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意圖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此舉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導致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高漲。1919年5月4日，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多名學生，手持標語走上街頭進行抗議。學生遊行隊伍闖入曹汝霖的私宅，痛打章宗祥，搗毀傢俱，焚燒曹宅，引發了“火燒趙家樓”事件。軍警出面制止也沒能控制住事態的惡化，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來自各地的學生、市民和工商階層紛紛致電表示支持，並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開始。五四運動又是一場社會各階層同仇敵愾的愛國運動，它使中國人第一次深刻認識到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而國家的命運必須由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掌握。
如同欣賞一幅老照片，人們往往只看到其所展露的人物、場景等，而忽視或者不去追究老照片背後的歷史背景。這自然會導致人們無法真的讀懂老照片。而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重要，不僅僅是一場各階層共同參與的反帝愛國運動，而是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展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等大事件，政治、文化、思想和教育等諸多方面的變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物登上歷史舞臺……
在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特別策劃了“五四·人物誌”專題，從今天起，連續一週推送關於五四運動的人物、事件或照片，敬請關注。
1919—1949年這三十年，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在這三十年中，胡適先生是位重要而富有爭議的人物。說他重要，是說誰也不能繞開他走，讓他缺位的中國現代史，無論文化史還是思想史，都是殘缺不全的歷史陳述。說他富有爭議，是說認為他好的把他誇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認為他壞的甚至把他列入“戰犯”。
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歷史的認識趨於理性，胡適先生也從消失到出現，對他的評價也從極端走向客觀。
20世紀初，北大有這樣一群文人學士，他們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又接受了西學教育，同情或參加了民主革命，是一群志趣相投、友情深厚的新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中馬裕藻、馬衡、馬鑑、馬準、馬廉與沈氏三兄弟（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周樹人、周作人兩兄弟，以及錢玄同都是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是同事，也是浙籍同鄉，有些還是同學（同為章太炎弟子）。他們被稱為一錢、二週、三沈、五馬，是當時北大和北京文教界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
本文著重回憶長期在北大任教的胡適先生與北大“三馬”（馬裕藻、馬衡、馬鑑）之一的馬裕藻之間往事。
胡 適
楊向奎先生在《百年學案》中對胡適先生有如下評語：“胡適是一位天才的學者，在中國現當代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而且是因為胡適的許多優秀研究成果，至今無人與之比肩。他的性格與學識使之成為一位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而他強烈的社會與歷史的責任意識使他對國家與民族的前途無比關注，併為之積極努力地工作和奮鬥。他給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帶來了嶄新的風氣，他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開啟了當代學者的研究視野。在當今中國哲學、文學、史學研究領域，無不可以看到胡適的影子。他獨特的視角，縝密的考據，比較的研究，歷史的意識和系統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基石。只有‘五四’這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才能誕生胡適這樣的天才學者；也只有‘五四’時期熱烈而自由的學術討論的氛圍，才能造就胡適這樣的學術大家。可以說，胡適代表了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時代。”
這裡用嚴謹的學術語言對胡適先生做了認定，和我們的感受是一致的，比我們更規範，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
馬裕藻先生在“社會與歷史的責任意識”“對國家與民族的前途無比關注”“積極努力地工作和奮鬥”諸方面與胡適先生是聲氣相投、價值觀一致的。
北京大學八位系主任教授照片。系主任照共刊八人，其中有中國文學系主任馬裕藻先生，英文學系主任胡適博士。這些照片刊於《“北大生活”寫真集》，1921年12月17日出版。五四時期，北大社團活動異常活躍，“北大生活”編輯部僅是其中不大為人所知的一個。
馬先生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他讀書與革命並舉，曾從革命家、思想家、國學大師章太炎習學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三學總稱小學），同時積極從事光復會革命活動。光復會會長為蔡元培，成員有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以章太炎為主講的國學講習會，聽課者很多為光復會或同盟會的成員，籍貫則以浙江人、四川人居多。其中最常聽講的錢玄同、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黃季剛、沈兼士，後來成為五四前後北大文史教學的中堅，以至於被稱為“某籍某系”。在東京，光復會同志基本都是單身漢，馬裕藻是夫妻同來日本留學的，且育有兩個孩子（馬巽與馬珏），當時租了一個日本小樓，夫妻小孩及保姆住樓上，徐錫麟、陶成章等住樓下。馬巽回憶：他在日本上幼稚園時父親常帶他去章太炎家，太炎先生的毛瑟槍是他愛不釋手的“玩具”，看他喜歡，有一天太炎先生說：“這把槍送給你吧！”他喜出望外，但這真槍很重，怎麼拿回家呢？陶成章在旁說：“我幫你拿回去。”陶用報紙把槍包好，單手提攜，舉重若輕，平安走回居住的小樓。陶能文能武，疏財仗義，有古俠士風。
馬裕藻先生1913年即任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先生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幷包”方針，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1920年聘馬裕藻為國文系主任，直至1934年由胡適來接任。
五四時期是新舊文化衝突激烈的時期。馬裕藻等來到北大，顯然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打破了守舊的“桐城派”勢力主宰的局面。
1913年，教育部“語音統一會”在北京開會，各省派兩名精通小學且旁通兩門外語的代表參加，浙江代表是馬裕藻和朱希祖。與會代表各抒己見，爭論熱烈異常，馬、朱等人的方案在27種拼音方案中脫穎而出，修改後的方案最終通過，命名為“注音字母”，馬、朱因而聲名鵲起。“注音字母”1918年正式公佈實施，推行了四十年，成為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的源頭。
胡適墨跡。胡適手書見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東觀閣原本”第2頁中，署名處寫“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可見胡氏用功之勤，他的書法是典型的文人書法，文雅、流暢、自然，還帶有幾分娟秀與雋永。該書目錄結束處還有馬裕藻的題字：“民國十八年二月二日敬贈適之尊兄。”這種純學術的交往體現了當時學者之間良好的合作氣氛。國學大師王國維也曾多次向馬裕藻借書，他曾寫道：“鄰居馬幼漁（裕藻）藏普通書（注：指非珍稀版本）頗多，一瓻之借（注：瓻，音chO，陶製的酒器。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瓻’）反較滬上為便也。”
1918年以後的十幾年間，後浪推前浪，新人換舊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生代又開始了新陳代謝的新流程。時代前進，學術更新，這是正常規律，但新人舊人並無你死我活的爭鬥，而是“和平過渡”，這與他們從根本上的目標還是相同的有關。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強盛，文化的發達，文明的進步，是他們共同嚮往併為之奮鬥的目標。蔡元培校長回憶：“那時候因為《新青年》文學革命的鼓吹，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以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整理國故是胡適先生諸多成就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叫國故而不叫國粹，以其並非全為精粹也，這說法始於章太炎。胡整理國故首先強調的是方法，強調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和比較的研究。他對安徽戴震（東原）這位清代思想家很是重視，曾寫《戴東原的哲學》。而馬裕藻也很重視戴震，曾寫《戴東原的音韻》。兩下一唱一和，共同發揚戴東原的學說。可惜“戴學”在北大不如“紅學”那麼吃香。
馬裕藻長鬍適十三歲，學術背景也大不相同，但在北大同事多年，始終保持良好的關係。
1931年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開始整頓北大文史方面偏重浙人的局面。1933年胡適致信馬裕藻：“幼漁先生：前日與夢麟兄（注：蔣夢麟，時為北大校長）談文學院各系預算事。我們都感覺國文系的課程似宜盡力減少，教員亦宜減少。……鄙意以為如此改組，講師或可去三分之二以上，教授亦可減少二三人，至少可減少一二人。鄙見定多外行的話，乞先生裁定。總之，現在之一百多點鐘實在太多，似可減少到六十點左右。先生以為如何？匆匆奉商，乞鑑原。弟胡適上。”態度是尊重的，口氣是商討的，但意志是堅定的。後來，1934年，馬裕藻終於從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國文系主任位上卸職，由胡適接任，但仍被聘為教授，直至1945年去世。
馬裕藻之位由胡適繼任後，馬胡關係一直融洽。據馬裕藻幼子馬泰回憶，馬裕藻卸任後還曾以送一程的責任感寫信向胡適提出自己對辦理事務的意見。當然採不採納，是另一回事了，無論怎樣，這並不影響二人友好相處。
魯迅全集出版一事很能說明這一點。1936年魯迅去世，馬裕藻獻輓聯，聯曰：“豫才先生千古：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菿（注：菿，音，大）漢閣；清任高風，均平思想，同心深契樂亭君。弟馬裕藻敬輓。”菿漢閣指章太炎，樂亭君指李大釗，意思是，魯迅文章來自章，思想同於李。魯迅去世後，書商紛紛盜印其著作，於是其生前好友謀劃出版魯迅全集以維護知識產權。為此成立魯迅全集編委會，由蔡元培、許壽裳、臺靜農、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七人組成。許廣平當仁不讓，更是全力以赴。
問題來了。魯迅著作原多由北新書局出版，但雙方因版稅糾紛而生嫌隙，甚至對簿公堂，再度合作，似不可能。商務印書館為出版界老大，轉請商務館任印事，當然是個好主意，但總經理王雲五在魯迅生前便與之有隔閡，此時是否願意伸出援手，恐在兩可之間。許廣平與商務館接洽未果，轉請蔡元培推薦。蔡一向富於人情味，樂於助人，對於推介之請，基本上是來者不拒。王雲五深知蔡之為人，故也就對蔡的推薦不大考慮。鑑於王雲五之商務印書館並非全拒左翼作品，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蔡和森的譯著都曾由陳獨秀請胡適出面推薦而得出版，其原因在於王雲五與胡適是至交，王長鬍三歲，曾是胡的恩師，胡推薦王進入商務印書館並支持他的改革，使王成就了一生最重要的事業。
請胡適幫忙的事由許壽裳、馬裕藻二人承接下來。許讓馬出馬。馬裕藻向胡適提出請求，結果胡適一口答應了。許壽裳1937年致許廣平信說：“與商務館商印全集事，馬幼漁兄已與胡適之面洽，胡適表示願意幫忙，惟問及其中有無版權曾經售出事，馬一時不便做出定語，裳告馬絕無此事，想馬已轉告胡兄。商務迴音，俟後再告。”這信表明胡不是送空頭人情，而是腳踏實地地問及版權事，馬也不是漫天說話，而是不知為不知，不當場做肯定語。這些細節表現了那輩學人做事的務實、嚴謹。
魯迅的思想和胡適的思想不是一路，所以彼此之間向來存有異見。馬與許為冰釋前嫌，做了努力，以胡適一貫寬厚待人的胸襟，從來是把觀點不同與人際交往嚴格分別對待的，所以胡適接受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名義。這些過程在許壽裳與許廣平、許廣平與胡適的通信中都有記載。
胡適不僅按許廣平要求寫了介紹信寄給許壽裳，他還另專寫一信直接寄王雲五，王雲五與許廣平當面商談，事告解決。許廣平曾有一信致胡適：“六月九日奉到馬、許兩先生轉來先生親筆致王雲五先生函，嘗於十一日到商務印書館拜謁，王先生捧誦尊函後，即表示極願盡力……”事情發展好像很順利，可是商務館印魯迅全集事終未成功。原因不是王雲五，而是北新書局堅持不放棄版權。胡適在此事一開初就一語直奔要害，不幸而言中，到底是熟諳出版流程的行家。
1925年，北大同人遊中央公園。左起第一人為馬裕藻，第三人為沈兼士，第四人為胡適，第五人為蔣夢麟，第十人為沈尹默，第十一人為馬衡。
馬裕藻與胡適還有一段來往，也很說明二人的關係。
1920年胡適有病，到1921年，胡在《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中記述道：“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藥，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病。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芪十兩、黨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
對於中醫的價值，一直有兩種不同的看法，而且對立非常嚴重。千年以來，本無異見，但自從晚清開啟國門，西醫學說進入中國之後，中醫是否科學，就一直成為爭議不休的話題。胡適本也是反對中醫的，反對中醫的名人大有人在，如嚴復、梁啟超、孫中山、魯迅、陳獨秀，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級人物，但中醫並未因名人乃至政府當權者的反對而衰落消亡。
胡適在他1923年日記中記道：“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終日出汗多次，飲食不進。陸仲安看，說沒有大希望了。思永為三哥振之之子，三哥病肺癆三年，將死時始生此子。永幼時手足骨節處皆發現肺結核，故兩指與一手均拘攣不能伸直。”“他的病，據陸仲安說，‘虛勞已成’。今日尤使我們恐慌。”由此可以看出，胡適因自己病被陸治癒，對陸仲安特別信任。
就在上述胡適文章中，還記述了馬幼漁之弟馬廉的病情：“去年幼漁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腫至肚腹以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面都腫，兩眼不能睜開，他家裡才去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用參芪為主，逐漸增到參芪各十兩，別的各味分量也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滅，便溺裡的蛋白質也沒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由是胡適開始不僅相信西醫，也相信中醫了。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孫中山12月31日抵京，其時孫已是肝病重症在身。1925年1月20日，協和醫院診斷孫為肝癌晚期，並進行了手術，但病入膏肓，迴天無力。孫中山2月18日出院回家。宋慶齡建議請陸仲安來，但孫中山不信中醫，拒絕中醫診治。胡適素來推崇孫中山，孫中山對胡適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胡以自己1920年的親身經歷勸孫試試，於是孫同意讓陸仲安來。陸仲安望聞問切之後，開了藥方。依方炮製服下後，腳腫消退，體溫與呼吸均有改善，雖然沒能挽回孫中山的生命，但在減輕症狀，延長生命上起了一定作用。遷延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其後，中西醫之爭一直不斷，直至21世紀。最有名的當屬汪精衛授意的1929年衛生部中央衛生委員會第一屆會議，在沒有中醫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竟通過了取締中醫的法案，引起全國中醫抗議。北京中醫施今墨、孔伯華率華北中醫請願團赴南京請願，並挑戰西醫，要求進行中西醫比賽。比賽方法是集中十二名疑難病人，由西醫任選六人，其餘六人由中醫診治。結果中醫將六人全部治癒。更有戲劇性的是，當時汪精衛岳母患惡性痢疾，西醫沒治好，施今墨給治好了。施大夫開了十天藥，汪之岳母問何時再來，施回答：“三天痢疾止，五天胃口開，十天痊癒，無須再來。”結果一如所言。
其實，中西醫各擅勝場，西醫是顯微鏡，看得仔細真切，中醫是廣角鏡，看得寬廣全面，兩者結合則效果更加顯著，互相傷害，吃虧的只能是患者。
1935年馬裕藻因高血壓、腦動脈硬化中風，病情險惡，繼任國文系主任的胡適與馬裕藻夫人陳德馨商討治療方案，胡特請協和最負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西醫）診治，一年後，馬重返北大國文系任教授。
……
回首往事，生活在20世紀前葉和中葉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般都在傳承傳統文化基礎上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科學知識，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受到愛國、民主、科學思想的啟蒙，以及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或傾向社會主義或傾向自由主義，儘管外敵入侵，內戰頻仍，經濟落後，民生困苦，仍然努力工作，報效國家，促進了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他們對我國現代化所做的貢獻值得後人永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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