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自然就會引起華夷之辨十分嚴格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反感。南朝蕭齊的顧歡就曾經撰文《夷夏論》譴責佛教說：“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顧歡是南齊時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將佛道的爭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華夷之防並不是偶然的，佛教在傳入中國那一刻起就一直受到這樣的責難。道教更是站在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上去攻擊佛教。
兩晉南北朝時，佛道並盛，統治者往往出於自己的需要，對兩教或有取捨，或調和並倡，這就使兩派開始爭奪宗教勢力的主動權。這個時期，佛教被官方認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東晉時期一直到宋齊梁陳胡人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甚至捨身入寺（事實上他入寺後大臣們都要湊錢把他“贖”出來，所以說為了錢更加恰當），後來梁武帝餓死臺城。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發展。北朝從後趙的石勒、石虎時代開始支持佛教，中間雖然經過魏太武帝滅佛，但此後佛教再度興旺，更有甚者如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進了北朝佛教的發展。因此，佛教在南北朝由於自身的日趨成熟和統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擴展了勢力，而此時道教剛剛從民間走向上層社會，剛剛向正統化轉變，力量相對薄弱，但道教畢竟是本土的，傳統的宗教，因此道教在這一方面就擁有相對的優勢。兩教就產生了“孰為上”的爭執。
由此可見，佛道爭端，其實並不是兩教的教義和宗教哲學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衝突，是兩種宗教間的利益的衝突。
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佈施而得到的財產在當時為寺院集體所有，主要用於維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動，後來隨著寺院財產的不斷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現，寺院地主經濟才最終形成。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寺院地主經濟是添加了佛的風韻的封建地主經濟，但它的高速發展卻給世俗社會的地主階級增加了現實中的競爭機制，也給國家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而封建國家又是由世俗地主們建立和把持的，經濟利益關乎根本，所以當佛教勢力嚴重威脅其根本利益時，作為世俗地主的總代表--皇帝，為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對佛教痛下殺手鐧。
首先，佛教寺院大興土木，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統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眾可以幫助他們麻痺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導俗”，而且其“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踨遺軌，信可依憑”。可以說，統治階級對寺院的佈施，實際上是支付宗教為其統治服務的報酬。參與佈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貴族，構成了寺院經濟急劇膨脹的輸血隊伍。
其次，寺院地主佔有大量土地，嚴重影響了國家土地政策的實施。寺院經濟主要以田產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捨和兼併與掠奪兩種手段來獲得土地。無論國家還是王公貴族興造寺院，一般都隨之施捨一些土地。比如唐高祖時，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賜田40頃。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貴戚也爭營佛寺。另外，自南北朝以來，由於社會動盪和王朝更迭頻繁，階級矛盾尖銳，為尋求精神寄託，士族地主和普通民眾也將田產大量施捨給佛教寺院，使寺院田產大增。寺院除靠施捨獲得土地外，還大肆兼併和掠奪土地。
第三，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嚴重影響了政府的稅役。寺院經濟的突出特點即寺院在佔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擁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願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為寺院有免役調租稅的特權。僧尼不但“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而且“家休大小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返自在”。
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經濟的發展還使寺院內部階級矛盾尖銳，甚至誘發起義，威脅封建統治，這也可能是封建政權滅佛的一個重要原因。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實際上，佛寺中等級十分森嚴。在僧侶中，寺主和各種神職人員構成了統治階層，而下層僧侶及依附於寺院的人口則構成了被統治階層，這兩個極不同的階層，體現了寺院經濟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對抗關係。原先，寺院可作為救濟場所，然而，後來寺院的救濟事業漸漸變成了高利貸剝削。
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剝削壓榨，比起世俗界農民所受的並不輕。寺院剝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朝時，封建政府將罪犯和官奴給予寺院的僕役——佛圖戶，除“供諸寺掃灑”外，還要“歲兼營田輸粟”。又如北魏的僧祗戶，他們每年需向僧曹輸谷六十斛，其被剝削率最低也該是見稅十五。身受沉重經濟剝削的同時，他們又被套上了一條神權枷鎖，這樣雙重的重負使他們的處境比俗界農民更悽慘。因此，殘酷的壓迫剝削，也就激起了僧眾的反抗。僧尼有免役調租稅特權，寺院的依附民也不向國家納租稅出調役，這已播下官方和寺院間矛盾的種子。當僧眾人數少，依附人口不多，僧眾又能勸人為善，服從統治時，這矛盾還不突出。等到僧眾人數多，嚴重影響官方稅收，僧眾又在民間不是起勸化的作用，而是煽動人民反抗，甚至領導人民暴動時，政府和寺院間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壯年勞動者出家，強制僧尼還俗，嚴厲取締佛教寺院的“滅佛”也就出現了。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個僧徒，即朝廷損失一個丁男的賦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頭腦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總要感到佛教是侵奪人口的無底巨壑。還有一種威脅，即佛教從思想上俘虜中國人作佛奴：生活、禮儀、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裝（僧兵），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一個寺院等於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佛國。佛國愈多，對當時政治統一的威脅就愈大，所以說，朝廷廢佛是有理由的。朝廷滅佛實際上是封建世俗地主與寺院地主之間矛盾激化的反映，但從側面也反映了儒佛道三教之間的激烈鬥爭。
三教的衝突以儒道聯合反佛為主流，儒道之間的衝突較為緩和。因為儒道同為中土文化，二者之間有共同的文化基礎和民族土壤，分別以“自強不息”和“無為而治”相輔相成，相互間沒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則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屬一種異質文化，儒道兩派從民族心理上都難以容納佛教。另外，佛教通過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的廣泛傳播與發展，給儒道形成了無形的壓力。儒道若要抬高自身的地位，必須首先以壓倒佛教、打擊佛教勢力為前提。首先我們來看儒佛衝突。
從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來宗教，同中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思想有若干背離之處。從總的說來，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的。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積極入世的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而佛教主張的棄世出家，實際就是拋君棄親，與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離。所以儒佛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特別是對父母的關係上有極大的距離。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 佛教卻別有說法，認為禽獸蟲蟻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今世的父母，可能來世是自己的子孫，這樣的怪謬思想，儒家和受儒學影響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確立為正統思想後，就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社會的道德規範和人們的行為準則，均受儒家思想影響。加之魏晉及以後的封建統治者仍以儒學為治國之本，故佛教在中國的生根發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於儒家禮教向來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基本工具，帝王治國的禮法刑政總得依據儒家，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這樣兩種強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龐大。
北魏的統治者致力於啟用儒士，在安邦治國思想上，以儒學為根據。太武帝提倡儒學，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學學習儒經。北周武帝時，曾招集群臣親講《禮記》。公元573年，周武帝“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唐初以政府的名義頒定五經正本，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鞏固，使儒學在三教對峙中處於有利的地位。唐高祖時把儒學當作經世治國之道，廣置國子、太學生員，以培育“儒臣”。唐武宗也認為：“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 所謂“以文理華夏”，也就是以儒家思想治國。除“三武”反佛外，社會上許多儒學之士也加入到反佛的隊伍中來。他們從治國安民，維護綱常名教出發，主張整頓佛教，限制佛教。比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站在傳統的儒家立場上，指責佛教“剝削民財，割截國貯”、“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建議唐政府採取措施，“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
佛教在中國生根發展遇到的第二種阻力就是道教。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雖然佛道二教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與道教的清心寡慾相近，但二者也有矛盾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輪迴說與道教的長生成仙說相對立。為了爭奪宗教的傳播陣地，佛道二教的矛盾是很難調和的。而道教之所以能迅猛發展可以說與統治者為了抑制佛教的發展而扶植道教不無關係。由於佛教的興盛對封建統治不利，所以必須藉助道教來削弱佛教的勢力，於是道教迅速發展。而道教反佛正是通過皇帝崇道抑佛和道士排佛來進行的。皇帝何以崇道？希冀長生和祈福禳禍可能是重要原因。因為道教具有追求長生不死，得道成仙並輔以祈福禳禍的功能，而正是這一點，既適應了統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統治者奢求長命富貴的慾望，所以許多帝王才大力扶植道教。
魏太武帝時，有道士寇謙之明確提出道教應輔佐北方太平真君統治中原人民。魏初寵臣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太武帝“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佈天下，道業大行”。而崔浩常在太武帝面前非毀佛教，謂其“虛誕，為世費害”， 故太武帝對佛教已有不滿。而蓋吳反魏時佛教私藏兵器，使太武帝感覺到佛教勢力對自己政權的威脅，遂下決心滅佛。
北周武帝的滅佛之舉，與受到身邊道士張賓和衛元嵩兩人的影響有關。衛元嵩原籍成都，幼年出家為僧，後入關中，在長安結識一些北周的達官貴人。早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就向周武帝建議“省寺減僧”。周武帝在屢辨三教後，最終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在建德三年（574年）的僧道廷辯中，道士張賓被沙門釋智炫辯敗後，周武帝甚至親自出馬，與沙門斗嘴。雖然接著便是並廢佛道，但不久即恢復了道觀，道教依然受寵。
道教與李唐王朝有著特殊的關係，唐代皇帝為了提高其門第出身，便宣稱自己是道教太上老君李耳的後代，藉以把他們的統治說成是“奉天承運”。唐高祖對道教倍加推崇，並正式宣佈：道一，儒二，佛三，從而確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武宗曾“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脩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而唐武宗利用趙歸真等道士主要是道教長生不死的騙術對他產生的誘惑作用。《舊唐書·武宗紀》載：“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請行焉。”由於武宗迷信道教，所以，當趙歸真等在武宗面前“排毀釋氏”時，“帝頗信之”。加之宰相李德裕等人的贊同，朝廷從會昌四年（884年）起，便開始毀佛。次年，趙歸真又請求與佛教徒論，在武宗的支持下，參加辯論的佛教徒因奮力抗爭被驅逐回鄉，佛教慘遭痛擊。
所以，正是因為佛教有很大的勢力，並佔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尤其是它的經濟力量的惡性膨脹日益造成了對政府的威脅和民生的殘害；它的自成體系，不敬王者觸犯了至高無上的君權；它的不拜父母、剃髮染頂又違逆了儒家倫理觀念；而佛道兩教為爭奪宗教主導地位的矛盾又無法調和，才使得社會上反佛有三種強大的力量：一是朝廷與佛教發生利害衝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廢佛；二是儒家禮教排斥異端；三是道教與佛教爭奪宗教上的統治地位。佛教以一敵三，勢單力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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