會現實，使得五四時期的部分知識分子並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成為中國近期發展的目標。
在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中，有人就提出了這種疑問，並以此作為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勞農革命”的理由。1920年11月初，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題為《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短文，提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後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申述自己的觀點，引發了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李大釗明確表達了不贊同張氏主張的態度：“我認為要在現存制度下發展實業，只能越發強化現在的統治階級而迫使下層農民為少數的統治者階級付出更多的勞動。”
1921年2月，費覺天在《改造》上發表《對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提出兩大關鍵》一文後，李大釗回信討論中國今日能否實行社會主義問題，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勢在必行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他指出：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痛苦。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再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人家已經由自由競爭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管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裡，我們尚在初步。
正是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認為中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併力社會共管的組織不能有成”。他的結論是：“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剷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他的立論前提是：要看中國是否已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是“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了，中國當然應該追隨世界潮流，實行社會主義。
李大釗的論斷，是別具一格的：它從世界的範圍看“階級鬥爭”，有著某種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觀念的含義。但它強調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而不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它畢竟又不完全等同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概念。它實際上體現的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主義。不過，這種民族主義又是以排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然也排斥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為內涵的，因此，它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它點明瞭近代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主題，同時又將這一獨立的民族國家納入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中。這樣，李大釗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世界主義信念，在這一理解中恰到好處地結合到一起。
李大釗在《曙光》雜誌發表的《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一文中，進一步批評了張東蓀等人提出的振興實業必須依靠資本主義的觀點。他以俄國數年間修建大量鐵路和計劃大面積開墾荒地的事例說明：“社會主義於發展實業，實在有利無害”，甚至可以說，“用資本主義發展實業，還不如用社會主義為宜”。
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因為在李大釗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不能集中，勞動力不能得到普遍的充分的使用；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兩個問題可以得到圓滿解決。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但佔有“資本”者大多不肯將其投放于振興實業，而是存於外國銀行，甚或乾脆藏在家中；中國更不缺乏勞動者，但由於實業不發達，他們或者無事可做，或者到國外去為外國資本家做牛馬。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後，既可以用強制辦法將零散的資本集中起來，又可以把大量的遊手好閒者變為勞動者，這樣既可以吸收勞動力，又可以消除官僚掣肘實業的弊端。
正因為如此，李大釗堅信：中國實業的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產業落後的中國，仍能實現社會主義。■
（來源：《黨史博覽》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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