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筆記】
一
我看過三四十部好萊塢西部片，包括一些意大利風格的西部片。這不值得誇口，只是見證了生活的無聊。一部水準稍差的文藝片，會令人無法忍受，而水準更遜的西部片，仍能讓人覺得“閒處光陰易過”——當然，主要指男性觀眾。大多數西部片就像影院的配套食品爆米花，讓人得到片刻歡娛，它們優先作用於我們的官能，而那個至尊的心靈神龕——大腦——則處於半懸置狀態。
作為好萊塢最成熟的類型片之一，西部片往往瀰漫著淺薄氣息，場景、情節上的雷同更是不假掩飾。監獄常在亞利桑那州的猶馬鎮，坐騎如有來頭，則產自阿帕魯薩。觀眾定會見到一座小鎮，老人和婦女躲在窗後，大氣不敢出地關注街上的殺氣，而鎮上那家唯一的酒吧，永遠坐著酒鬼和賭徒，他們腰間的手槍像頑童一樣不安分。影片中出現修建鐵路、採礦或牧場所有權的爭執，就算與時代進步、文明衝突攀上關係了，但編導並不真對此類主題感興趣，它們就像西部的沙漠、壯麗的科羅拉多大峽谷，只是充當華麗的敘事背景。西部片裡的角色偶爾也會顯現性格上的複雜，但它就像美圖軟件做出的數碼銳化，缺乏內在的紮實和可信。觀眾不必擔心正義是否及時趕到，壞蛋最終被一擊斃命，快槍手男主角在或悠揚或雄壯或悽美的音樂聲中獨騎瘦馬，踏月而去，是傳統西部片的標配結局。
誠然，評論差勁作品有損筆墨尊嚴。在藝術領域，真正值得批評的作品，缺憾裡應該包含若干偉大，讀者也能從批評裡讀出些許遺憾和惋惜。對於只配接受一通棍棒的視聽產品，更好的選擇是放下棍棒，任其枯萎，交由文化的大自然——市場加以清掃。差勁作品就像惡劣天氣，是一種客觀存在，不會隨著批評而絕跡。相反，將批評的長矛過於密集地投擲其上，還可能拉低優秀作品的藝術水位。
好在西部片裡仍有優秀之作。如果說超級英雄片的主題是拯救，西部片的核心則是復仇。拯救關乎人類命運，復仇關乎人性正義。正義是一道如此耀眼的光芒，哪怕掃過一座墳丘，也能使觀眾心情激盪。西部片裡的正義通常終結於仇人倒斃，那個惡棍不管多麼該死，他最終飲彈總是由於技不如人：對手比他拔槍更快、射擊更準、運氣更好。每位觀眾都知道，司法的天平不應交由走運的射術去裁決，但當坐在影院裡的觀眾面對一個司法缺席的蠻荒世界，他們也就不由自主地認可了復仇者的正義觀：正義藏在彈道里，那個掏槍更快的人，代表了冥冥中的天道。
有時，只要一方擺出英雄造型，另一方顯出下賤的德行，觀眾也就認可了彈道里的正義。西部片裡的復仇，理由常常牽強，甚至連藉口也說不上。在《西瓦拉多大決戰》（Silverado,1985年）裡，凱文·克萊恩扮演的槍手為了一頂還算漂亮的帽子殺人，對方與其說是仇敵，不如說是一個有點軸的找抽漢。在《荒野大鏢客》（AFistfulofDollars，1964年）裡，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扮演的金髮鏢客，為了賺錢，仗著天賦的殺手技藝，秒殺了四個談不上仇家的強盜。對方之前曾胡鬧地用子彈射擊地面，使他的坐騎——一頭騾子受驚。就像電影《教父》裡堂·柯里昂的著名臺詞“我會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一樣，金髮鏢客找碴前，嚼著小半截好像永遠吸不完的雪茄，嘻皮笑臉地向對方提出一個不可能被接受的條件：向自己的騾子道歉，否則——他順手掀開破爛的大坎肩，亮出腰間的手槍。他當然是找碴，他走向對方前，特地關照棺材店老頭“準備三個棺材”，最終多殺了一個，他還酷勁十足地對老頭道歉：“是我的錯，應該是四個。”——老實說，金髮鏢客的殺人理由全不佔理，但不會有觀眾同情那四具死屍。在西部片裡，長成一副找死樣，幾乎就構成該死的鐵證。
弗蘭西斯·培根說過：“報復是一種野道，人性越是趨之若鶩，法律就越應將其剷除。因為頭一個犯罪僅僅是觸犯法律，而對該罪施加報復則是取代法律。”這話正確得近乎乏味，人們會失去聽從的興致。相較之下，隨筆大師蒙田的見解就通脫實在了，他在《論習慣及不要輕易改變一種根深蒂固的習俗》一文中寫道：
從尚武的職責講，誰忍受侮辱，就會名譽掃地，而從公民的職責講，誰要復仇，就會招致死刑（因榮譽受損而訴諸法律，會有損臉面，可要是不求助法律而私下報仇，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懲罰）。這兩個部分同侍一主，卻各司截然不同的職責：一個掌管和平，另一個掌握戰爭；一個有利益，另一個有榮譽；一個博學，另一個勇敢；一個重口才，另一個重行動；一個講正義，另一個講德行；一個訴諸理性，另一個訴諸武力；一個穿長袍，另一個生就穿短袍。
大明星詹姆斯·斯圖爾特和約翰·韋恩聯手合作的西部片《雙虎屠龍》（TheManWhoShotLibertyValance，1962年），斯圖爾特扮演的青年律師就是“訴諸理性”、“穿長袍”的代表，凡事追求按法律的原則來做，即便處處受欺也不改初衷，但在那個司法隱身的叢林世界，他走投無路，最後不得不借助“訴諸武力”、“生就穿短袍”的韋恩幫助。素來不願在背後偷偷開槍的韋恩式好漢，竟然放棄了槍手的江湖倫理，暗中相助，擊斃了一個惡棍。
我們知道，私人復仇既是現代社會的行為禁忌，又是文明世界不宜輕率抹除的人類情感。現代法律固然是一項繁複淵深的職業，理應交由國家機器掌控下的專業人士代勞，但這不應等同於我們把軟件設計交給程序員，飛行安全交給航空科學家、家庭清潔交給職業保潔員。正義基因必須在所有公民的內心得到滋養成長，即使他們缺乏司法工作者的專業素養，也不應喪失對正義的敏感和渴求，人民永遠不能把正義當成身外之物。這是人類社會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是西部片的魅力之源。早在古希臘，著名悲劇家歐里庇得斯就宣示瞭如下觀點：“人類的正直，作為神秘的司法的指南，可能與最神聖的神諭同樣可靠。”
二
意大利導演塞爾喬·萊昂內執導的《西部往事》（OnceUponaTimeintheWest，1968年），是一部薈萃了西部片經典審美元素的奇異之作。
主題當然是復仇，該主題以懸念方式持續始終，悠揚不已。“悠揚”在這裡不僅是一個形容詞，還特指一支音色荒寒的口琴，相貌硬朗的查爾斯·布朗森扮演的主人公一直把它含在嘴裡，每當殺心起動，必以琴聲為先導，其聲如孤猿夜哭，揪心而悽美。在懸念的起伏中——即口琴家為什麼執意要向亨利·方達扮演的惡漢弗蘭克復仇？後者顯然並不認識他——導演以一種“斷續寒砧斷續風”的節奏加以掌控，觀眾不時看到一個逐漸走近的模糊身影，卻始終看不清是誰，直到影片結尾，藉助一個悲愴構圖，一樁驚天慘禍才告揭曉。
在復仇主題之外，觀眾又似乎進入了一片充滿異質情感的蠻荒大陸，編導試圖再現一個象徵性大於現實性的銀幕飛地。以人物舉止為例，角色依循一種怪異的行為節奏，有時還顯得鈍化。比如那個著名的開場，三個穿著土黃色長風衣的槍手，一看就非善茬，來到一個荒涼車站，靜候某位來客。在風衣槍手隨後被走下火車的口琴家三槍撂倒之前，導演給了他們豐富的肢體和麵部特寫，單單一隻蒼蠅在其中一人臉上反覆逗留的鏡頭，就似乎持續了刻把鍾。——導演是想暗示，這些在槍子下討生活的糙漢，只有讓自己進入非人類的麻木狀態，才有望在危險來臨時作出敏捷反應，就像獵豹在獲得最佳出擊時機之前，會像隱身石那樣靜候數小時？
不完全是。編導大概遵循了俄國形式主義之父什克洛夫斯基關於“藝術的手法是將事物‘奇異化’”的著名觀點，片中其他人物，包括那些與殺伐無關的人，身心反應同樣奇特，人物的一應一答缺乏可預測性，要麼冷靜得不是地方，要麼敏感得不是時候，觀眾只能張大著嘴，追蹤他們變幻莫測的情緒曲線。剛剛殺死三人的口琴家在客棧歇腳，遇到一夥穿著同樣風衣的逃犯，分明敵眾我寡，按說他須避其鋒芒，假裝無關閒人。他偏不，非要用犀利眼神挑逗對方，向傑森·羅巴茲扮演的頭目夏恩說，自己剛殺了三個穿同色風衣的人，還聲稱對方無法把數字數到五——暗示自己拔槍更快。反觀夏恩及其手下，明明是不好惹的悍匪，卻對口琴家嘿嘿一笑，鬨然而退。至於客棧裡的各色人等，之前個個面露驚恐，轉眼又像啥事沒有發生，打趣的繼續打趣，調情的繼續調情。女主角吉爾本應最為苦大仇深：從遠方回到家中，正趕上滅門慘禍，孩子和丈夫都被弗蘭克一夥殺死。她的舉止表情卻與觀眾的合理期待相違，不時橫臥床上，做享受狀；不停照鏡子，還沒來由地閃現迷之微笑，彷彿她沒有突遭大難，而是一個正在憧憬幸福的新娘。
但是，觀眾並不會覺得異樣，這源於導演出色的鏡頭語言，也與導演的老搭檔、音樂大師恩尼奧·莫里康內的天才配樂有關。《西部往事》的音樂同樣有著鮮明的異質性，時而莊嚴，時而幽怨，時而又顯出滑稽和俏皮，該配樂就像一種藝術上的勾芡，將天差地別的審美元素，組合成一道別出心裁的銀幕佳餚。
志在向弗蘭克復仇的口琴家，在弗蘭克遇到危險時，反而暗中相助，使他逃脫。這倒不難理解，依照西部片特有的英雄心理，口琴家需要一個與弗蘭克單挑的機會，他堅信正義藏在0.001秒的彈道速度裡，他堅信自己肯定比弗蘭克快上0.001秒。
復仇場景及口琴寓意終於揭曉了，之前那個模糊場景突然變為清晰：一根絞索套在男人脖子上，鏡頭下移，小男孩正用肩膀奮力扛住男人。男孩——年輕時的口琴家眼看支撐不住，臉上極度缺乏表情的弗蘭克，突然掏出一支口琴，塞在男孩嘴裡。這畫面愴楚無邊，絞架上的父親把心一橫，踢開了兒子。背景是壯麗的暮色，耳邊是淒涼的音樂。“誰使人流血，人亦必使他流血。”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為日本武士的復仇理念辯護，語氣熱烈地引用了一段古希臘人的對話：“奧賽里斯問荷拉斯：‘世上最美的事物是什麼？’回答：‘為父報仇。’”萊昂內顯然認同此說，在他的鏡頭下，復仇首先不是一件正義事業，而是一項審美主題。當口琴家在最後的決鬥裡擊斃弗蘭克，把口琴塞回仇人嘴裡時，復仇之神荷拉斯獨特的美學宣言，如一輪旭日噴薄而出，把觀眾的臉瞬間映照得一派彤紅。
事後回想，我們只是看到了那個極富衝擊力的視覺鏡頭，對弗蘭克與口琴家父親結仇的原因，並不知曉。弗蘭克不是瘋子（他曾埋怨口琴家不夠理性），他當然會藉機殺人，但不會無緣無故絞死一個人。畢竟，把對手費勁地弄上絞架，寓意不是殺戮，而是處決。弗蘭克的處決多半談不上正義，但他肯定自以為代表正義。導演居然對這段關鍵情節避而不提，單憑一組出色的鏡頭、一段轟然而起的輝煌音樂，就將復仇渲染得極度壯美。
西部片類似武俠小說，自成一個象徵時空，不宜按現實之理衡量。片中口琴家的身影神出鬼沒，有時坐在那個有大量華裔洗衣婦的骯髒地方，有時躲在寡婦吉爾家的馬廄裡，偷聽吉爾與夏恩的對話。試加還原，英雄其實過著小偷般的日子，電影迴避庸常，放大了那些千鈞一髮的閃光時刻。
三
“神一樣的電影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並主演的《不可饒恕》（Unfor－given，1992年），作為一部現實氣息濃郁的新派西部片，展示了繁複扭曲的復仇正義觀。有意思的是，《不可饒恕》含有向塞爾喬·萊昂內致敬的題詞，影片風格卻走向《西部往事》的另一面。這沒關係，在優秀的背面，有時是另一種優秀。附帶一說，萊昂內拍過黃金系列三部曲，史詩般的西部片傑作，當年初出茅廬的伊斯特伍德擔綱主角。
1880年的懷俄明州大威士忌鎮，一個粗野的外鄉馬倌嫖妓時，因年輕妓女對他身體上的特殊部位噗哧一笑，怒不可遏，用刀劃傷了姑娘的臉。治安官小比爾前來受理此案，他正確地意識到，馬倌只是幹了蠢事的老實人，並非無惡不作的惡棍。他接著犯了兩個執法錯誤：一，他認可妓院老闆瘦猴關於財產受損的抱怨，要求馬倌於來年春天牽七匹馬駒作為賠償，沒有理會真正受害者的冤情，儘管他又聲稱“我從不欺負女人”；小比爾甚至省去了一頓鞭刑，理由是：“今晚我們見的血還不夠多嗎？”二，馬倌是兩兄弟，犯事的只是兄長，弟弟是無辜的，弟弟不僅勸阻兄長施暴，還主動向受害妓女道歉並嘗試賠償，小比爾的處罰卻施諸兩人。這等於連坐。
小比爾意在息事寧人的處罰，啟動了復仇的連環結。姐妹情深的眾妓女籌款1000美元（一筆鉅款），招募槍手為自己報仇。
影片主角，伊斯特伍德扮演的威廉·莫尼，原是一名無惡不作、臭名遠揚的惡棍，曾犯下搶劫火車、屠殺婦孺、槍殺治安官的重大罪行，還整天酒瓶不離手。影片開始時，他受到亡妻感化，幡然悔悟，變成一個不碰酒杯、不近女色、勤勉養豬的老實人，只是身體大不如前，上馬都相當費勁，射術更大幅退步。他本來不想接這趟活，但邀請他入夥接單的年輕人，向他大肆渲染了那兩個馬倌的罪行，再說，他也想賺點錢，使兩個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邀請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扮演的老搭檔內德一併上路。
小比爾聽說妓女招募槍手，暴怒異常。作為保一方平安的治安官，他的憤怒可以理解。在那個巡迴法官不常赴任的地方，他有理由把自己視為唯一的執法者，妓女的高額賞金意味著貪財枉法的槍手會源源不斷地抵達威士忌鎮，本地的治安將面臨空前挑戰。他殺一儆百，狠狠修理了理查德·哈里斯扮演的一名率先抵達的英國槍手——這個滿嘴優雅髒話、對美國人充滿傲慢偏見、聲稱自己是英國公爵的形象，被塑造得極為豐滿。小比爾原與冒牌公爵有隙，他下手如此狠辣，或有公報私仇之嫌。他對公爵先下手為強的作法，依據西部片裡的槍手行為規範，略顯下作，儘管我們願意相信，這更接近現實。
威廉·莫尼見到受害者時，知道自己被忽悠了（妓女受到的傷害並不像傳說中那麼殘暴），但他無暇考慮太多，他只有履行合同才能拿到那筆錢，而合同要求是殺死兩人。這也說明，受害者原也涉嫌過度復仇。總之，威廉·莫尼三人雖受到小比爾的阻撓和毆打，他們還是完成了訂單，殺死兩名馬倌並拿到了賞錢。過程中出現意外，中途離場的老搭檔內德被小比爾逮住，活活毆打致死，屍體陳列在妓院老闆瘦猴的店外。威廉·莫尼體內壓抑許久的殺手本能重新激活了，為了替老友復仇，他端起酒瓶，孤身返回大威士忌鎮，用一種西部片裡雖不常見、現實中卻極可理解的偷襲手法，以一敵五，幸運地殺死了小比爾一夥。正如英國公爵沒有得到與小比爾單獨較量的機會，威廉·莫尼同樣沒有給予小比爾公平決鬥的機會。
外表粗豪、聲音暗啞、早早謝頂的吉恩·哈克曼，有著怪獸級的細膩演技，他本來不屑於加盟西部片，幸虧伊斯特伍德堅邀，才使他繼《法國販毒網》（TheFrenchConnection，1971年）獲得影帝之後，又憑藉小比爾一角獲得一座奧斯卡最佳男配的小金人。小比爾是一個豐滿的文學形象，他絕非通常意義上的反派，如果換一個敘述視角，他也有成為英雄主角的潛質。影片開始時小比爾就在獨力建造自己的小木屋，憧憬著日後在自家門廊上欣賞落日。和威廉·莫尼一樣，他的字典裡也沒有“膽怯”，對為非作歹的江湖槍手素懷鄙夷，他告訴片中的法國小文人：“他們只是假裝壞蛋，實際上卻缺乏壞蛋的素質。”他對馬倌的處罰固然隨意和任性，初衷卻非與公正為敵，他對英國公爵和威廉·莫尼等人的追剿，也不妨理解成匡扶正義，只是手法毛糙了些。依照另一種敘述套路，本片主角威廉·莫尼倒是更適合一副絞架的。
小比爾的遺言是：“我不該是這種死法，我的房子還沒有造好。我們地獄見。”威廉·莫尼表示認同，答說“好吧”。這聲回答並非對瀕死者的敷衍，之前那個邀他入夥的年輕人，在殺死馬倌後情緒失控，哽咽地表示不要錢了，以後寧當乞丐也再不殺人，因為，“那個人之前還好好的。我瞬間奪去了他的一切。”威廉·莫尼接口道：“奪去了他的今天和未來。我們都罪有應得。”
小比爾配得上享受落日嗎？落日之美非止一端，彈道里沒有終極正義，手槍轉輪里布滿玄虛美學。從西部片裡感受正義，本身有點滑稽，美學才佔據至高的位置。但當正義與審美聯袂而行，觀眾難免進入一種陪審員情境，當此之時，感受來自《不可饒恕》的警示，恐不為無益：子彈不是天然的上訴法院，切莫以為自己擁有了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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